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國大量建校？誰給的權利？真相終于說清

2026年4月的今天，中日關系正經歷冷戰以來最嚴峻的寒冬。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日本人在中國偷偷開了上百所學校＂的老謠言又借尸還魂，在短視頻平臺上瘋狂傳播。

越是中日博弈白熱化的時候，這種真假摻半的情緒炸彈就越容易傷及自身判斷力。我想先從一個事實講起。

數字一夸大，恐慌就上來了，流量也就到手了。這些學校的法律身份叫＂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早在1995年，國家教委就發布了《關于開辦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暫行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在中國境內合法設立的外國機構、外資企業、國際組織的駐華機構和合法居留的外國人，可以依照該辦法申請開辦此類學校。

說到審批程序，有些人以為蓋個章就能開學。最初審批權在教育部，2012年國務院將其下放至省級教育行政部門。

北京還進一步增加了＂教學管理＂章節，明確了對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課程設置、師資隊伍、硬件設施等方面的原則性要求。從辦學宗旨審查到實地驗收、從教師資質核實到資金來源審計，一整套流程跑下來，少則幾個月，多則半年以上，哪有＂偷著建＂那么容易？

同時，教育委員會可根據需要對學校使用的教材進行審查。所以別動不動就腦補成＂法外飛地＂，監管的手一直沒松過。

再有一條硬杠杠：學校招生對象為在中國境內持有居留證件的外籍人員子女，學校不得招收境內中國公民的子女入學。

有人看到＂禁止中國人入內＂就血壓飆升，但冷靜想想，這本身是保護中國孩子——日本課程體系和國內學籍、高考完全不銜接，中國孩子進去讀了，升學出路反而斷了。謠言雖不值一駁，但謠言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它踩中了真實的民族記憶和當下真切的安全焦慮。

2024年的兩起惡性事件確實令人痛心。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十歲日籍男童在校門外被持刀襲擊，翌日凌晨不治身亡。

2025年1月24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兇手鐘長春死刑，同年4月21日，該犯已被執行死刑。更早的蘇州案中，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兇手周加勝死刑，2025年4月16日已被執行。

兩案兇手均系無業游民、社會邊緣人，法律給出了最嚴厲的懲處。同時不能忘記的是，蘇州案中挺身而出的校車引導員胡友平。

蘇州市設立了＂友平見義勇為基金＂，2025年7月她獲＂全國見義勇為模范＂稱號。胡友平用生命告訴世界——中國人的善良不分國界，中國人的正義不因仇恨而失色。

關注在華日本人學校安全是一回事，日本政府在戰略層面不斷觸碰中國紅線是另一回事——兩者必須分開看，但又確實在同一個大背景下被攪在一起。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眾議院答辯時，公然宣稱對臺灣地區使用武力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日本可能出動自衛隊武力介入臺海危機。此番言論性質極其惡劣，徹底踩踏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底線。

中方的反制迅速且精準。2025年11月19日，中方通報日本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此前中日剛恢復水產品貿易不到一個月。

2026年1月6日，商務部發布公告，宣布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向日本軍事用戶和軍事用途出口。稀土方面，中國國有企業已通知部分日本企業不再簽訂新合同。

這些措施直擊日本產業命脈——日本2024年稀土進口來源中，中國占比超過70%，用于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汽車電機磁體的重稀土，日本幾乎100%依賴中國。

就在本月，日本在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中將日中關系由＂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4月1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明確回應：中日關系當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臺謬論，背信棄義，損害中日關系政治基礎，挑戰戰后國際秩序。

正如王毅外長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所指出的，2026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歷史又給了日本一次捫心自省的契機。但顯然，高市內閣選擇了背道而馳。

回到在華日本人學校這個議題。從國家治理角度看，我們需要的不是情緒化地＂拆學校＂，而是更高標準地＂管學校＂。

近年來北京、深圳、重慶等地已經相繼修訂和加強了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管理辦法，包括對外籍教師加強管理，開展中國法律法規、教師道德規范等宣傳教育。制度不斷完善，執行更要到位。

最后說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在中日關系高度緊張的當下，每一條涉日話題都可能成為情緒引爆點。

日本右翼勢力在臺灣地區問題上的挑釁必須堅決回擊，這是主權和尊嚴的底線，一寸也不能讓。但回擊的方式，應當是國家層面精準有力的反制措施，而不是在網上用謠言給自己打雞血。

把一所依法審批的外籍子女學校渲染成＂間諜據點＂，不僅不能傷到對手一根毫毛，反而會傷害中國的法治形象和營商環境，給日本右翼制造＂中國不安全＂的口實。真正的清醒，是看清哪些問題是制度可控的常規事務，哪些問題才是必須寸步不讓的國家核心利益。

在中國的土地上辦學，就必須守中國的法律，這條底線從1995年到2026年，從未動搖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