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夯實基礎 全面發力——“十五五”時期發展的速度、質量和溫度

劉元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

本文轉載自4月9日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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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作出戰略擘畫，這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需要把握好兩條發展的主線，深入認識發展的速度、質量和溫度。

夯實基礎與全面發力：把握好兩條發展的主線

（一）主線一：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將加速展現，并且發生質與量的躍升

如果我們靜下心來分析中國當下的經濟形勢，不難發現，目前處于多重周期疊加的底部，我們思考問題就不能簡單局限于底部各種現象的解讀，而是需要盡可能擺脫周期力量擾動，看透跨越周期的力量。

這條主線的第一個支撐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和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持續存在并且持續鞏固。這條主線的另一個支撐點，是五鏈融合形成的一套體系化、機制化的內生創新驅動體系，和以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它們為“十五五”時期續寫中國經濟奇跡打下堅實基礎。

縱觀過去十幾年，我國經濟增速從“十二五”的平均11.7%調整到“十四五”的5.4%。但是，我們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非常矚目的奇跡，即技術的前沿化、產業的高端化和創新的體系化。從世界工業化進程來看，美國達成這一目標耗時60年，德國和日本也歷經40年，而我國工業化的基本完成用時不到20年。僅從2025年看，中國經濟展現的堅實發展基礎與強勁韌性也是有目共睹：我國貿易順差已經超過一萬億美元；A股市場總市值突破100萬億元；全球創新指數進入世界前十；新能源乘用車滲透率超過50%；等等。

歷史表明，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濟發展的關鍵指標是：能否真正進行高效的基礎研發，能否進行持續迭代的產業升級，能否利用現代金融方式持續支持研發和產業升級并且形成良性閉環，也就是所謂的新“三駕馬車”。這既是支撐一個國家和民族穿越周期的核心力量，也是破解短期問題的深刻密碼。

比較研究顯示，美國科創模式主要由以下部分構成：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頂尖基礎和應用研究；軍工復合體推動的科技轉化體系；以VC/PE為主體的科創金融所形成的強大技術創新孵化體系；由七大頭部公司所形成的集團化研發體系。我國科創模式目前吸收了美國的一些成功經驗，同時創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在將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結合起來的基礎上，構建出新型舉國創新體系。在這套體系的作用下，我國不僅成功實現了趕超的目標，而且在很多領域從跟跑到并跑甚至到領跑。近日，國家發改委牽頭的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正式啟動，覆蓋中央和地方各層級，形成全方位支持。

近年來美國也在進行一系列調整，主要表現為開始在國家體系里專門設立未來產業研究所，也意味著美國產業政策的全面回歸；在原來三大科學研究基金基礎上設立大量的新型基金，對各種高端產業、前沿產業和未來產業進行全面支持；特朗普政府依托幾大法案進一步放寬對于頭部公司的監管，很重要的一點是允許其發行超長期債券為AI相關領域融資。

這些重大調整源于美國智庫開展的很多關于“中國模式”的研究。比如美國前財政部長耶倫提出，中國創新驅動的戰略體系已經成形并具備超級競爭力，美國必須在戰略體系上調整，否則在新一輪的技術和產業革命中難以贏得勝利。再比如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對我國十大行業進行系統性研究后得出結論，認為中國雖然尚未實現整體領先，但是已經建立起市場需求導向的正向循環的創新體系，明確提出美國創新體系必須作出全面調整。202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吉翁也專門談到，中國和美國在新技術上都有自己的體系，均以領跑者的身份行動。因此，我們也需要對于中國創新體系到底進展到什么樣的程度，有一個科學的判斷。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副總統萬斯的幾次演講頗具代表性。他認為，一場科學革命并不意味著產業革命的勝利。比如，第二次電力革命主要是英國推動的，取得更大收獲的卻是德國和美國。第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主要是美國推動的，取得更大收獲的可能是中國。無制造則無設計，無設計則無創新，第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是由場景驅動，而不是單純由實驗室或者象牙塔驅動的。場景驅動最重要的場景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供應鏈和超大規模的制造業體系。

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新框架已基本確立，正在全面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內生性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對傳統增長模式的替換，將為解決短期問題與周期性問題筑牢基礎。發展是我們解決各種短期問題和發展困擾的根本路徑。

（二）主線二：“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宏觀經濟周期再平衡的關鍵階段，各種周期性力量反轉以及周期性政策持續加力，將帶領中國經濟最終走出艱難的周期底部，形成新的供求平衡

宏觀經濟學其實主要就兩個問題：一個是增長，一個是波動。我們要看到經濟增長主線的前景，也要深刻認識經濟波動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不僅是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因素的交織，而且較之以往的周期性問題要復雜得多。其突出體現在如下三點。

其一，新一輪康德拉季耶夫技術周期開啟。科技創新的加速使原來人家可能十年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在兩三年內解決；原來人家二十年面臨的問題，我們可能在五年內面臨。比如AI，經濟學領域涉及AI談得最多的是索洛悖論，技術出現之后不是能夠馬上拉動經濟的增長，就像熊彼特創新理論里面談到的創造性毀滅，毀滅后再創造，這個過程很復雜。

其二，房地產庫茲涅茨周期調整開啟。最近一些文獻在總結近百年來27個國家房地產危機所產生的一些規律性變化。一般認為，較為劇烈的房地產危機會導致一國GDP大幅下降。房地產沖擊會導致市場主體各種資產負債表失衡包括房地產價格下行以及資產價值縮水，這也是經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資產負債表修復是房地產調整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工具。

也就是說，房地產的調整一定會對國民經濟、宏觀經濟帶來深度的沖擊而非小感冒，這是人類歷史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無法跳脫的周期性規律。當前我國房地產的調整主要表現為：第一，以保交樓為主體，防止房地產風險向社會風險進行蔓延；第二，通過房地產融資白名單制度進行流動性管控，防止房地產開發企業持續暴雷，進而引發房地產金融風險向整體金融風險蔓延；第三，房地產下行調整的走勢整體仍未企穩。也因此，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對房地產的調控進入新階段，即由增量擴張全面進入存量提質增效階段，同時以新型城鎮化與城市更新作為兩條主線。

其三，投資周期與債務周期的疊加。其決定了中國投資將在走低觸底后，于“十五五”中期進入復蘇—高漲階段。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壓力之一是固定資產投資出現負增長，甚至比消費帶來的壓力還要大。這一壓力源自房地產行業調整以及地方政府財政吃緊，不少企業投資利潤率觸及5%這個關鍵臨界值。但新一輪技術與產業革命以及國家替代，將使新投資大幅度回升。

“十五五”時期發展的速度、質量和溫度

在多重經濟周期疊加因素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還能保持平穩運行，充分展現了黨中央、國務院的科學決策、精準決策。從方法論來講，周期輪轉屬于最基本的一種規律。我們不期望消滅周期，但是希望盡可能熨平周期過度波動，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目前我們的學術判斷是，2026年應該是周期的底部，2027年前后呈現出周期性復蘇應該是大概率。這里需要提醒的一點是，切忌將周期性問題固化，短期問題長期化。

（一）發展的速度

上述多重力量共同決定的發展速度是什么呢？這就要回到經濟增長面臨各種要素的制約，短期波動和下行壓力很大，但是中期的前景是樂觀的判斷。中國新質生產力加速發展，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正在形成，預計“十五五”開局之年經濟增長速度將會保持在4.5%-5.5%區間，我國在回歸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同時，名義GDP增速將實現較大幅度的回升，并將形成穩中向好、前低后穩的新態勢。也就是說，預計2026年的經濟壓力依然會很大，低于潛在增長率是正常的現象。具體來說：

一是經濟增速。2025年的全年經濟增速在5.0%左右，總量達到140萬億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參數是人均GDP或將超過1.4萬美元。

二是人口因素。人口總量延續負增長，到2030年預計人口老齡化率會超過20%，尤其要防范16-65歲的勞動力人口負增長滑入警戒線。與此同時，研發人才紅利將會在“十五五”時期加速釋放：研發人員折合全時當量已經達到7000多萬人，是世界第一；不過創新人才紅利仍受制約，如工程師和科學家的薪資水平在全世界范圍看依然較低。

三是債務率和儲蓄率。過去中國顯著的發展態勢很重要的基礎參數是儲蓄率很高。也因此，很多人盼望儲蓄率能夠下降一些，消費率能夠上升一些。但是儲蓄率的快速下降也會產生資本積累能力不足等問題。

四是新興產業。隨著以AI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全面崛起，以及一些關鍵“卡脖子”技術的突破，加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資源配置效應，TFP驅動型經濟增長將在“十五五”時期加速形成。IMF2025年報告指出，AI的應用可以將密集使用AI國家的經濟拉高0.8-0.9個百分點。2025年美國第三季度GDP環比增長率達到4.3%，2026年美國AI領域的資本支出將會迸發，18萬億美元的投資將于未來2-3年內完成投入，因此相關研究預測，2026年美國GDP增長速度有望突破2.5%。

當然，目前對于美國經濟的討論經常處于極化狀態：一方說泡沫很嚴重，必將崩潰；一方說前景很光明，中國競爭壓力將急劇上升。筆者認為更為重要的討論是，中國在技術進步、創新模式上能否真正形成經濟增長的持續推動力。這幾年我們經常陷入一個悖論——技術進步很大，產業升級也很好，但是企業盈利有限。在人類400年市場經濟史上，這種現象出現過三次。典型案例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出現的超級黃金時期，技術進步很大，產業升級很好，最后反而出現了大蕭條。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發展還要闖過一個關口，即如何將產業升級、科技創新進一步借助市場成功地轉化為企業收益，形成創新升級的閉環。這個閉環目前還沒有真正完成，也因此需要在反內卷運動、政府治理體系改革、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上做大文章。

（二）發展的質量

“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的質量和結構也會發生深刻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支柱產業的轉換。其中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房地產與建筑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可能從2020年最高的15.3%下降到2027年的12%，預計未來穩定在國際主要發達經濟體平均約13%的水平。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比將大幅提高。2022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已經超過房地產與建筑業總和，預計“十五五”時期將穩定在18%左右。這一調整的過程勢必是個陣痛期，也是高質量發展必須經歷的階段，支柱產業轉換將在“十五五”時期完成。

與此同時，資本市場將迎來結構性變化。高科技股票的價值將持續凸顯，無論是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都在加速這個變化。我們也會看到制造業在未來的一些變化，特別是高端制造業與傳統制造業加速分化。2025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同比增長13.2%，機電產品出口占出口總值60%，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美國。消費也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除了未來消費結構、消費總量，消費率的變動可能比任何參數變化更難測算，它的黏性比投資和出口還要大，“十五五”時期能夠提高2個百分點已經非常可觀。

（三）發展的溫度

基于上述速度和質量的變化，以及一系列相關的結構性調整，我們的發展溫度會怎樣？

前不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堅持民生為大”。2026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做提高“民生體感”的事情，同時穩步改善一些關乎“市場體感”的指標。2026年我們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大致為4.5%-5.5%，CPI目標是2%，名義GDP增長速度大致是5.5%-6%，而2025年四季度我國的名義增速約為4.1%左右，不僅今年，明年的發展任務也將異常艱巨。

5.5%-6%的名義GDP增長速度，意味著當下政策導向和發展定位要與過去存在顯著差異。而我們目前的“體感”主要基于4.1%的名義增速，其對應的參數大致是：公共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2%；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5%。需要提醒的是，這是一個平均數的統計或者中位數的統計。如果進一步分類分群進行測算，4.1%的名義增速所對應的居民收入、企業利潤、財政收入都將面臨壓力，尤其是邊際人群的收入狀況亟待改善。因此，“十五五”時期我們將會看到，前兩年依然可能面臨著低物價的困擾，其較之高物價問題更難治理、更難破局。未來兩年我們能否推動CPI由0時代回歸到2時代，PPI由-2%到-3%的水平回升到0時代，同時GDP平減指數從目前的-0.8%回歸到正值區間，都是異常艱巨的宏觀經濟發展任務。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要繼續勒緊褲腰帶，要過點緊日子。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們有信心全面回歸到正值區間。2026年CPI就有望回到2時代，當然，這極大地取決于我們反內卷行動的成效。如果未來CPI由0時代步入2%-3%，PPI由負轉正，名義GDP增長速度也會再次步入6%-8%的區間。如果名義GDP增長速度能夠達到8%以上，全民的“體感”一定更加美好。當然，這需要我們勇于駕馭短期和周期性問題，使我國增長的潛能、大好的歷史戰略機遇，持續轉化為民族復興的驅動力。這考驗我們的政策智慧，也要求進一步明確中長期戰略定位。

概而言之，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將在“十五五”時期加速顯現，核心原因是內生性創新驅動增長模式使我們擁有了穿越周期的密碼。其中，產業高端化、技術前沿化以及創新體系化共同支撐了中國創新驅動模式的形成，依然需要加速結構發展改革；房地產市場的平衡運行、反內卷行動的成效以及不平衡問題的破解，依然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議題，均衡的新發展格局將決定發展的質量與可持續性。多重周期疊加決定了本輪宏觀經濟形勢的艱巨和復雜，也考驗著我們的智慧、勇氣和改革的力度。但可以明確的是，“十五五”時期將是中國宏觀經濟周期再平衡的關鍵階段，多重周期性力量的反轉以及逆周期政策的持續加力，將帶領中國經濟走出周期底部，實現新的供需平衡并邁向新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