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民國“黑律師”整治：“訟師類人員”的清理與博弈

莊玉武|民國“黑律師”整治：“訟師類人員”的清理與博弈

摘要：民國律師制度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法律服務從傳統的“法外之勢”向現代專業職業的艱難跨越。然而，新制度的引入并未能立即根除深植于土壤的訟師習氣，反而催生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古代訟師以及“黑律師”（非律師）群體。他們繼承了訟師的“刀筆”傳統與“權力掮客”邏輯，利用“兼理司法”等制度漏洞，將法律服務異化為一種帶有詐騙性質的“權力傳銷”。本文通過對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整治亂象的考證，揭示了新興律師群體如何通過印鑒管理、身份甄別等手段修筑“專業護城河”，并探討了法治現代化如何真正走出訟師時代的陰影。

第一章 身份迷思：從“非律師”到“換裝訟師”

在民國的法律話語體系中，“黑律師”并非一個法定術語，而是一個帶有濃厚社會批判色彩的政治標簽。其核心指稱是那些游走在合法邊界之外的**“非律師”**群體。

一、 術語的政治：為什么拒絕“在野律師”？ 民國初期，司法界對非法執業者的稱謂存在激烈的權力爭奪。1937年，天津地方法院院長方藥雨曾試圖使用溫和的**“在野律師”**一詞來統稱該群體，但遭到了律師公會的強烈抗議。律師公會認為，若不使用貶義的“黑律師”或“非律師”，便會模糊合法與非法的界限，誤導民眾將這群“不法流氓”視為正規律師的延伸。這種稱謂之爭，本質上是專業共同體在爭奪對法律服務市場的壟斷權與解釋權。

二、 “黑律師”的社會圖景 這些被稱為“換了裝的老訟棍”的群體，背景極其復雜：

1. 退役官僚與胥吏：如法院退職的書記官、司法警察，他們利用“熟門熟路”進行權力勾兌。
2. 法政落第者：雖然接受過新式教育，但未能通過日益嚴格的甄拔（如1920年代后漸趨嚴苛的資格核準）。
3. 幫會勢力：在天津，黑律師群體常與青紅幫深度綁定，形成暴力干訟的“黑惡化”特征。

第二章 亂象之源：制度溫床與“權力傳銷”

“黑律師”之所以禁而不絕，源于現代化改革中“新酒舊瓶”的斷裂。

一、 “兼理司法”：法治陽光照不到的縫隙 民國初期，由于經費和人才短缺，廣大縣級行政區劃仍實行**“縣知事兼理司法”**制度。在這種模式下，律師被禁止出庭，客觀上為那些精通衙門潛規則、擅長“串通胥吏”的傳統訟師提供了理想的避風港。可以說，黑律師是帝制司法“黑箱”在現代體制下的局部復刻。

二、 生意邏輯與“權力傳銷”的本質 不同于正規律師追求的“規則抗辯”，黑律師銷售的是一種**“勝訴的幻覺”**。

• 權力傳銷：他們夸大自己與院長、推事的親近程度（如通過“三日小宴”建立的關系），向當事人索取巨額“關系費”。
• 詐騙屬性：這種行為在本質上多半是詐騙。若勝訴，則歸功于“打點”；若敗訴，則推諉于“對方關系更硬”，利用司法過程的不確定性收割當事人的焦慮。

第三章 治理的技術與組織：北京律師公會的印鑒戰

面對黑律師對行業信譽的結構性破壞，律師公會采取了從技術到政治的全方位反擊。

一、 1928年的印鑒函件：建立專業防火墻 1928年7月，北京律師公會向法院提交了一封標志性的函件，隨文附送了204名合法會員的印鑒樣本。

1. 強制蓋章制：公會力促司法當局規定，凡是非由備案律師署名蓋章的狀紙，一律不生法律效力。
2. 治理目的：此舉旨在通過“物理防偽”手段，斬斷黑律師非法代理的通道，迫使法官在收狀環節就對非法身份進行技術過濾。

二、 對內清理：嚴懲“賣戳律師”整治黑律師的難點在于職業內部的“資敵”行為。部分合法律師為牟小利，專門在法庭附近“賣戳”，即為黑律師撰寫的狀紙代蓋印章。律師公會通過內部懲戒制度，試圖肅清這些為“訟師習氣”提供合法外衣的“害馬”，以維護職業的純潔性。

第四章 地區博弈：天津的血腥與上海的茶館

一、 天津：暴力干訟與“海河沉尸”天津的整治帶有強烈的治安肅清色彩。所謂“東南西北四大俠”的訟師群體，常通過武力威脅律師與法官。

• 案例：律師王俊生因在案中戰勝黑律師“南霸天”高新，竟遭硫酸（硝鏹水）襲擊。
• 結局：1946年佟姐夫案中，黑律師因誣告被警備司令部秘密處決并投尸海河，反映了整治行動在極端法治環境下的殘酷性。

二、 上海：茶館文化與掮客治理 上海的黑律師多以“律師掮客”形式存在，活躍于“鳳翔春”等靠近法院的茶館。治理工作的核心是促使司法機關清理這些非正式的法律中介中心，強調“律師非營業者”的職業使命，試圖將法律服務從“茶館文化”拉回到“法庭文化”。

第五章 行業天問：如何徹底告別訟師時代？

整治“黑律師”的歷史，是中國律師確立“高尚職業”地位的必經之路。

一、 走出“關系迷信”要根除黑律師，必須保障司法獨立，讓專業辯論而非權力勾兌決定案件勝敗。只要“父母官”式的自由裁量權依然存在，民眾對“關系”的依賴便不會消失，黑律師的“權力傳銷”就仍有市場。

二、 回歸“在野法曹”的使命 真正的整治不應僅停留在取締，而在于律師群體的自我升華。律師必須從單純的“法律營業者”回歸為“保障人權”的憲政斗士。正如沈鈞儒等在“七君子案”中所展現的，唯有依靠專業的信仰與風骨，才能在社會心理上徹底切斷與傳統訟師的血脈關聯。

結語： 民國對黑律師的整治，是一場法治現代化的清理運動。它告訴我們，從訟師到律師的飛躍，不僅需要證書與法典，更需要建立一個基于規則而非關系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作者：莊玉武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