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半年，李在明抓住了一個關鍵窗口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佳琦

韓國成均館大學研究生

2026年1月4日，李在明上任總統以來首次訪華，開啟其新年第一訪。

能在上任半年之后就開啟訪華之行，至少說明李在明對韓國國內局勢已經有一定的把握。而回顧李在明政府執政的這半年，外界的直觀感受往往不是某一項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推進的節奏更快、動作更連續。黨內指揮與黨政協同很快固定成常態化機制；軍安保線則把“強軍”與“可控、可追責”的要求捆在一起推進。經濟民生側依托TF專班（Task Force 專門工作組）與財政工具，先把穩預期、做體感放到前面；對外關系則在恢復溝通與控制外溢風險之間，刻意拉出推進節奏。

如果把這半年拆開看，會看到一種更穩定的工作方式：很多重點議題不再按“部門各管一攤”自然推進，而是被當作項目來處理——先把統籌架子搭起來，再把任務拆到人、拆到時間點，通過TF專班把跨部門事項變成可跟蹤、可驗收的推進過程。

一、半年執政動作盤點：黨內—軍事—經濟—外交“四線并進”

黨內：先把“黨政—總統室”鎖成一條指揮鏈

上任初期，政府把黨政協調機制前置為“控制塔”。做法是以“高位黨政協商會+總統室同桌”的形式，把執政黨、內閣與總統室先固定在同一張桌上，優先統一節奏與口徑，為后續預算、民生包、房地產與能源等跨部門議題減少內耗空間。

從公開行程看，7月6日首場高位黨政協商會召開時，總理金民錫就明確提出“包括總統室在內的黨政是一體”。

8月2日民主黨選出鄭清來為黨首后，黨內權力結構進一步向“親李”集中，鄭清來也強化了與總統“共同體”的敘事。

其結果并不是簡單的“黨管一切”，而是分工更清楚、協同更高頻：執政黨負責立法與國會動員，政府負責政策設計與執行，總統室負責議程設定、跨部門對表與對外口徑整合，多數議題以“同案推進”的方式并行展開，從而縮短了協調鏈條。

8月2日，在京畿道高陽市的韓國國際會展中，民主黨舉行第二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新任黨首。圖為鄭清來發表演講 韓民族日報

軍事：對內“可控可追責”，對外“制度化可驗收”

軍事安保這半年基本沿著兩條線推進：一條是對內整飭軍紀與指揮體系，先把責任鏈條捋清，再談整肅與改革，把“強軍”與“可控、可審計、可追責”一并推進；另一條是對外繼續把同盟合作往制度化方向推，即便在對朝緩和表述并存的情況下，威懾與作戰協同仍通過韓美既有機制穩步落實。

從公開報道看，12月18日前后國防部向總統的工作匯報，把文官統制、制度化控制以及軍情報體系改革放在較突出的位置。改革著力點主要落在軍情報與特戰等敏感領域：重整權限邊界與指揮鏈條，強化責任追蹤，盡量降低情報體系被政治化調用的空間，使其更可納入一套可控的治理鏈條。

對外合作方面，推進方式更接近“制度化對表”。第57次韓美安保會議（SCM）與第5次核咨商小組（NCG）以工作計劃、階段評估等方式把擴展威懾與作戰協同固化為流程。同時，部分議題以“項目”形態出現，例如美軍艦艇在韓維護修理（MRO）與造船維護合作的擴展，以及圍繞核推進潛艇議題的跨部門協商安排。這類項目在擴展能力邊界的同時，也把不擴散合規與對外敏感性管理的壓力同步抬高。

經濟：用“總統直控TF+財政工具”做體感，但匯率與房價仍是逆風

在經濟與民生領域，李在明政府一開始就把“先穩住體感”擺在比較靠前的位置。就任初期即指示成立緊急經濟點檢TF，要求相關部門迅速進入應對節奏——先把一個可以隨時點檢、隨時加速的統籌框架立起來，再在框架內推動具體措施落地。

在政策工具上，政府較早動用了財政手段來穩預期、做體感。比如7月4日國會通過第二次追加更正預算（31.8萬億韓元），把“民生恢復消費券”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并通過首都圈/非首都圈差異化補助、對人口減少地區追加補助等方式強調盡快執行；同時推出面向小微主體的“負擔減輕”類信用額度（如定向覆蓋水電氣與四大保險等固定成本），釋放“壓住生活成本、先托住現金流”的政策信號。

不過，民生優先的效果最終能否被穩定感知，很大程度仍要看兩項更硬的變量：匯率與房價。12月下旬韓元對美元偏弱波動（盤中一度接近1484.9，回落至1463.3附近震蕩），外部美元走強與風險偏好變化仍可能牽制輸入型物價與通脹預期；房價方面，媒體援引韓國不動產院12月25日周度動向稱，全國與首都圈仍處上行區間。

換句話說，即便“民生優先”的政策組合成立，匯率與居住成本仍可能在2026年持續形成現實層面的逆風。

外交：先恢復溝通常態，用經濟議題組織首腦外交，同時控制“被卷入”風險

李在明政府的對外路線大體呈現出一個比較清晰的推進順序：先把外交運轉拉回常態，再以經濟議題組織首腦外交，同時把風險控制放在旁邊同步推進。就任后，政府很快完成與美、日、中領導人的首輪通話，先把溝通渠道打通；隨后以加拿大G7相關日程作為多邊場合的首次亮相，并在雙邊會見中反復強調貿易、投資、供應鏈、能源與戰略產業合作，逐步把“以經濟議題為主軸的首腦外交”做成固定節奏。

與此并行的是對“卷入風險”的克制處理。6月下旬決定不出席北約峰會時，總統室以中東局勢不確定與國內議程等因素作出解釋。無論外界如何解讀，這一選擇至少傳遞出一個傾向：政府并不否認同盟的重要性，但會盡量避免被外溢性更強的擴展議程牽引到高風險前沿。

進入下半年，外交推進更像“關鍵雙邊—多邊機制—主場外交”相互嵌套：8月推動韓日首腦會談并帶動高層往來機制重啟；隨后舉行就任后首場韓美首腦會談，公開將貿易關稅與造船、核能等戰略產業合作列為高頻議題；而慶州APEC周則成為主場外交的峰值窗口，圍繞關鍵雙邊密集對表，并把“恢復與穩定管理”以及半島議題溝通放在顯著位置。

APEC峰會周在韓國慶州開啟 圖片來源：APEC官方新聞中心、韓聯社

整體而言，政府一方面用經濟議題組織外交議程，另一方面通過減少不必要卷入、依托機制化協作推進同盟與周邊關系來壓住外溢風險：韓美線更突出項目與規則的執行性，中韓線短期更可能優先落在經貿、人文交流與溝通機制上，而安全議題仍存在明顯上限。

二、執政風格：強統籌、機制化推進、體感優先

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的執政方式，大體可以用三個詞來抓住：強統籌、機制化推進與體感優先。它更傾向于先把黨、政府與總統室的協同關系固定下來，通過高位黨政協商會和持續對表把節奏統一起來，讓立法、預算與行政執行盡量在同一套時間表上推進，而不是等待部門之間“自然形成合力”。

在治理手法上，這屆政府的偏好很明確：先把協調框架搭起來，再推動具體議題往前走。很多事情不是一開始就去講“敘事”或“形象”，而是先把會議機制、分工方式和交付節點定下來，讓跨部門事項能夠持續推進、也便于追蹤結果。

這種做法在幾條線上都能看到：經濟領域以緊急經濟點檢TF開局，把物價、景氣與財政工具納入總統層面的高頻點檢；安保領域將核推進潛艇相關的跨部門協商安排、以及軍情報體系調整等敏感議題，放進統一統籌與階段性交付的節奏中；同盟合作則通過SCM/NCG等機制，把擴展威懾與作戰協同固化為“計劃—評估—驗證”的流程。

總體而言，它更像先把“推進機器”裝好再讓政策在機器里跑：框架一旦成型，協調鏈條會縮短，節奏也更容易被統一，外部口徑隨之更集中。

從政策排序看，政府把“體感”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財政工具先行，優先穩住小商戶與消費，再把中長期結構議題往后放一放。追加更正預算、消費券/返現、面向小商戶固定成本的減負類信貸，以及節日物價對策等，組合起來指向同一個目標——先緩沖民眾日常最直接的壓力：吃穿住行的漲幅、固定支出與現金流緊張。這樣做的政治含義也很直接：先把體感穩住，才能爭取更長的政策窗口與更高的社會容錯度。

安全議題上則呈現出一種并行推進：對朝表述更強調信任恢復與對話條件，釋放緩和信號；但軍備建設與同盟協同并沒有跟著收縮，演訓與威懾機制照計劃推進，相關預算與能力建設也繼續加碼。整體呈現出對朝語氣更緩，但威懾與能力建設仍按既定節奏推進。

對外路線更像是在同盟框架內做“能力升級”：一方面繼續推進同盟合作的制度化與現代化，另一方面把提升自身政策空間的訴求嵌入這些合作安排中。比如通過OPCON驗證程序、MRO造船等項目化合作，以及核潛艇相關協商路徑的公開化，政府更傾向于在同盟體系內擴大能力邊界與議程主動權，而不是走脫鉤式的單邊路線。

外交姿態上，整體思路偏向“控風險、抓節奏”。多邊場合保持必要的能見度，主場APEC周集中安排關鍵雙邊，以經濟議題組織首腦外交；同時對卷入風險更高的擴展議程保持克制（如不出席北約峰會），盡量把外交運作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圍內，避免把不確定性外溢到國內議程。

作為治理工具，TF專班更像一個跨部門的“項目辦公室”：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門的議題迅速拉到同一張桌上，縮短協調鏈條，盡快形成統一口徑與推進節奏。它并不替代部委日常職能，而是把跨部門事項從“各自解釋、層層會簽”的慢流程，轉為“集中會商—任務拆分—節點交付”的快流程。

需要說明的是，TF專班并非李在明政府的獨創，前幾任政府也都有不同形式的臨時推進組織。但從運作風格看，李在明政府更傾向把它當作常用工具，用來加強統籌、提高推進效率。為便于比較文在寅、尹錫悅與李在明三屆政府就任后六個月內相關組織的設立情況，并避免口徑混亂，本文先做如下三類區分：

A（嚴口徑）：組織名稱明確含“TF”；

B（次嚴口徑）：官方臨時推進體（委/團/協商體等）但名稱不含TF；

C（寬口徑）：官方或主流媒體明確稱其為“TF級別”。

以6-12月底時間段為統計窗口（基于作者整理的公開信息清單）：李在明初期合計13個專班（A=12，C=1；B=0），其中總統端5/13（38.5%）。文在寅相同時間內合計22個專班（A=9，B=13；C=0），其中總統端0/22。尹錫悅的臨時推進專班合計為9個（A=6，B=3，C=0），總統端為1/9（11.1%）。

李在明初期合計13個專班 圖為筆者自制

從這種統計口徑出發綜合各TF專班議題，可以得到一個更謹慎的比較：尹錫悅前6個月的TF更像在危機或單點議題牽引下“階段性拉起”；文在寅與李在明則更接近于把TF當作常態化治理裝置。

但兩者又有形態差異：文在寅更偏“部門擴散型”的委員會鋪開，強調程序性背書、覆蓋面更大，但協調成本也更高；李在明則更偏“中樞設題+TF項目交付”，其中五個總統直屬TF（經濟點檢、跨國犯罪、自殺對策推進本部、光州軍民機場六方協商體、青瓦臺再遷）的議題都具有高度跨部門性與政治敏感性，因而需要以總統端設題、TF項目化交付、統一口徑的方式壓縮協調成本并加速落地。

三、窗口期的形成：多數席位、民意加成與反對黨失序

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內能以高密度節奏推進議題，并非只靠行政技術，更離不開一個階段性的政治窗口。至少有五個因素疊加在一起，降低了政策推進的摩擦成本。

黨內集中：議程更統一、動員更順暢。李在明政府在上任半年內之所以能以較高密度推進議題，一個重要前提是執政陣營內部更集中，議會結構也相對有利。多家評論將其歸因于民主黨長期圍繞“親李”格局運轉：這使政府在設題、立法與預算動員上更容易獲得黨內同步配合。與此同時，隨著議會優勢形成，快速處理、壓縮冗長辯論等程序工具的可用性上升，從而壓縮了政策推進的政治摩擦成本。

民意加成：更強的承壓能力與政策窗口。按韓國蓋洛普在李在明就任滿6個月時的調查結果，總統施政好評為62%，政黨支持率呈現執政黨優勢格局——民主黨43%、國民力量24%。這類“總統高支持率+執政黨領先”的組合，往往意味著政府在議程設定、爭議議題的承壓能力上處于相對有利位置：政策推進的難點不僅在技術層面，更在于能否承受隨之而來的政治摩擦，而較高支持率與執政黨領先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其可操作空間。

議會結構：多數席位與程序工具降低“否決型摩擦”。以第22屆國會為例，民主黨擁有171席。在不少議題上，只要再與部分友好小黨形成階段性配合，預算案與一般法律案就更容易進入“能過關”的表決軌道（但距離修憲所需的200票仍有差距）。這與尹錫悅政府初期形成對照：當時多家媒體與事實核查材料提到，尹錫悅就任后約6個月內，政府向國會提交法案77件，但在國會本會議層面通過為0件，議會結構對行政議程的掣肘非常明顯。相反，截至11月19日前后，這屆政府“國政課題”相關法令已推進完成72件，其中法律48件已在國會通過，配套行政法規24件公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