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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頓酒店的槍聲已經沉寂,但圍繞這起槍擊事件的陰云遠未散去。
4月25日晚,當特朗普在2600名賓客的注視下喜提人生第三次刺殺。
官方將這一事件定性為獨狼式的襲擊,特朗普本人也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不認為襲擊與當時正在緊張進行的美伊戰爭有任何關聯。然而,在這個看似結論清晰的敘事之外,我們不能排除一種更加幽暗的可能,這起事件的背后目的并非要想致命,而是一種警告。
要理解這一猜想的來源,我們必須先看清特朗普現在的處境,這位美國總統正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危險十字路口。對外,他與伊朗的全面戰爭已經打響,德黑蘭方面已對他發出了最高級別的全球追殺令,對內,美國社會的政治撕裂已達到了沸點,針對政治人物的極端暴力事件近年層出不窮。
如果把目光越過德黑蘭和國內極端勢力,特朗普似乎還有一個致命的威脅,正是那個被特朗普稱為“史上最偉大盟友”的國家以色列。這種猜測聽起來似乎讓人難以接受,但它并非沒有存在的可能性,因為特朗普實在太像是以色列扶持起來的傀儡了。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以關系達到了一種超乎常理的熱度。這種熱度不能用簡單的盟友二字來解釋,因為他超越了戰后歷任美國總統對以色列的支持程度,甚至超越了基于地緣政治利益的理性計算。特朗普政府完全拋棄了美國長期以來試圖平衡巴以,對以色列施加一定壓力的政策傳統。他不僅全面支持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定居點擴張,還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承認戈蘭高地為以色列領土。除此之外,更是做了一件以往任何美國總統都不敢做的事,為了以色列直接發動了對伊朗的全面戰爭。這些裝裝件件的政策,在中東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幾乎等同于一個超級大國動用自己全部的國力為另一個國家的最大利益服務。
一個美國總統為什么會這樣做?僅僅是出于個人信念嗎?還是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呢?
將奧巴馬和拜登對以色列的政策放在一起對比時,這種反常就更加刺眼了。奧巴馬與內塔尼亞胡的關系堪稱美以關系史上最惡劣的時期之一。奧巴馬將凍結猶太定居點作為重啟巴以和談的核心前提,在2011年提出巴以應基于1967年的邊界線來劃定領土。而內塔尼亞胡指責奧巴馬幼稚、軟弱,對危險視而不見,稱他不懂中東不懂以色列的生存困境,2015年的伊核協議更是徹底激怒了以色列。內塔尼亞胡不惜違反外交慣例,接受共和黨議長邀請,召開白宮直接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講,當眾痛批奧巴馬是在拿以色列的生存做政治交易。在奧巴馬任期的最后時刻,美國更是破天荒的在聯合國安理會放棄了否決權,放任2334號決議通過,譴責以色列定居點的擴張行為違反了國際法。對此,內塔尼亞胡的回應充滿了怒氣,大罵奧巴馬是有史以來最敵視以色列的美國總統。
而在拜登執政時期,情況并沒有好轉,被內塔尼亞胡只為重蹈覆轍,對伊朗軟弱與妥協。加沙戰爭爆發后,拜登在支持以色列自衛權的同時,逐漸對以軍造成的大量平民傷亡采取強硬態度,威脅暫停部分軍援,甚至私下罵內塔尼亞胡是個徹頭徹尾的壞人。內塔尼亞胡則公開回懟,強調以色列不是美國的附庸國。
然而,這里有一個必須澄清的關鍵點,民主黨的兩個總統對以色列政府態度不好,絕不等于他們就敵視猶太人,更不等于他們與在美國社會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猶太資本集團關系疏遠。事實上,民主黨的背后同樣站著龐大的猶太國際資本集團,這些力量對民主黨的政治捐贈和支持從未減弱。
這看似矛盾,實則邏輯清晰。這些猶太資本集團支持對以色列政府施壓的民主黨候選人,并非因為他們不愛以色列,而是因為他們更愛錢。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一定程度的平衡,外交不能完全倒向以色列。完全倒向以色列會損害美國與阿拉伯世界的經濟關系,會擾亂石油美元的穩定流轉模式,會限制軍火和基建產業在更廣闊的中東市場上漁利。站在美國整體國家利益的角度,以色列只是中東棋盤上的一枚棋子,但站在全球資本流動的角度,整盤棋的收益才是這些跨國精英真正在乎的東西。
但這恰恰讓特朗普的存在更加令人費解。特朗普的做法將美國的中東政策完全系于以色列一國的利益之上,從美國整體國家利益來看是說不通的,從商業回報來說也是非常不劃算的。他得罪了整個阿拉伯世界,攪亂了中東原本就脆弱的力量平衡,讓美國陷入了一場耗費巨大且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一個精于交易的商人總統怎么會做這種毫不計較投入產出比的買賣呢?
于是,一個幽暗但邏輯自洽的猜想浮現出來,如果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命運從一開始就與以色列的利益深度綁定呢?如果他的崛起、他的當選,他關鍵時刻的政治勝利都離不開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呢?有強烈以色列背景的億萬富豪阿德爾森向特朗普輸送了上億美元政治現金。紐約時報曾曝光以色列特工組織深度干預美國大選,為特朗普團隊提供關鍵情報和輿論操控。以色列為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是沒有代價的。
如果是這樣,那么特朗普在總統任期內近乎無條件的向以色列輸送利益就不是什么政策選擇,而是一種近乎機械式的還債。他不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臺面上與以色列做交易,而是在更深層的結構里成為了一個被扶持起來的代理人。
因此,當這樣一個代理人開始有了自己的意志,事情就會變得危險,而當下最核心的矛盾正是在此。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特朗普可能正試圖從對伊朗的戰爭中抽身,這場戰爭本身就是他送給以色列最大的禮物,如今他卻可能想要收回。以色列,作為一個在歷史上無數次展現出為達目的不計代價的國家,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嗎?一個曾經敢于在公海襲擊美國軍艦,敢于深入敵國領土執行暗殺行動,敢于公開操縱美國國會以對抗在任總統的國家,在面臨生死攸關的戰略利益時,還會恪守著什么外交底線嗎?
試想一下,假設特朗普確實正在考慮從伊朗戰場撤軍,他的理由可能很充分,戰爭拖了那么久,國內反戰情緒高漲,經濟數據難看,中期選舉壓力巨大。但從以色列的角度看,促使美國推翻伊朗政權是以色列過去數十年來的戰略最高目標。內塔尼亞胡和摩薩德負責人花費了數月時間才說服特朗普啟動史詩之怒行動,他們甚至成功讓特朗普無視了美國自家情報機構的謹慎評估。如今目標尚未完成,棋子卻想自行離場,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直接的外交施壓不起作用,如果白宮中的某個代理人開始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非恩主的需要形式,那么就需要某種信號,某種足夠隱蔽卻又足夠清晰,足夠讓人不寒而栗的警告。這種警告不能是公開的威脅,他必須看起來像是一場偶然的事件,一次不幸的安保疏漏,一個孤立瘋狂的獨狼行動,槍聲離他足夠近,讓他清楚感受到死亡的逼近。又離他足夠遠,確保他毫發無傷,所以防衛森嚴的白宮記者晚宴就是最完美的舞臺。正因為這里本應是最安全的地方,在這里制造漏洞本身就是最響亮的警告。
如果這真的是一次警告,那他已經完美的完成了任務。當然我們無法證實這個猜測。這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尤其在情報和地緣政治的黑暗森林里,本來就不會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但純粹從政治邏輯的角度出發,這種解釋卻具有內在的合理性。他解釋了特朗普對以政策極度反常的根源,解釋了以色列在美以關系中所展示的那種異乎尋常的自信和底氣,也解釋了這場面上毫無政治關聯的槍擊案為何選在那樣一個微妙的時刻發生。
不管如何,特朗普有幸迎來了人生中的第三次刺殺。他造就了美國史上空前的政治撕裂,兩黨水火不容,街頭暴力頻發,他親手點燃了對伊朗的戰爭,讓德黑蘭的全球追殺令如影隨形。他近乎無條件效忠的最偉大盟友,一旦察覺妻子想要離場,也未必會手下留情。從國內的仇恨漩渦,到德黑蘭的死亡通緝,再到以色列的無聲脅迫,沒有任何一方會允許他全身而退,危險也許將是他余生唯一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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