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67｜堅持“主客觀統一”準確認定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

審理法院：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號：(2023)吉01刑終170號

入庫編號：2025-04-1-139-001

關鍵詞：信用卡詐騙罪 惡意透支 有效催收 變相發放貸款

裁判要旨：

1.對于使用信用卡透支導致未能及時還款的行為，應當根據在案證據，準確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堅持主客觀相統一，避免客觀歸罪。

2.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應當重點考量行為人的工作單位、收入情況，辦卡資料是否真實，透支款項用途，未能及時還款的具體原因，以及是否逃避催收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行為人具有穩定合法工作及收入來源，透支款項用于生活支出，案發前具有連續還款行為，因受意外事件等原因影響未能及時還款，沒有逃避銀行催收的，不能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為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一、案件事實與爭議焦點 （一）基本案情回顧

2017年4月27日，金某向某銀行信用卡中心長春分中心申領了一張尾號為3076的通寶白領信用卡，核定額度為人民幣10萬元。該卡的特殊之處在于，根據《某銀行通寶白領信用卡領用合約》的規定，該卡不支持現金提取、現金充值以及常規刷卡消費，也不能通過互聯網、電話、郵件等途徑進行消費。持卡人需要向發卡銀行申請借款，銀行以“白領金”名義將借款轉入持卡人其他同名銀行卡賬戶，持卡人按月償還本金及手續費。

2017年5月至2020年2月期間，金某通過電話多次向銀行申請白領金，銀行將所申請的資金通過該信用卡賬戶轉入金某本人的同名借記卡賬戶，金某支取后用于生活支出。2020年2月以后，金某未能按合約規定按月足額償還本金及手續費。銀行分別于2020年3月26日、4月2日、5月26日、6月2日、6月3日、6月4日、6月6日、6月12日、7月9日多次向金某發送催收短信。

2020年10月27日，銀行向公安機關報案，此時金某總欠款134139.95元，其中本金99551.90元，費用34588.05元。同年11月4日，金某家屬歸還銀行10萬元。一審法院判決金某犯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案件經歷二審發回重審、重審一審再次定罪、重審二審最終宣告無罪的過程，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終審無罪判決。

（二）爭議焦點歸納

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其一，金某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其未能及時還款的行為能否被評價為刑法意義上的惡意透支；其二，發卡銀行的催收行為是否符合司法解釋規定的“有效催收”要件，包括催收的時間節點、間隔要求以及證據證明標準；其三，本案所涉通寶白領信用卡的業務模式是否屬于“以信用卡透支形式變相發放貸款”，從而應當排除“惡意透支”條款的適用。

二、法律分析：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認定的三重限縮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規范化認定：從事實推定到綜合判斷

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在主觀要件上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是區分刑事犯罪與民事債務糾紛的核心界限。然而，主觀目的的證明在司法實踐中長期面臨困境：一方面，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難以直接證明，客觀上只能通過外在行為事實進行推定；另一方面，若過度依賴推定，則極易滑向“客觀歸罪”的泥淖，將單純的欠款不還行為刑事化。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六條第二款采取了折中立場，要求綜合持卡人信用記錄、還款能力和意愿、申領和透支信用卡的狀況、透支資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現、未按規定還款的原因等情節作出判斷，并明確“不得單純依據持卡人未按規定還款的事實認定非法占有目的”。

本案的裁判邏輯清晰地體現了這一綜合判斷方法的適用。法院從正向和反向兩個維度對金某的主觀狀態進行了審查：正向維度上，金某具有穩定合法的工作及收入來源，辦卡資料真實有效，不存在騙領信用卡的行為；開卡后至案發前持續還款，總還款金額達56萬余元，占銀行總投資金額的89.05%，這一高比例還款事實強有力地佐證了其具有履約意愿和履約能力；透支款項用于生活支出而非違法犯罪活動或揮霍消費；未變更聯系方式，未逃避銀行催收。反向維度上，不存在“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使用虛假資信證明申領信用卡后透支”“透支后通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等手段逃避銀行催收”“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等司法解釋明確列舉的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對“未按規定還款的原因”給予了特別關注。金某辯稱未能及時償還系受疫情影響以及母親住院等因素所致，這一抗辯雖然在民事層面不能完全免除其違約責任，但在刑事層面卻具有阻卻“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重要意義。因為刑法懲罰的是“不想還”而非“還不起”，因客觀困難導致的履約遲延，欠缺主觀上的惡意，不應被納入犯罪范疇。這一判斷邏輯體現了刑法謙抑原則的內在要求，也回應了疫情等特殊背景下債務糾紛刑事化的社會關切。

（二）有效催收的程序性制約：證明責任與證據標準

“有效催收”是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成立的程序性要件。《解釋》第七條第一款對有效催收設定了四項條件：在透支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后進行；催收應當采用能夠確認持卡人收悉的方式；兩次催收至少間隔三十日；符合催收的有關規定或者約定。這些條件的設定，一方面是為了確保持卡人獲得充分的還款提示和寬限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限制發卡銀行的刑事報案權，防止其輕易將債務糾紛導入刑事程序。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銀行是否完成了對有效催收的證明責任。銀行主張金某于2020年2月末透支本金99551.90元，并于2020年5月27日、6月30日實施了兩次有效催收，金某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然而，銀行于2020年3月26日、4月2日發送的催收短信內容顯示，彼時金某的欠款金額分別為17988.51元和36527.26元，與銀行聲稱的2月末已透支全部本金99551.90元存在明顯矛盾。這一矛盾使得銀行關于透支本金時間起點的說法難以自圓其說，進而導致法院無法認定2020年5月27日、6月30日的兩次催收系在透支超過規定限額之后進行。

法院對這一問題的處理體現了證據裁判原則的嚴格適用。在刑事訴訟中，控方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一責任包括證明有效催收這一程序性要件的成立。當銀行的報案陳述與其自行保存的催收記錄發生沖突時，沖突的不利后果應當由控方承擔。法院正是基于這一邏輯，認定在案證據無法證實銀行實施了符合司法解釋要求的有效催收，從而阻卻了“惡意透支”的成立。這一裁判立場具有重要的程序法意義：它意味著發卡銀行不能僅憑自行出具的情況說明或工作人員的證言來完成有效催收的證明，而必須提供客觀、連貫、可驗證的催收記錄。

（三）變相發放貸款的實體性排除：信用卡本質特征的回歸

《解釋》第十一條規定：“發卡銀行違規以信用卡透支形式變相發放貸款，持卡人未按規定歸還的，不適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惡意透支’的規定。”這一條款是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實體性出罪通道，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發卡銀行利用刑事手段追討本屬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的債務。

本案中，通寶白領信用卡的特殊業務模式使其與普通信用卡存在本質差異。普通信用卡的核心功能是“透支消費”，即持卡人在信用額度內先消費、后還款，并享有一定的免息還款期。而通寶白領信用卡不支持現金提取、不支持常規刷卡消費、不支持通過互聯網等途徑消費，其唯一的功能是：持卡人向銀行申請借款，銀行以“白領金”名義將資金轉入持卡人其他借記卡賬戶，持卡人分期按月償還本金及手續費，且不享有免息期待遇。從功能實質來看，該卡并非消費工具，而是以信用為擔保向銀行貸款的載體；雙方之間形成的并非信用卡透支法律關系，而是分期還本的金融借款合同關系。

法院對這一問題的認定具有重要的類型化意義。它揭示了判斷一項業務是否屬于“變相發放貸款”的核心標準：信用卡是否具備“透支消費”的本質特征，即持卡人能否直接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支付或現金提取。如果信用卡的實質功能被簡化為“申請—放款—分期償還”的貸款通道，而不具備獨立的消費功能，那么該卡在本質上就是一個貸款賬戶，持卡人未能按期還款應被評價為貸款違約而非惡意透支。這一判斷邏輯既符合《解釋》第十一條的文義，也契合刑法對信用卡詐騙罪的基本定位——該罪保護的法益是信用卡管理秩序，而非一般的債權債務關系。

三、辯護思路總結與裁判要旨啟示 （一）有效辯護的路徑選擇

本案的辯護策略具有示范價值，其成功之處在于精準地抓住了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認定的三個要害環節，層層遞進地構建了無罪辯護的邏輯鏈條。

第一層辯護聚焦于主觀目的。辯護方通過舉證金某的穩定工作、持續還款記錄（總還款額占總投資額的89.05%）、未逃避催收等事實，有力地反駁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這一層面的辯護提示我們：在信用卡透支案件中，行為人過去的履約記錄是最具說服力的主觀狀態證據，辯護律師應當全面調取并系統整理行為人的還款流水，通過數據對比揭示其履約意愿和履約能力。

第二層辯護聚焦于程序要件。辯護方敏銳地發現了銀行催收記錄中的矛盾——銀行聲稱的透支本金時間點與短信催收內容顯示的欠款金額存在明顯沖突，從而動搖了有效催收的證明基礎。這一層面的辯護提示我們：有效催收的舉證責任在控方，辯護方應當仔細審查催收時間、催收方式、催收內容、間隔天數等細節，尋找證據之間的矛盾之處，以此瓦解控方的程序性證明。

第三層辯護聚焦于業務定性。辯護方從信用卡功能入手，論證了通寶白領信用卡不具備透支消費的本質特征，實質上屬于變相發放貸款，應當適用《解釋》第十一條的出罪條款。這一層面的辯護提示我們：在面對新型信用卡產品時，辯護律師應當跳出“信用卡即信用卡”的思維定式，深入分析具體產品的功能設計和交易結構，從實質上判斷其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的信用卡透支。

（二）裁判要旨的規范啟示

本案作為入庫案例，其裁判要旨對司法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一，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反對客觀歸罪。裁判要旨明確指出：“不得單純依據持卡人未按規定還款的事實認定非法占有目的。”這意味著，即使持卡人客觀上存在欠款不還的行為，司法機關也必須全面審查其信用記錄、還款能力、資金用途、未還款原因、事后表現等情節，只有在綜合判斷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才能認定非法占有目的。這一立場對于遏制信用卡債務刑事化的不當傾向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強化程序要件審查，嚴格證明標準。裁判要旨雖然沒有直接概括有效催收的證明標準，但其裁判邏輯清晰地表明：發卡銀行必須提供客觀、連貫、可驗證的催收證據，自行出具的情況說明或工作人員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有效催收的依據。當催收記錄與報案陳述存在矛盾且無法合理解釋時，應當認定控方未能完成證明責任。

第三，注重業務實質審查，防止罪名濫用。裁判要旨通過對“變相發放貸款”條款的適用，確立了以信用卡功能實質為標準的判斷方法。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判斷一項業務是否屬于信用卡透支，不應看其名義上是否叫“信用卡”，而應看其是否具備“透支消費”的本質特征。如果發卡銀行通過產品設計實際上規避了信用卡的核心功能，將信用卡異化為貸款通道，那么持卡人未能還款只能按照金融借款糾紛處理，不得適用惡意透支條款追究刑事責任。

（三）制度層面的延伸思考

本案審結后，人民法院向當地金融監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推動相關銀行進一步規范信用卡業務經營行為。這一做法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信用卡糾紛案件的大量涌現，既有個別持卡人信用意識淡薄、惡意透支的原因，也與部分銀行盲目發卡、過度授信、產品設計不規范有關。通過司法建議推動金融監管，從源頭上規范信用卡業務，有助于減少糾紛的發生，實現“審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本案折射出刑法在金融領域適用的邊界問題。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設立，初衷是打擊那些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利用信用卡透支功能的犯罪行為，而非為銀行提供一種便捷的債務催收工具。當信用卡業務異化為貸款業務，當“透支消費”異化為“分期還本”，刑法應當保持必要的克制，將糾紛交由民法、金融法等前置法規范處理。這既是刑法謙抑原則的體現，也是正確處理刑民關系的基本要求。

金某案的終審無罪判決，不僅還了當事人以清白，更為司法實踐提供了一份關于如何準確認定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詳盡指南。它告訴我們：在信用卡日益普及、信用卡產品日益多元的今天，司法機關更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嚴格把握犯罪構成要件，避免將民事債務糾紛刑事化，切實維護公平正義的法治底線。

游濤，資深法律工作者，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

金川，北京君合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職業資格：具有中國律師執業資格，現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員

業務領域: 民商事訴訟 國內仲裁 破產重組 保險糾紛 職務犯罪

工作經歷：曾在北京某法院工作十四年，曾在民、商事審判庭、勞動爭議庭歷任審判員、審判長、副庭長，分管重大疑難及新型案件的審理及全庭案件的審核。長期從事民商事法律實務及研究工作。撰寫的多篇判決書及論文在國家級法律刊物發表，常年在北京大學、政法大學、外交學院、司法局、律師協會進行專題講座。因業績突出，先后榮獲兩次個人三等功、兩次集體三等功、一次市級優秀法官及多次院級嘉獎，有一定的社會影響。

金川律師 2013年加入君合后，主要從事訴訟仲裁、破產重整業務與保險糾紛。擅長合同糾紛、公司爭議、產品責任、建設工程、勞動糾紛、婚姻家庭等領域的爭議解決。金川律師同時為跨國公司和大型企業提供日常法律服務，在企業合規審查、重大項目法律風險評估、職務犯罪等方面有豐富經驗。

教育背景：于2001年獲外交學院國際法法學學士;2007年獲對外經貿大學民商法專業法學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