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璽到底遭遇了什么？

易烊千璽到底遭遇了什么？

作者/慧超

（一）

“我決定放棄入職國家話劇院”。

因“考編”而深陷爭議的易烊千璽，在各方兵戈擾攘的輿論交火之后，以一副深感困惑的口吻，站出來回應相關爭議。

他寫道：

• 種種謠言讓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荒誕與恐懼。

此前，因為考編國家話劇院一事，輿論波瀾四起。人們質疑作為明星的易烊千璽利用其影響力和財富杠桿，撬動了某一扇隱形的“后門”，在考試中享受了某種特權，走了非正常流程。

爭議起于斯，但遠未止于斯。

討論逐漸匯聚成一股憤怒的情緒，這種憤怒的燃點指向不公平、不公正地攫取資源與財富的社會圖景。

尤其在《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下場為易烊千璽申辯之后，整件事已然變異為一場“小鎮做題家”對“特權階層”的聲討。

于是，那句人們已經在評論區中敲爛了的話再次高頻出現：

“這就是資本的力量嗎？”

千夫所指，萬種情緒，其實無非都是一句話：

你們這些錦衣玉食之人，為什么還要插隊來分我們的“救濟糧”？

如今風波漸息，冷靜復盤整件事，縱然是激憤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認，在事關公平公正的社會討論中，易烊千璽的案例遠遠稱不上惡劣——

他只是恰巧成為了公眾情緒的泄洪口。

而且，作為一個可供批判的對象，易烊千璽的身份，在某個維度上又是“安全”的。

公眾可以在這樣一個靶子上，隨意傾瀉自己對其它憤恨鏡像的子彈，而不必擔心遭受鐵拳的非難。

（二）

作為頂流明星，易烊千璽所坐擁的財富，早已可保他此生無虞。

諸如戶口、穩定、不內卷這些編制所蘊含的，之于打工人垂涎三尺的閃閃金光，在明星面前，編制所能提供的經濟保障其實是非常黯淡的。

但有一樣，無論對頂流明星還是小鎮做題家而言，都擁有著相同的吸引力：

安全感。

小鎮做題家渴望免于“畢業即失業，就業996，35歲被優化”的恐懼。

易烊千璽們看重的，則是面對潮涌時，編制所象征的那道安全之堤。

微博上的明星，如今一個個活得都像個機器人，除了轉發商務廣告之外，就剩下間歇性整齊劃一地呼應官媒的特定宣傳。

如果你對輿論環境有基本的敏感度，就會明白，這是一種“政治性營業”。

時代對“獨唱”愈發苛刻，當一個人作為公眾人物，迎頭撞上連“沉默”也會被解讀為陰陽怪氣的大氣候，除了加入到合唱之中，他們其實并沒有第二條路可選。

換言之，“國家話劇院”是不是真的是他夢寐以求的神圣殿堂，明星們是不是真的在意能在此提升演技，都是1后面的那些0。

在這個詞組中，真正重要不是“話劇”，而是“話劇”前面的那個莊嚴的詞匯。

在時代大氣候悄然轉變之下，相對于每一次眼疾手快地轉發官方正能量的宣傳語。主動去爭取一個自帶“正能量”認證和安全感光環的身份標簽，可視為一種“識時務”的選擇。

即便在真正的危機和失德行為面前，它或許并不能提供額外的庇護。

時代有一把尺子，但這把尺子的刻度，并不恒定。

站在今天，公眾人物已先人一步邁入“亂紀元”，如履薄冰之余，他們甚至難以揣測做錯事之后，將面臨何種程度的懲罰。

當年范冰冰被罰了8個小目標之后，還可以出席活動，宣傳商業品牌，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不老神顏。

而僅僅是3年后，帶貨一姐薇婭因為同樣的問題，卻在一夜之間，全網消失，賽博死亡。

大哥曾親口承認自己“犯過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事”，道歉之后，依然拍電影接代言穩居江湖C位。

李小璐和說唱歌手晚上出去“做了個頭發”，卻再也未能出現在任何一塊公共屏幕之上。

其實類似的例子，不用我說，你還能想起好多。

我不想探討對待公共人物違法或者失德行為，哪一種級別的懲罰才是恰當的，我只是想請各位咀嚼一個問題：

到底是人們的道德水準陡然間改變了？還是那把隱形的標尺，悄然間收縮了刻度？

同樣都是婚內出軌，是女星出軌就惡于男星嗎？同樣都是偷稅漏稅，帶貨主播的行為就惡于影視明星嗎？

當然不是，至少不全是。

氣候變了，水溫變了，風向也變了。

你看不見這“風”，但每個身居其間的人，都能夠感受到它的變化。

因為風向變了，所以，大家本能地希望抓緊更大的樹，本能地向更堅固的庇護所靠攏。

自由誠可貴，安全價更高。

（三）

“宇宙的盡頭是編制。”

作為一種職業選擇，編制所蘊含的身份標簽，一直隨著時代的激蕩而轉換著其所折射的群體意識。

從“為人民服務”的愿景初衷，到“不會下崗的鐵飯碗”，再由“清湯寡水一眼望到頭”的雞肋選擇，重新成為年輕人心中“錢不少事不多，福利好不內卷，35歲不畢業”的dream job。

或撩撥，或警醒，時代的律動左右著人們對身份的憧憬。

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象，僅僅在幾十年前，“富”竟是一個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詞匯，“無產”、“八輩貧農”反而是令人羨艷且自帶安全感的身份。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它鮮明又確鑿，擁有著不容置疑的先進性。

說起來，如此恍若隔世般的公眾意識顛覆，其實剛剛過去沒幾年。

改革開放之后，經濟大環境恰如一部快速上升、無限擴容的電梯。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神話，而這樣的神話，賦予了每一個個體閃光的生活與旖旎的憧憬。

其中，更重要的是憧憬。

信心，比黃金更珍貴。這句話，只有真正見過危機的人，才會領悟。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過上了“美國人一樣的生活”，消費主義大行其道，“月光族”成為媒體和商家共同追逐的時代寵兒。

作為一種中國人極度陌生的生活態度，“月光”的本質與勇氣無關，它更多關乎于信心——生活會越來越好，收入會越來越高，保障會越來越完善。

還記得幾年前全網刷屏的那些文章嗎？它們的標題是這樣的：

《你所謂的穩定，只是在浪費生命》

《你所謂的穩定，只是穩定地窮著！》

彼時彼刻，體制內的“鐵飯碗”在公眾的觀念中日漸生銹。它過于穩定，缺少想象力和一種全民都在試圖階層躍升的蓬勃張力。

而體制外的空間則以一種前所未見的縱深感，呈現出天高任鳥飛的遼闊。

不知道從何時，事情漸漸起了變化。

那些照片曾遍布機場書店的“人生贏家、創業導師”們，漸漸變得面目模糊，與之呼應的，是“吸血資本家”之類的標簽再次大規模出現在年輕人激憤的筆下。

只不過，這一次的媒介從紙張粗糙的“大字報”，變成了5G手機中的一條條彈幕，一則則評論。

從“馬爸爸”到“萬惡的資本家”，從“老公艸我”到“你工人爺爺早晚把你掛路燈上”……

風起于青萍之末，人們又眼睜睜看它變成一股氣勢磅礴的風暴。

很多事情都和經濟有關。

發展掩蓋問題，平息矛盾，當經濟引擎不再似往日澎湃，一些日積月累的沉疴，便在悄然中浸染成一種壓抑的群體情緒。

（四）

從優質偶像到輿論箭矢所射向的“階級敵人”，我相信，易烊千璽所產生的荒誕和困惑，是真誠的。

“怎么就會被罵成這樣？”

我想，早上十年，甚至僅僅是五年前，如果一位頂流明星選擇考編，在輿論場或許連一絲漣漪都不會激起。

顯然，疫情加速了某種“失速”。好消息不一定催人奮進，壞消息卻一定會讓人藏怒宿怨。

“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新華詞典》這個例句，曾可作為70、80一代的集體信仰。

但這樣的篤定，如今可能正在年輕一代的眼中逐漸黯淡。

當房價漲到普通的勞動者“撐桿跳”也夠不上的高度，當清北的研究生卷向街道辦，當985的名校生卷向帶編制的流水線，碗里的雞血就再也無法令人斗志昂揚了。

對于個體而言，這種情緒分裂出兩種全然不同的姿態，一種表現為佛系，一種表現為憤恨。

本質上，“小鎮做題家”是一群卑微又驕傲的人，他們卑微于自己的原生階層，又驕傲于通過努力奮斗改變自身命運的篤行不怠。

當打工人恍然發現，原來自己一直以來就像一頭拉磨的驢子一樣，賣力奔跑，卻一直都在原地轉圈。

試問，何驢不崩潰？

“擺爛”、“躺平”由此成為一種群體性心理危機。這時如果還有人指責驢的苦澀境地是因為它跑得還不夠快，驢就虛無了：

你可以把我當驢，但你他媽能不能不把我當蠢驢？

（五）

寫了《大衰退》的美國經濟學家辜朝明，最近在接受《晚點》采訪時說了一句話：

“恐怕要經過一代人，才能走出對衰敗的恐懼”。

細細品味這句話，像我這樣的80后，心中甚至會升起一股若隱若無的“幸運感”，因為在我們剛剛走出象牙塔之時，在我們最輕狂的那個年齡，從未恐懼于時代。

如今，大家都恐懼于那個更逼仄，更封閉，更保守，更板結固化的“可能走向衰退的未來”。

所以，如果你問我為何當下青年人熱衷于考編，如果你問我為何體制內的鐵飯碗再一次閃爍金光，為何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口中，竟再次頻繁出現“文革式詞匯”……

所以，如果你問易烊千璽到底遭遇了什么？

我很難解釋這一切如何發生和裂變，我只能反問一句：

你看見風了嗎？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