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案件，定性辯護的幾個核心問題

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近期，金律師處理了幾起因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的案件，此類型案件的辯護存在共同的爭議問題，但個案的性質(zhì)、爭議焦點又有所不同。現(xiàn)結(jié)合我們辦理類似案件遇到的相關情況，對該類案件的辯護和定性進行分析和探討。

涉請托辦事類型的案件，主要的刑事風險在于詐騙罪與賄賂犯罪，考慮到我們的專注領域，以及司法實務中的部分案例，本文僅就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的案件類型進行辯護探討。

第一，行為人是否收了錢，是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案件，首先要確認的事實。

受請托辦事，首要的問題是錢以及錢的流向，行為人有沒有收錢，是針對行為人個人而言，必須要確認的辯護前提。

行為人是否收了錢，存在事實和證據(jù)兩個角度的考量，其根本原因是刑事案件的證明責任的歸屬。因此在司法實務中，針對是否收錢的問題，存在事實辯和證據(jù)辯兩種。例如有確切的證據(jù)證明行為人沒有收錢，錢是被他人收取；或是現(xiàn)有證據(jù)無法證明行為人存在收錢的事實，從存疑有利于行為人的角度，自然要做有利于行為人，即行為人沒有收錢的事實推定。

當然，在涉共同犯罪案件中，并不一定要求行為人本人收錢，才成立詐騙罪。但是行為人是否收錢，仍是我們辯護時首先要確定的事實，在此基礎上，才能精準判斷后續(xù)的辯護思路。

例如，我們處理的一起案件中，案件證據(jù)不能證明行為人存在收錢的事實，在辦案機關認定的共同犯罪中，同樣不能確實充分的證明行為人存在虛假承諾。行為人事實上只是與涉案人員一起吃過飯，事后他人虛構(gòu)行為人的身份和辦事能力，并以此收取家屬款項。在本案中，我們認為行為人只是“被動”的替他人“站了臺”，行為人沒有參與實施共同犯罪的故意，沒有證據(jù)證明行為人收過錢，或者實際參與錢的分配，因此我們認為行為人不構(gòu)成詐騙罪。

第二，以何種名義收錢，雙方對款項性質(zhì)的合意，是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案件辯護的核心問題。

在我們接觸的此類案件中，通常存在兩種案件類型：

一是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達成某種合意，相對人支付的費用屬于給行為人的“勞務費”“辛苦費””喝茶費“，雙方之間明確清楚款項的性質(zhì)，或雖未明說但雙方對此都心知肚明。此種情況下，應視為雙方對于款項有明確合意的“勞務性質(zhì)”，只要后續(xù)行為人確實有受請托、為相對人辦事的實際行為，不論受請托事項最終是否辦成，都不應認定為詐騙犯罪性質(zhì)。

二是行為人虛構(gòu)要支付給他人“斡旋費用”“辦事費用”為由，要求相對人支付一筆款項。但是實際情況是，并不存在潛在的第三方介入辦事，行為人也根本沒有聯(lián)系第三方介入的考量和實際行為，行為人只是通過虛構(gòu)第三方、虛構(gòu)第三方辦事能力、虛構(gòu)第三方辦事費用，以此取得相對人支付的款項，并占為己有。行為人存在虛構(gòu)費用，相對人因此產(chǎn)生認識錯誤，此類案件是較為常見的涉詐騙罪案件類型。

第三，行為人是否具有辦事能力、是否具備辦成事情的條件，是認定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案件的另一關鍵問題。

拋開賄賂犯罪而言，社會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請托事項都會涉嫌違法、犯罪，也存在諸多合法的請托事項。因此，請托事項是否具備合法性前提，也可能成為整個案件判斷涉案人員主觀故意，以及最終對案件定性的參考要素。

此外，在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案件中，行為人是否具備辦事能力，是否具有辦成請托事項的條件，是案件定性辯護的另一核心問題。

例如，在我們接觸的一起案件中，張某為某一學校處理招生事宜，學校每年對于張某有固定的招生推舉名額，但是被推舉的學生最終是否被錄取，仍由學校審核。相對人了解到情況后，聯(lián)系張某幫忙處理小孩的升學事宜，并給了張某一筆“喝茶費”。在本案中，涉案人員的行為或許存在“違紀”甚至其他違法情形，但是張某具備受請托的辦事能力，受請托事項并非是張某虛構(gòu)的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實，張某不應構(gòu)成詐騙罪。

但是在其他案件中，行為人虛構(gòu)身份、虛構(gòu)辦事能力、虛構(gòu)辦成請托事項的條件，將自己根本不可能辦成的事項，描述成能夠“搞定”的事實。且在案證據(jù)證明行為人收取款項后，也根本沒有實際辦理請托事項的意愿，也沒有聯(lián)系他人辦事的實際行為，此種情形下，行為人往往會被認定成立詐騙罪。

第四，對款項的約定、請托事項辦不成后如何處理款項，行為人是否愿意退款，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某目的，是否成立詐騙罪的核心問題。

在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案件中，有一些案件是由于請托事項塵埃落定，確認事情辦不成之后，行為人未能及時退還款項引發(fā)的；也有一部分案件中，請托事項能否辦成尚未確定，但由于事情辦理過程中出現(xiàn)新的案件情況變化，導致相對人去報案或者案件被辦案機關發(fā)現(xiàn)的情形。

上述不同情形，對行為人退款與否的認定，以及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應進行分別討論：

其一，在受請托辦事涉詐騙罪案件中，如果行為人具備辦事的能力和條件，又和相對人約定事情辦不成即退款，則難以認定行為人對“請托款項”的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在案證據(jù)無法證明行為人事后想要非法占有請托款項，更加無法認定行為人涉嫌詐騙犯罪。

其二，行為人本人雖不具有直接的辦事能力，但是其將自己作為斡旋方，在收取相對人款項后，積極的去為相對人聯(lián)系第三方處理請托事項，有實際的辦事意愿、積極創(chuàng)造辦成事情的條件，并約定如果辦不成請托事項，會退還款項，則難以認定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例如，李某受相對人請托，幫忙處理黃某的相關案件，李某和家屬約定收取家屬款項，去為黃某請最好的律師，并提前收取請律師需要支付的大概費用，李某也從請托款項中獲得一定的報酬和好處費。雙方達成約定后，李某積極去聯(lián)系、溝通律師，溝通案件進展，但最終由于諸多愿意限制，并未處理好受請托事項。在此種情形下，由于李某和相對人及其家屬約定，事情辦不成退還款項，李某也存在實際退款行為或意愿的，不應構(gòu)成詐騙罪。

其三，針對雙方事先約定退款，但行為人最終無法退款的情形，也并非必然成立詐騙罪，仍是要結(jié)合行為人是否虛構(gòu)身份、虛構(gòu)辦事能力、虛構(gòu)辦事條件等欺騙手段進行判斷。如行為人在接受請托時，不存在核心的欺騙手段，后續(xù)由于客觀原因或其他原因，不能及時還款的，仍可能不構(gòu)成詐騙罪，最終是無罪或是構(gòu)成侵占罪等輕罪，需要視案件具體情況進行判斷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