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離開海軍部隊13年，重返后職務比調離前高一級，幾個月后再晉升

1967年盛夏，華東沿海的警報聲時有時無，東海艦隊政治部主任李長如卻突然接到上級電話——調往剛成立不久的國家海洋局。電話里只有一句話：“工作需要，立即報到。”這是海軍系統內部一次并不公開的組織調整，消息傳到軍港，戰士們議論紛紛：離開就是退居二線了嗎？

彼時的國家海洋局仍掛著國務院牌子，卻完全由海軍代管。原因很直接，六十年代我國對近海、遠海的水文、氣象乃至海底地貌研究幾乎空白，而海軍手中有專業艦艇、有技術骨干，也有保密條件。為了讓科研和國防在同一張圖紙上推進，中央決定把這支新隊伍交給海軍來帶。于是，從軍裝到干部任免，都沿用部隊體系。

李長如到崗后的頭銜是“政委”，職務相當于副兵團級，與他在東海艦隊時持平。表面看是平調，實則責任加碼。海洋局的科研點散布天津、青島、廣州、海南等地，任務覆蓋海水淡化、深海沉積物取樣、遠洋氣象觀測，領域跨度從地震預報到能源開發。那套“政工+科研”結合的全新模式，需要一名懂部隊紀律又能和工程師溝通的人來壓艙。

1969年到1976年間，海洋局參與的多項項目與國防工程密切相連。打個比方，1970年我國第一次向太平洋公海發射實驗火箭，就要依賴海洋局提供遠洋風向、洋流、浪高等一連串數據。如果沒有這些資料，回收船隊就像在沒燈的夜里找針。李長如常年跑在一線，見證了那串由科研所、觀測船和海軍基地織成的龐大網絡。

時代風向在1980年拐了彎。隨著國家科委接手海洋局，現役軍人要么脫下軍裝轉業原地工作，要么返回部隊。那年初春，六十三歲的李長如遞交申請：“愿意回海軍。”理由簡單：技術可以交接，戰友情難舍。組織批準后，他帶著幾箱資料、數十本科研日志北上，任命電報上寫的是“北海艦隊副政委”。

同年5月，他走進青島某海軍碼頭的會議室，看到政委康志強，后者笑著來一句：“老李，你身板還硬朗，哪里像回來的？”輕松一句，卻道出兩人相識三十年的默契。新的分工擺在桌面：康志強抓全面，李長如主抓干部教育、警備動員。晉職副政委，標志著他比13年前離開時提升了一個臺階。

不到兩個月，海軍又下一紙命令：康志強調任海軍副政委，李長如接任北海艦隊政委。艦隊政委屬于正兵團職，不得不說這速度令許多年輕干部驚嘆。李長如卻擺手：“是組織信任，也是責任疊加。”接管那天，他站在碼頭升旗桿下，只說一句：“船要行穩，先穩舵手。”

北海艦隊當時擁有6位副司令、3位副政委，一支遠洋訓練編隊剛從渤海口歸來。艦艇更新、兵員培訓、海上應急救援，全靠新的政委統籌。他走訪每條護衛艦，夜里挨間宿舍聊家常，常說：“政治工作不是唱高調，是讓大家心里有底。”這番做派并不花哨，卻讓基層官兵感到腰桿硬了。

值得一提的是，艦隊里有不少從海洋局返回的技術軍官，他們兼具納米比亞外海勘測經驗和艦艇駕控本領。李長如把這些人視為橋梁，讓他們在海圖修編、聲吶訓練上擔任骨干。老兵新花樣，幾次實彈射擊演練，拖靶誤差下降到預定精度內，高層暗中叫好。

1982年秋，中央提出“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年輕化”的新要求，軍委明確65歲以上干部原則上退居二線。北海艦隊黨委開會時，李長如穩穩坐在首位，翻著名冊逐個點評年輕軍官的優劣。散會后，他緩聲對秘書說：“人才得往前推，我這把年紀，該讓位了。”話極輕，卻透出決斷。

1983年初，他辦理了離職休養手續，年滿66歲。離開指揮所那天，他習慣性地抬頭看海，無風，浪也不高，恰似從軍四十余年的終點。官兵列隊送行，禮炮聲中，他沒有回頭，只抬手敬禮。次日，青島海濱一間普通干休所多了一位新住戶，墻上掛的兩張照片引人注目：一張是1967年他在海洋局碼頭的留影，另一張是1980年重返海軍時的合影。十三年，一頭一尾，替他寫下了獨到的履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