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個越來越危險的日本”系列評論之四 日本“再軍事化”撕下“和平國家”偽裝

唐知遠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內閣及相關會議上正式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消武器出口僅限定在五類“非戰斗用途”的限制，原則上允許出口戰斗機、導彈等殺傷性武器，甚至在特定條件下允許向處于沖突中的國家出口武器，并弱化國會事前審批和監督制衡，只需由國家安保會議審批后通知國會即可。此舉徹底打破日本戰后武器出口的禁令壁壘，撕下“和平國家”偽裝，是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轉向，觸發多重隱憂。

日本民眾卷入戰爭的風險上升。自高市早苗執政以來，日本“再軍事化”進程明顯提速，各類演訓頻次大幅增加，自衛隊安全事故頻發。就在武器出口禁令解禁當天，陸上自衛隊發生坦克炮膛爆炸事故，造成3死1傷。去年12月，一枚23公斤的火箭彈在福島演習場脫靶，直至次日才被找到，引發周邊民眾恐慌。令人嘆息的是，在“和平憲法”框架下從事防御性任務的自衛隊員，因日本安保政策系統性轉向，面臨的服役風險大幅增加，他們不得不拿血肉之軀為激進軍事政策獻祭。

對日本普通民眾而言，日本開始向周邊國家出口殺傷性武器帶來的首先是戰爭風險。日本防衛預算已連續14年增長，2026財年突破9萬億日元，而社保、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預算增長嚴重滯后。為填補巨額軍費開支缺口，政府計劃增稅或發行國債，日本民眾面臨物價上漲、社保水平下降的同時，還要為擴軍野心“買單”。NHK、共同社等日媒的民調顯示，超一半受訪民眾反對出口殺傷性武器。日本國內在野黨、和平人士及學者紛紛表示擔憂，認為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違背“和平憲法”精神，將把國家重新拖入戰爭泥潭。

地區和平與穩定遭嚴重沖擊。二戰期間，日本軍工產業不僅制造大量用于侵略戰爭的武器裝備，還深度參與強征勞工等戰爭罪行，支撐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戰后，受“和平憲法”約束，日本軍工產能一度蟄伏，但仍以“寓軍于民”模式暗自構筑完備軍工產業體系。此次政策松綁，加上防衛預算連年暴漲，將徹底釋放日本軍工產能。經濟上的逐利，同政治上的右傾和社會上的民粹主義相互勾連，將助長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內在沖動。當軍工產業的齒輪開始為軍國主義復活而轉動，日本曾經帶給亞洲鄰國的深重災難恐將再次重演。

此外，日本借助武器輸出，大搞地緣軍事勾結。日本向菲律賓出口預警雷達，同澳大利亞簽署出口軍艦的巨額軍售合同，同英、意聯合研發下一代戰斗機，積極融入美英澳“奧庫斯”體系，并向東南亞多國兜售軍事裝備，大規模派員參加美菲聯合軍演，接連部署具備所謂“先發制人對敵打擊能力”的導彈設施。這與其標榜的所謂“和平道路”和“專守防衛”政策格格不入。更危險的是，根據解禁后的新政策，日本在特定情況下甚至允許向處于沖突中的國家出口武器，這意味著日本理論上可以實質性介入地區沖突，對地區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安全威脅。

日本鄰國已明確反對。中國外交部表示嚴重關切，指出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是事實和現實，國際社會將保持高度警惕，堅決抵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妄動。韓國外交部呼吁，日本防務安全政策應堅守“和平憲法”精神，朝著有利于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方向發展。此前，朝鮮和俄羅斯也針對日本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發出明確警告，反對日本破壞地區安全穩定的危險行徑。

二戰后國際秩序正被踐踏。《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明確規定，日本應完全解除武裝，不得維持能使其重新武裝的產業；日本的“和平憲法”也對軍力、交戰權、戰爭權作出嚴格限制，戰后日本還確立了“專守防衛”原則。但日本右翼勢力屢屢突破底線，從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到逐步松綁“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再到如今徹底解禁武器出口，一步步蠶食戰后國際秩序、突破“和平憲法”約束。

近日，日本防衛相訪問澳大利亞后，公然聲稱“軍人之間的友誼也是日澳關系的一大特別力量”，實質承認自衛隊的“軍隊”屬性，徹底撕下“專守防衛”最后一塊遮羞布，所謂“自衛隊”的名稱也早已名存實亡。對日本右翼而言，解禁武器出口只是開始，后續修憲、擁核等危險舉動或將接踵而至，日本踏上“再軍事化”道路給世界和平帶來巨大隱患。

?玩火者必自焚。日本右翼勢力若執意重走窮兵黷武的老路，必將重蹈歷史覆轍，遭到國際社會徹底孤立和抵制。國際社會應高度警惕，絕不能讓日本“再軍事化”這匹脫韁野馬，破壞地區穩定與世界和平根基。（作者是國際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