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過芒格“衣缽”的外資管理人，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經濟發展？

接過芒格“衣缽”的外資管理人，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經濟發展？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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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熟悉查理·芒格的朋友，已經知道我說的是誰了。

考慮到仍有極少部分人并不清楚芒格是何許人也，所以先簡單介紹一下這位今年已經97歲高齡的老頭。

他是“股神”巴菲特的傳奇搭檔，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董事會副主席。在過往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周期內，他和巴菲特共同造就了伯克希爾公司堪稱神話的復利投資奇跡。

這個“投資神話”有多驚人呢？

如果你在1980年拿出1萬元，交給巴菲特和芒格打理，等到2017年你想全部贖回這筆投資，那么當初的1萬元已經變成了1145萬。

是的，38年的時間，神一樣的投資人，可以讓一個人的資產翻1100多倍。

直到今天，97歲的芒格依然和巴菲特共同管理著超過一萬億人民幣的現金、現金等價物以及國債等投資標的。

這就是芒格，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當代投資大師，站在這個世界財富金字塔頂端的超級富豪。

芒格最器重的后輩無疑是李錄，一個中國人。

很多次談到李錄，芒格都毫不吝嗇地贊揚他就是“來自中國的沃倫·巴菲特”。

曾經有人向芒格提問：您如何判斷一名基金經理是否優秀，他們身上有哪些特質？

芒格的回答是：

“我已經找到了李錄，我不會再去找別人了。比李錄更出色的人寥寥無幾，回到你的問題——你需要的是李錄，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再給你找一個。”

芒格對李錄的器重和賞識，不僅僅是嘴上說說，而是真金白銀地支持，甚至是身家性命的托付：

李錄現在不僅是百億美元基金的管理者，也是查理·芒格家族資產的管理人。

也因此，李錄向來被投資界視作芒格先生的衣缽傳人。

芒格自己作為這個世界上最頂級的投資大師，對投資人能力和品格的挑剔程度，可以想象一定是極為挑剔，兩年前芒格自己曾表示：

“我活了95年，把芒格家族的財產交給外人管理僅此一例。”

（二）

李錄曾談到自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存在身份認知障礙——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年近50，他才找到答案：

“我既是純粹的中國人，又是百分百的美國人，并且1+1＞2。我能夠解讀兩種文明的各自風華，我可以于希聲處聞大音，于無形處觀有形。這樣的特質讓我在中美文化之間無界游走?！?br/>

在中美貿易摩擦和意識形態加劇對抗的大背景下，李錄確實是少有的，管理著巨額外資，身處美國卻能看懂中國的投資人。

我不太清楚李錄先生的國籍，事實上那也不是我感興趣的話題。

作為成長于中國，求學、工作于美國，成為職業投資者之后又反過來投資中國的基金管理人，我很好奇李錄這樣一個身上帶有“中美兩國文化混血”的投資人，如何看待未來的中國經濟，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我剛剛讀完李錄的《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這本書可以看做是李錄個人近年來思想的一次復盤，書中除了談李錄個人對價值投資理念的認識、思考與方法之外，還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到人類文明史、中國未來經濟及政治預測，以及東西方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

李錄勾勒了一副極簡人類文明史，他將數十萬年人類文明的進化與發展，分成了3個階段：

1.0狩獵采集文明

2.0農業畜牧業文明

3.0以工業革命為先導的科技文明

在此之下，李錄自己對3.0科技文明，意即現代化的本質，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定義：

“現代化就是當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時，所產生的經濟無限累進增長的現象。”

這句話有三個關鍵詞：現代科技、市場經濟和經濟無限累進增長。

這其中，最重要的關鍵詞，無疑是市場經濟。

李錄的這個結論，明顯受到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影響，它幾乎就是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發展而來。

即自由市場（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率、最公平的市場機制。

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不僅會不斷進化、自我完善，同時也能夠在規模效應之下，使市場資源分配越來越合理，市場越來越有效率，當這個過程快速發展，那么就會產生一個結果：

最大的市場最終會成為唯一的市場。

所以李錄總結，3.0文明的鐵律就是：

“一個國家強大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入到那個最大的國際自由市場體系里去；反之，閉關鎖國就會導致相對落后?！?/strong>

這是一個中國人異常熟悉的邏輯，畢竟中國過往4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神話，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我們加入WTO之后，中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結果。

李錄認為，中國當下正處于從2.5向3.0文明邁進的過程中。

“中國現在顯然還未處在現代化的狀態，但是已經具備了現代化的雛形。

（三）

小平同志在1978年第一次訪美時，曾對翻譯李慎之談到過自己的一個觀察：

二戰后凡是與美國好的國家都富了，凡是與蘇聯好的國家都變得非常貧窮。

李錄認為，導致這個現象背后的根源，正是3.0文明鐵律在起作用。

因為雖然蘇聯的華約組織市場規模一度也很大，但由于蘇聯當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非自由市場經濟，這導致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市場效率迅速落后于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

久而久之，后者的自由市場不斷進化，效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而前者經濟逐漸走向惡性循環，并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如果說2.0文明時代的核心訴求是土地規模，那么在3.0文明中，市場規模就變得無比重要，“得市場者得天下”。

當各國都具備自由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情況下，競爭的核心就是看雙方掌控的市場規模的大小。

顯然，當下地球上最大的自由市場，是美國秩序下的全球市場體系。

二戰后，美國建立了一系列世界性組織，這實際上是一個規模龐雜但邏輯嚴密的市場體系。

美國始終牢牢把握著這個全球市場的規則制定權、市場準入權和制裁清除權。

而正因為“最大的市場最終會成為唯一的市場”這一鐵律，所以導致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承受離開這個市場的代價。

因為你離開這個市場的時間越長，經濟就會落后的越快，國家也會變得孱弱貧困（比如朝鮮、伊朗等國）。

這導致作為“最大市場”規則制定者的美國，經濟上可以想制裁誰就制裁誰，而這種經濟上的封鎖和制裁，對一個國家及其國民造成的傷害，往往比單純的軍事打擊更大。

當然，美國歷來的做法是不做選擇題，對“敵國”往往是軍事打擊和經濟制裁兼而有之。

（四）

作為長期觀察中國經濟和真金白銀投資中國企業的外資投資者，李錄自然是所謂的“親中派”。他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充滿樂觀，今年4月份還在某商業論壇上公開喊話：

“現在是布局中國很好的時機，做價值投資，中國是很好的市場”。

李錄個人的判斷是，中國已經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即農村勞動人口由剩余變為短缺，中國經濟正處于美國經濟學家辜朝明所提出的“后劉易斯階段”，也被稱為“被追趕階段”。

這一階段的突出特點是：

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會將工廠轉移到勞工成本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

這個過程導致的社會負面效應是：

投資減少，本國的工薪階層工資水平會達到一個“天花板”，很難突破，工人時薪會停止上升，甚至因為用工企業的外遷而導致下降。

社會的總體工資水平呈停滯狀態，雖然經濟仍在發展，但各個階層分到的“果實”卻差距極大，社會階層矛盾加大，貧富差距加速。

李錄個人對中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度發達國家保持樂觀態度，他給出了一些支持這一結論的理由：

比如中國即將享受到巨大的工程師紅利，這將成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巨大引擎。

工程師紅利的背后是企業的科研創新能力，世界銀行的數據是，中國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高出了那些人均GDP是中國2倍、3倍的國家，而且遠遠高出那些和中國擁有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國家。

比如中國的城鎮化率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歐美的城鎮化率都在70%以上，而中國只有55%，未來仍在進行的城市化進程，會驅動中國經濟繼續發展。

這些理由多少有些老生常談的味道，我倒覺得，這本書前半部分中，李錄思考美國秩序下，中國如何邁向現代化的篇章，有其獨特的思考和見解。

李錄認為，面對美國秩序下的全球市場經濟，中國仍不具備成為世界秩序競爭者的經濟和科技實力。

同時以“中國故事”在當下全球主流文化的接受程序而言，中國亦暫時不具備，讓國際社會大部分人接受中國意識形態的軟實力。

因此中國如果要脫離“修昔底德陷阱”，首當其沖就是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市場經濟，避免閉關鎖國。

這也就意味著，在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市場秩序中，“需避免正面挑戰美國，遵守目前的國際規則”，避免和美國鷹派針鋒相對地斗爭。

用一個成語來概括就是：韜光養晦。

而在中國社會內部，需要警惕的錯誤，是要努力避免經濟政策上走向民粹主義。

比如反資本、反外資，崇尚“計劃經濟”下所謂的人人平等，技術上無論好壞都以民族企業為首選，以有形之手干預市場競爭，甚至打壓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等危險傾向。

強調改革開放，強調市場經濟，這其實也暗含李錄一直重申的人性因素：

人類就本性而言，情感上追求結果平等，理性上追求機會平等。

因此凡是能夠提供“機會平等”的社會，都可以持續發展，長治久安。

本篇可看做超超個人的讀書筆記，李錄的很多觀點爭議較大，我也并不認可，但他的確是一位，少有的能夠“讀懂中國”的外資基金管理者。

這句話的另一層含義就是，李錄先生的很多觀點，確實有“旁觀者清”的參考和思考價值。

經濟學是個不斷發展的學科，很多經濟學理論都存在巨大的爭議，包括自由市場機制，其實自亞當·斯密以降，學界和政界對它的爭議就沒停過。

我不是什么經濟學家，自然也搞不明白，市場經濟是不是最佳的經濟體制。

但我知道，自“計劃經濟”的制度理念誕生以來，全世界曾經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無一例外都失敗了——無論他們自己承不承認。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