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遭美國全面封鎖，總統夫婦被綁架，硬扛美元不低頭

2026年很可能成為西方固守教條與尋求新方向的全球南方之間分水嶺。在意大利，歐盟統計局的官方數據證實了民眾的切身感受：該國經濟政策已徹底失敗，它以犧牲國民健康與養老金為代價，換取對布魯塞爾指令的服從以及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備擴張計劃的支持。

意大利政府背離民意，屈從于嚴苛的財政緊縮政策。盡管喬治亞·梅洛尼政府口頭上高喊民族主義，但在執行新的《穩定與增長公約》時，卻表現出一種近乎“蒙蒂式”的狂熱。對于拉美公眾而言，馬里奧·蒙蒂象征著那些代表大銀行利益、充當破產清算人的新自由主義“技術官僚”。

《穩定與增長公約》本質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的歐洲版，它通過強制性的預算平衡要求，給各國財政套上了枷鎖，使其無法在民生領域進行投資。

意大利經濟部長吉安卡洛·焦爾杰蒂目前在面對3.1％的赤字率和137.1％的債務率時顯得孤立無援，他完美地體現了這種政策矛盾。他一方面接受由法德軸心和金融中心強加的游戲規則，另一方面試圖將責任歸咎于所謂的“特殊情況”和運氣不佳。

現實是政治性的：意大利每年削減120億歐元的社會支出，并承諾到2035年將國防開支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5％，以取悅唐納德·特朗普。這種“戰爭緊縮”正將國家推向不可避免的衰退，而此時，國家復蘇計劃的效應已近枯竭。

委內瑞拉成為觀察全球反抗運動的獨特實驗室。在這個金融投機主導政治的“市場病”時代，委內瑞拉扮演了特殊觀察哨和抵抗實驗室的角色。在遭受海外資產凍結、殘酷經濟封鎖以及總統馬杜羅與第一夫人西莉亞·弗洛雷斯遭綁架的攻擊下，這個玻利瓦爾國家正試圖開辟一條獨特的自主發展道路。

正如經濟學家雷納爾多·塔馬里斯所言，加拉加斯面臨雙重挑戰：既要擺脫傳統的租金型采掘業遺產，又要抵御華盛頓發動的物質與認知戰爭，以防這個“實驗室”被徹底抹除。

委內瑞拉在捍衛能源主權及持續尋求國家支持方面的抵抗，表明了其在擺脫美元枷鎖過程中的艱難但關鍵的步伐。去美元化不僅是貨幣選擇，更是一種去殖民化的行動。當歐洲將自身鎖死在自殺式的《穩定與增長公約》中時，構建面向歐亞大陸和多極化格局的戰略聯盟顯得尤為必要，這旨在將石油和初級資源從美國控制的銀行體系中剝離出來。

委內瑞拉憑借其卓越的戰略資源，一直是美國帝國主義垂涎的目標。美國資本主義模式正處于結構性危機中，只能通過侵略和非法占有他國資源來維持生存。正因如此，通過綁架馬杜羅和弗洛雷斯，美方試圖將意大利式困局強加給玻利瓦爾革命進程：即一個深陷債務泥潭、被迫削減公共服務以償還不可持續債務的政府。

拉美地區正面臨與歐洲相似的財政勒索風險。這正是帝國主義希望在拉美復制的命運，阿根廷正在進行的“社會屠殺”實驗便是明證。2026年的教訓十分清晰：布魯塞爾的“財政紀律”與華盛頓的“美元勒索”實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人民的救贖需要勇氣去打破這些人為的枷鎖，堅定地站在那些主張生命價值高于預算平衡的人們一邊。

當然，前路坎坷，因此對于古巴和委內瑞拉等對沖突有清醒認識的國家而言，領導層保持政治掌控至關重要。關于委內瑞拉重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問題，委內瑞拉統一黨總書記迪奧斯達多·卡韋略·隆東指出，該組織仍欠委內瑞拉50億美元，收回這筆資金的唯一途徑就是讓委內瑞拉成為該金融機構的成員。

卡韋略表示，在宣布重啟關系后，一些革命同志感到不滿，因為他們只看到了負面因素。他強調，如果有人有更好的辦法追回屬于委內瑞拉人民的資金，請提出來。

他認為，僅憑情緒進行批評很容易，但現在討論的并非舉債或推行緊縮政策，而是收回屬于委內瑞拉人的資金，并將其投入公共服務、電力系統、醫院和薪資發放中。據卡韋略稱，代理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已明確了這些資金的用途。

曾主持《葉子》節目的資深主持人馬里奧·席爾瓦對此持截然不同的觀點。這位議員認為，在馬杜羅和弗洛雷斯遭綁架后，中央情報局可能已在暗中接管國家，干預共和國五大權力機構的任命，以剝奪玻利瓦爾主權。

席爾瓦認為，唯一的選擇是像伊朗人那樣抵抗，證明美國帝國主義并非不可戰勝，且入侵委內瑞拉絕非易事，因為“我們是一場和平但絕非手無寸鐵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