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翥：《〈文選集釋〉點校》

《〈文選集釋〉點校》，李翔翥點校，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年3月版。

內容簡介

《文選集釋》二十四卷，清涇縣朱珔撰。《清史稿》、《續清朝文獻通考》有著錄。

清嘉慶、道光兩朝是“選學”發展之巔峰期，朱珔堪稱同期內眾多“選學”名家之翹楚。他學問廣通，研治《文選》超軼時賢，開“選學”研究蹊徑，啟推來者之處甚夥。

朱氏晚年辭官家中，以教授著述為務，主正誼書院期間，成《集釋》一書。該書《自序》謂“李氏當日有初注、復注、三注、四注，至絕筆之本乃愈詳，其不自域可知”。故《集釋》亦屢有增刪，蓋以李氏為法。

今觀此書一千七百六十七條，按照《文選》選文篇次排列，征引眾說，兼存互析，后下己意，頗似讀書札記。為朱氏窮日孜孜，左右采獲，錙銖積累以成是書。

朱氏通經博學，時人以為與桐城姚鼐、陽湖李兆洛鼎足而三之大儒。《集釋》一書重征實之學，于地理、名物考訂綦詳，可謂開《文選》“地名學”、“名物學”之菑畬。此為該書有功于“選學”尤其突出之處。

朱珔小像

《自序》言《文選》一書“自象緯、輿圖，暨夫宮室、車服、器用之制，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訓詁之通借，音韻之淆別，罔弗具焉”。

朱氏則旁征博引、薈萃群言、追本溯源、精心考訂，并引伸推闡，暢宣其旨，足補李氏所未逮。故此可見朱氏在文字、音韻、訓詁、語法、版本、校勘、天文、歷法、歷史、地理、名物、人名、地名、典制諸方面之詳案。

清代治“選學”者眾，且大都有論著校勘。《集注》一書既有援引曩哲，又兼及時賢之說，更有不乏對其商榷訂正之處，此亦是該書大有裨于“選學”者。如何焯《義門讀書記》、余蕭客《文選音義》、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王念孫《讀書雜志》、胡克家《文選考異》、張云璈《選學膠言》、梁章巨《文選旁證》、胡紹煐《文選箋證》等諸書之失，皆有考辨。

該書博大精深，閱讀不易，故此筆者不揆檮昧，罄竭綿力，予以繁體校點。朱氏所征引文獻，悉查核原書，點斷引用文獻之起迄，同時亦校證剞劂之訛。

《文選集釋點校》

點校說明

有清一代，學術昌明，校勘之學為清儒所特擅，其著力處則遍稽群籍，折衷是非，于經史子集，纘述無遺，往往真能發蒙振落。

以小學研求集部，邃密于《文選》者，注家蠭起，著書閎富，開選學之鼎盛時代。錢鍾書先生說：“詞章中一書而得為‘學’，堪比經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字》之蔚成‘許學’者，惟‘《選》學’與‘《紅》學’耳。寥落千載，儷坐儷立，莫許參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柳、蘇’，未聞標立‘杜學’、‘韓學’等名目。考據言‘鄭學’、義理言‘朱學’之類，乃謂鄭玄、朱熹輩著作學說之全，非謂一書也。”[1]

《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

乾嘉時期，古學大興，學者們承襲顧炎武求實之學風，以考據學推進《文選》之研究，在《文選》之文字、音義、訓詁、注釋、校勘、版本、評點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涌現出一批選學名家，如洪若皋、姜宸英、顧施楨、何焯、汪師韓、余蕭客、許巽行、于光華、段玉裁、孫志祖等。

嘉慶、道光兩朝是選學發展的巔峰時期，這一時段的選學名家有王念孫、張云璈、石韞玉、顧廣圻、梁章鉅、薛傳均、胡紹煐等人，朱珔便是同期內眾多選學名家中的翹楚。他學問廣通，研治《文選》角度多端，涉及范圍廣泛；他超軼前人，開選學研究蹊徑，啟推來者之處甚夥，其所撰《文選集釋》一書，更是治選學的集大成之作。

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專列‘文選學家’一項，并列舉出何焯、余蕭客、汪師韓、張云璈、朱珔等十五家[2]，亦足見朱氏治《文選》之成就。

朱珔（1769—1850），字玉存（一說蘭坡），號蘭坡（一說蘭友、學坡），安徽涇縣人。嘉慶七年(1802)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十年(1805)，散官授編修。十一年(1806)，充武英殿纂修、國使館協修、實錄館校勘官。十二年(1807)，典山東鄉試，充國史館、文穎館纂修。十八年(1813)，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右春坊右贊善。十九年(1814)，遷中允，教習庶吉士，晉洗馬，尋除侍講，充國史館總纂。二十一年(1816)，教習庶吉士，與修《明鑒》。二十二年(1817)，坐承纂官累，左遷編修，充國史館提調。二十五年(1820)，分校禮部試。

道光元年(1821)，直上書房，召對，褒勉有加，賜賚不勝紀。二年復校禮部試,遷贊善。以養母汪氏患病，乞養歸。歴主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二十有五年，遂不復出。道光三十年（1850）卒，年八十有二[3]。

朱珔像贊

朱氏愛書如命，學有本原。以經學名家，治經尤留心文獻，搜討古訓，不隅守一家之說，必求其心之所安。教士亦以通經學古為先，以實學造士，成就甚眾。

朱氏又擅詞章之學，以詞壇耆宿主持風會，后進瞻之若山斗。在吳中結“問梅詩社”，與學界名流相互唱和幷迭主敦槃。又與封疆大吏陶澍研討地理之學，并為陶氏地理著作《蜀鞧日記》撰序；與名家梁章鉅交流選學，并為梁氏《文選旁證》撰序。與桐城姚姬傳、陽湖李申耆并負儒林宿望，可謂鼎足而三[4]。

朱氏晚年以教書著述為職志，為一代鴻達魁壘之儒，著有《小萬卷齋文》二十四卷；《詩》三十二卷、《續稾》十二卷；《經進稾》二卷、《續》四卷；《國朝古文匯鈔初集》百七十二卷、《二集》百卷；《國朝詁經文鈔》六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經文廣異》十二卷；《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

《說文假借義證》

其中《國朝古文匯鈔初集》《國朝詁經文鈔》尤為煌煌巨著，乃經國之巨業。堪與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鑒》、蘇天爵《元文類》、黃宗羲《明文海》并駕[5]。

張之洞說“國朝漢學、小學、駢文家皆深選學”[6]，朱氏也不例外。《文選集釋》一書便是其讀《選》之札記，誠如該書《自序》所云：“暇時瀏覽，偶尋繹輒私札記。久之，積累盈帙，屢有增改，厘分二十四卷。”[7]

今就全書來看，凡二十四卷，總計1767條。按照《文選》選文篇次順序排列，每卷下先列總數若干條，次列篇目名（賦類列篇名；詩類不列篇名；余者或列篇名、或列文體名）。卷一至十五為賦類（計1133條），卷十六、十七為詩類（計157條），卷十八、十九為騷類（計117條），其余五卷（計360條）為各種文體類。

在體例安排上，每條先引《文選》原文；次引善注，若善引舊注，則引他人舊注；然后下一‘案’字，征引諸家之說，以補善注之未備。或諟正李注之誤，或不同諸家之說，則冠以‘余謂’二字，斷以己意。

從每條內容來看，雖為短札，實皆可為一篇出入經史百家的微型論文，可謂篇篇引哲賢，條條含洞見。

朱氏在《自序》中開宗明義說：“《昭明文選》一書，惟李崇賢注號稱精贍，而騷類祗用舊文，不復加證，經、序數首，更絕無詮語，未免于略，且傳刻轉寫，動成舛誤。凡名物猶需補正，并可引伸推闡，暢宣其旨。”[8]

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文選集釋》

故此重點在于補李注之略，正名物之疏。其涉及范圍廣泛，如文字、語法、音韻、訓詁、版本、校勘、天文、歷法、歷史、地理、名物、人名、地名、典制諸方面，尤于地理、名物二者考訂綦詳。

《文選集釋》之特點，茲撮其最要者言之，概有六端：

一、補李注之未釋

李善學問淹博，貫通古今，時人號稱‘書簏’；《文選》一書，惟李善注號稱精贍，這些已為選家的論。博學如李善者，尚有諸多未釋之處，足見注釋之難度。這亦給朱氏留下諸多探討的空間，于是詳加補釋，以充實善注；拾遺補闕，彌李注之空白。

例如卷三《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條[9]，李善無注。朱氏集釋如下：葉氏樹藩謂：“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踁，并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此蓋《列子·說符篇》，而未箸出處。

又《舊唐書·音樂志》“梁有跳劍伎”，然皆未及“丸”。

考《后漢書·西域傳》注引魚豢《魏畧》云：“大秦國多奇幻，跳十二丸巧妙。”《三國志》注亦引《魏略》云：“太祖遣邯鄲淳詣臨菑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遂科頭拍袒，胡舞跳丸擊劍。”

是“丸劍”本胡舞，漢時已有。本書《舞鶴賦》‘丸劍雙止’，正與此同。后白居易《立部伎歌舞》‘雙劍跳七丸’，亦用之。

《六臣注文選》

朱氏先引選學家葉樹藩征引的文獻資料，這是“時賢”，并指出葉氏所引當出自《列子·說符篇》，可惜葉氏“未箸出處”。

由葉氏遡及既往，先是《舊唐書·音樂志》說梁有“跳劍伎”，但未及“丸”；再考《后漢書·西域傳》注引魚豢《魏略》，覺得語焉不詳；又考《三國志》注亦引《魏略》，而言之甚詳，于是得出“丸劍本胡舞，漢時已有之論斷”。

最后又引《文選》所選鮑明遠《舞鶴賦》“丸劍雙止”及唐白居易《立部伎歌舞》“雙劍跳七丸”來佐證。這些皆屬“曩哲”之論。

由此可見，朱氏為補善注未備，則博引諸書，外證、內證相結合；子書、史書相互勘；甚或征引唐詩，如此詩文互證，令人信服，則“丸劍”之惑解矣。

卷十一《西征賦》“爆鱗骼于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李注無所釋。朱氏案：孫氏《補正》引金云：“《吳都賦》注引《異物志》曰：“鯨魚或死于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此證甚合，而文義始晰。亦見《古今注》《廣州記》《述異記》諸書。

卷十三《鸚鵡賦》“何今日之兩絕”條，李氏無注。朱氏先引胡氏《考異》、孫氏《考異》之說以明“兩絕”當為“雨絕”；次引《吳志·虞翻傳》為兩家所舉文獻又添一證；最后又下案語云云。

“雨絕”字頗費解，惟《一切經音義》卷十四云：“臘，歲終祭神之名。經中言臘，諸經律中或言歲。今比邱或言臘，或言雨，皆取一終之義。”此“雨絕”，或以為終絕與？雖其語未知在三國以前否，然明帝時，佛法已入中國，比邱之語，亦容有之。李太白《妾薄命》詩“雨落不上天”，可以會意。

其他的如卷二《東都賦》“勒三軍”條，注無所釋；卷十四《文賦》“謬玄黃之袟敘”條，注未釋“袟”字；卷十五《笙賦》“裁熟簧”條，注無釋；卷十七《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孫權故城”條，注未及；卷廿二《解嘲》“夫蕭規曹隨”條，注無所釋；卷二十三《典引》“是故誼士華而不敦”，善注未釋此語；卷廿四《石闕銘》“巴黔厎定”，注無所證，等等。

《明清文選學述評》

李善留下許多難啃的硬骨頭，至朱氏手中方有詳釋與考證，足可補李氏之未備。

二、補李注之未詳

通觀選文善注，我們會發現李氏有諸多“未詳”則付之闕如的情況，常見有未詳某人、某事、某物。細究起來，還有幾種情況較為特殊，如未詳其始、未詳其本、未詳所見、未詳所起、未詳本末等等。

朱氏則對于這些“未詳”之情況進行探賾鉤沉以補善注，這種補苴罅漏的工作顯得尤為艱難，也尤其可貴。茲舉數例：

卷五《南都賦》“柍”條，注云：“未詳。”“未詳”二字之注過于簡略，亦等于未釋。

朱氏案：

《說文》“柍”字云：“柍梅也。”《玉篇》作“楧梅”，即《爾雅》之“時，英梅”也。“央”、“英”，通用字。《爾雅》作“英”，又省偏旁耳。此賦“柍”與“柘檍檀”連言，蓋非果類。今本《說文》“梅”上脫“柍”字，則疑“柍”之為“枏”矣。段氏補之，是也。

《李善文選學研究》

朱氏于《說文》熟稔，以小學通辭章，則辭章可信。博引字書，運用音韻學來名物訓詁，簡明扼要地指明“柍”即“柍梅”，或曰“楧梅”、“英梅”；并指出今本《說文》之脫漏，認為段氏玉裁補充之正確。

又，卷五《南都賦》“寡婦悲吟”條，注：“寡婦曲，未詳。”

朱氏案：

“寡婦”，不定謂曲名。據《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魯人欲求之，作《黃鵠歌》，有曰：‘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嗟此寡婦兮，泣下數行。’”又《琴操》云：“魯漆室女倚柱悲吟，作女貞之辭。”二事略同，賦語或即本此與？

從善注可見，李氏將“寡婦”釋為曲名，即《寡婦曲》。朱氏不同李氏之注，則先引早于張衡的劉向《列女傳》，次引后于張衡的蔡邕《琴操》，二者均不見“寡婦”有曲名之說，可見李氏之注屬臆測。

又，卷二十《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加以納欵通和”數語條，注亦無證。

朱氏案：

《綱目》：“永明十年，齊遣使如魏。”據《南齊書·魏傳》，使者為司徒參軍蕭琛、范云。蓋自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使魏，魏亦報聘，后此歲使往來，故云“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也。至十一年，北地人支酉聚數千人于長安城北西山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酉。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時魏主欲遷都洛陽，詐言南侵，及是聞關中危急，乃退師。此下所云“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當即指其事矣。

《清代文選學研究》

朱氏征引史書，勾勒事件脈絡，且能與本文文義前后貫通，如此補釋，實為可貴。

其他的如卷三《西京賦》“鮋”條，注亦但云“魚名。”卷五《南都賦》“櫪”條，注云：“櫪與櫟同。”

卷二十《七發》“杜連理音”條，注云：“杜連，未詳。”

卷二十《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文條炳于鄒說”條，注云：“鄒說，未詳。”

卷廿一《與滿公琰書》“楊倩說與范武”條，注云：“范武，未詳。”

卷廿一《北山移文》“值薪歌于延瀨”條，注云：“未聞。”

卷廿三《四子講德論》“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條，注云：“受秬鬯，未詳。”等等。朱氏皆出入經史，博辨補釋。

三、訂蕭《選》之誤

蕭統編纂的《文選》是一部大型賦詩騷文總集，共收錄了周代至南朝梁七八百年間、一百三十個知名作者和少數佚名作者的作品七百余首。這些作品在流傳過程中，難免有訛謬舛誤的情況。

《宋尤袤刻本文選》

朱氏在補李注不足的同時亦對《選》文也加以訂正，提出許多令人信服的看法。茲舉數例：

卷二十《七命》“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條，注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

朱氏案：

《水經·漸江水篇》注云：“昔越王為吳所敗，以五千余眾棲于嵇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棲于會嵇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

據此知為越王句踐事，注失引。酈云“浙江”，而《寰宇記》言“會嵇縣西三里有投醪河”，《方輿紀要》亦名“簞醪河”，又名“勞師馹”，今合于運河。蓋其地傳聞之異耳。此處正文“單”字，當作“簞”。

卷廿三《封禪文》“非惟徧之我，泛布護之”條，朱氏案：《漢書》無“之”字，“我”字屬上讀，是也。今本亦作“徧觀”，顏注云：“布護，言徧布也。”以“徧”字釋下句，則上“徧”字當為“偏”之誤。《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于我”，是司馬本亦作“偏我”，今本作“非唯濡之”。

卷八《魏都賦》“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條，朱氏案：余謂“化”字當在“以為”下，“道洪”、“化隆”為對，“雖自以為道洪，以為化隆”。此與下“世篤玄同”三句皆韻。若上裁為一句，轉嫌累疊，兩著“以為”字，于文義有何不可通。

《文選研究文獻輯刊》

《禹貢》：“荊州浮于江、沱、潛、漢。”《史記·夏本紀》“漢”上有“于”字，當讀“浮于江、沱、潛”為句，“于漢”又為句。段氏謂：“《書·無逸篇》云：‘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浮’領二‘于’字，句法正同。釋文不善會《史記》而讀作‘涔于漢’，誤也。賦語亦其例矣。”

卷十一《西征賦》‘咨景悼以迄丏’條，注云：‘敬王，子猛母弟子丏也。’朱氏引《水經·洛水篇》、孫氏《考異》諸說，以為‘丏當為敬’，敬王名匃，《玉篇》‘匃’亦作‘丏’，與‘定’字篆形相似，故致誤。

卷十四《幽通賦》“晧頤志而弗”條，注引項岱曰：“晧，四晧也。頤，養也。”朱氏案：“傾”，《漢書》作“營”。《讀書雜志》云：“營，惑也。《文選》作‘弗傾’，蓋后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余謂“傾”字義本不合。此注無釋，胡氏《考異》亦不及，則各本俱誤。由于校訂家但據《文選》諸本，而不以《漢書》互勘也。

四、訂《選》家之謬

在朱氏之前，清代治“選學”者名家眾多，且大都有論著校勘。《集注》一書既有援引曩哲，兼及時賢之說，也不乏對其商榷訂正，斷以己意之處。茲舉一例：

《唐鈔文選集注匯存》

卷十六《又贈丁儀王粲》“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條，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

朱氏先征引何氏焯之說：《魏志》：“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此其事也。征魯，未嘗至長安，自陳倉以出散關，注誤。李氏云然者，蓋《魏志·王粲傳》：“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若二十三年西征，為粲已亡故也。

考文帝《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不言粲，則粲之亡在二十二年后矣。再駁何說甚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從而得出宜從善注之說，云：余謂陳倉在長安之西，《志》言至陳倉，當為過長安以后事。計自三月出兵，五月已屠氐人，是疾趨而進，過長安無事，故不書與？二十三年九月至長安，次年三月，始自長安出斜谷，中間有事者異，不得謂征魯，竟未過長安也。

粲之卒，《傳》有明文，況本書后有子建《王仲宣誄序》云：“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誄》內“嗟彼東夷，憑江阻湖。”注：“東夷，謂吳也。”下云“寢疾彌留，吉往兇歸。”是粲實卒于征吳之役，與《魏志》正合。

即以子建文證之尤確，且何所引文帝《書》，亦非。據《志》，干、琳、瑒、楨之卒，俱二十二年，蓋前后不久，竝死于疫。故二十三年，帝《與吳質書》云：“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而粲之卒，則在從征，不得竝言耳。

然《書》下文云：“仲宣獨自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下又云：“昔伯牙絕弦于鐘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諸子”，正兼粲言之。然則粲已前卒可知，豈得謂于作此《書》時猶在乎？

《文選舊注輯存》

其他的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王念孫《讀書雜志》、張云璈《選學膠言》、胡克家《文選考異》、梁章巨《文選旁證》、胡紹煐《文選箋證》等同時代的選學名家之作，朱氏皆有所征引，時有考辨，指出其不足之處。

如卷七《吳都賦》“射筒”條，駁段玉裁說。卷六《蜀都賦》“蹲鴟所伏”條，駁王念孫說；卷一《西都賦》“是故橫被六合”條，駁張云璈說；卷四《東京賦》“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條，駁張云璈說；卷十四《文賦》“故踸踔于短垣”條，駁胡克家說；卷十五《舞賦》“擊不致筴，蹈不頓趾”條，駁胡克家說等，在此不一一例舉。

這充分說明朱氏在治《選》上鉆研考索的實績，不盲從曩哲，不輕信時賢，治學以“實事求是”為鵠的。

《小萬卷齋詩稿》

由上觀之，朱氏治選具有廣闊的學術視野，蕭選、善注、曩哲、時賢皆納入其甄別考釋之范圍，可謂選學之林中的啄木鳥。誠如其在《自序》中言“在昔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博訪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竊愿取斯意焉。”[10]朱氏踵武許叔重，故能成其選學之大業績。

五、開《文選》‘名物學’之嚆矢

“名物”一詞最早見于《周禮》一書中，其《春官·小宗伯》云：“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疏》云：“此六牲及下六齍、六彝、六尊，并云辨名物。牲齍之物，謂種類之別；彝尊之物，謂形制之別。”[11]

由此可見，《周禮》這種作用于器物和器物名稱的禮制辨名工作，奠定了后世名物研究的基礎。

不過早期的所謂名物尚屬于訓詁學之范疇，我們由《爾雅》一書的后十六篇（《爾雅》全書由十九篇組成）即可窺見名物的訓詁。

清代樸學興起，尤重名物考釋。對名物與訓詁、典章、制度四者之探研，可謂乾嘉考據學派的重要關注方向。朱氏《集釋》一書就是建立在以《文選》為研究對象的名物考釋之作，是具有完整意義上的《文選》“名物學”專書。

例如，我們閱讀《文選》首篇班孟堅《兩都賦》，自然會遇到許多東西需要我們通曉，這些東西自然可歸為博物一類。

珍寶則有明月、璧、翡翠、火齊、懸黎、垂棘、夜光、碝磩、珉琳、珊瑚、碧樹；器服則有金釭、鑾輿、大輅、輚輅、龍舟、鳳蓋、華旗、黼帷、龢鑾、羽旄、旌旗、金罍、玉觴、鐘鼓、管弦；獸則有麟、馬、猨狖、豺狼、虎、兕、師豹、熊螭、犀牦、象羆；鳥則有玄鶴、白鷺、黃鵠、?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雁、鵠、白雉、素烏；魚則有比目；草木則有竹果、桑麻、靈草、神木、松柏、蘭茝、蘋藻。

《文選資料匯編》總論卷

同樣，該篇還涉及宮殿樓觀，如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椒房、合歡、增城、安處、常寧、椒風、披香、蘭林、蕙草、鴛鴦、昭陽、未央、明光、長樂、建章、別風、駘蕩、馺娑、枵詣、天梁、神明、井干、上蘭、屬玉、長楊、明堂、辟雍、靈臺；官閣門闕方面，如天祿、石渠、承明、金馬、云龍、阿房。

上述這些所謂博物、規制方面的東西，或語焉不詳，或付之闕如，或淆混不清，甚或訓釋有誤，這都是朱氏一一沈潛探賾，鉤深索隱的，是為“名物”。

該書網羅自漢代《爾雅》、許慎《說文》、劉熙《釋名》、高誘《淮南子注》；三國魏張揖《廣雅》、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晉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郭璞《爾雅注》、《山海經注》；南宋陸佃《埤雅》、羅愿《爾雅翼》、王應麟《困學紀聞》；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方以智《通雅》到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程瑤田《九谷考》、邵晉涵《爾雅正義》、王念孫《廣雅疏證》、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爾雅義疏》等書來正其名，言其形，狀其貌，繪其色，考辨詳細，論述全面，規模矩矱，堪稱洋洋大觀。茲舉例說明之：

《現當代文選研究論著分類目錄索引》

卷三張平子《西京賦》“椶”條：善引郭璞《山海經》注曰：“椶，一名幷閭。”

朱氏案：

《說文》：“栟櫚，椶也。”《廣雅》同。《南都》《吳都》賦俱作“栟櫚”，《上林》《甘泉》賦則作“幷閭”，一也。而《上林賦》“仁頻幷閭”，二者竝言。郭注引孟康乃曰：“仁頻，椶也。”善引《仙藥錄》：“檳榔，一名椶。”謂“仁頻即檳榔也。”《說文》：“?，木也。”疑即謂“仁頻”。然則“仁頻”雖亦有“椶”名，而非“幷閭”矣。《說文》但云栟櫚“可作萆”。“萆，雨衣也。”而《廣雅疏證》謂：“栟櫚之聲，合之則為蒲。《玉篇》《廣韻》竝云：‘椶櫚，一名蒲葵。’今人多取栟櫚葉作扇。《晉書·謝安傳》“蒲葵扇五萬”，即此。

段氏據《南方艸木狀》：“蒲葵如栟櫚而柔薄，可為簦笠，出龍川。是蒲葵與椶樹各物。謝安之蒲葵扇，今所謂芭蕉扇也。椶葉縷析，不似蒲葵葉成片，可作笠與扇。”段說是也。

觀朱氏之案，博征文獻，令人眼花繚亂。

首先引字書以辨名：據《說文》，“栟，栟櫚，椶也。”又“椶，栟櫚，可作萆。”《玉篇》云：“椶櫚，一名蒲葵。”次說功用以辨物：

《說文》之“椶”，本皮名，也即樹名，此樹有葉無枝，可為衰，可為索（即椶繩），可為扇；而《玉篇》之“椶櫚，一名蒲葵”，如栟櫚，葉可為簦笠，亦可為扇。最后朱氏肯定段說。

椶（栟或栟櫚）與椶櫚（蒲葵），因名稱同，功用同而混，實為不同物種。

《文選學講義》

我們知道賦家為文喜鋪采摛文，諸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更為他們所青睞。左太沖《三都賦序》云：“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所以我們閱讀《文選》，其中所涉之名物，當不可輕忽也。

臺灣林聰明先生說：“茍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莫辨其用；不明古今地名沿革，則失其所；不辨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乖比興之意。[12]”茲試略舉幾類如次：

草類如：葴、莎、荔苀、王芻、莔、臺、戎葵、藨、苧、薠、莞、蔣、茆、夏穱、蕺、蘘荷、藷蔗、菥蓂、薜荔。

木類如：枏、棫、楩、檉、柍、檗、樝、楱、橪、櫧、枰、櫲樟、杬、杶、欀、楨、楔、?、槾、杻、橿、櫨、櫪。

魚類如：鱣、鯉、鱮、鮦、鯊、鰋、鮋、鰅、鳙、鮫、白黿、鱒、鮷、鯸鮐、?、烏賊、鯖、鱷。

鳥類如：鷫鷞、鵯鶋、鶻鵃、鴡鳩、麗黃、鸊鶙、鵜鶘、鸀鳿、鶢鶋、鸂鶒、鶄鶴、鵁、鶬鴰、鴇、鶂。

獸類如：狖鼯、麡狼、蠼猱、豰、玃、猱、?、飛蠝、騰猨。

《小萬卷齋文稿》

總之，但凡《選》文中所出現的名物，前人沒有弄清楚的，或者解釋有誤的，朱氏皆加以考釋，必欲徹底廓清而后快。或用音韻學方法、或用動、植物間聯系比較歸納法、或用鉤沈古代辭書、甚或用目驗之法進行考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集釋》一書中名物訓詁類條目近500條，可謂一部名物辭典，可見朱氏考辨之深，學問之博，用力之勤。

六、開《文選》“地名學”之菑畬

梁啟超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清儒之地理學，嚴格的論之，可稱為‘歷史的地理學’。蓋以便于讀史為最終目的，而研究地理不過其一種工具，地理學僅以歷史學附庸之資格而存在耳。”[13]

清儒研治地理實為解經、讀史服務，故此有關地名之研究集中在經、史二部，而子、集部較少。

朱氏《集釋》則對《選》文出現的諸多令人模糊不清的地名一一加以考釋，理清其淵源及脈絡，條目近400條，可謂填補集部地理研究之空白。

我們仍以《兩都賦》為例，文中涉及地理方面的如雍州、長安、杜霸、五陵、商洛、鄠杜、山東、蜀漢、荊州、梁、酆鄗、岐雍、昆陽、高邑、河洛、洛邑、梁鄒、河源、海漘、幽崖、朱垠、函谷、二崤、太華、終南、襃斜、隴首、秦嶺、北阜、龍首、九嵕、甘泉、崑侖、碣石、方壺、蓬萊、北岳、河、涇渭、汧、灃灞、淮湖、海、太液、昆明等，這些古地名，李善之注不足錯訛之處甚多，朱氏則對于前人今說亦詳加考辨，是為“地名之學”。

《中國文選學》

同樣，該書也是征引歷代地理專書以及歷代注解家的注釋、學者的筆記之類。如漢以前的有《山海經》《尚書·禹貢》《周禮·職方》《史記·河渠書》《爾雅·釋地》《漢書·地理志》《漢書·溝洫志》《說文解字》《左傳》《逸周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戰國策》《方言》《呂氏春秋》《尚書孔傳》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有杜預《春秋釋地》、郭璞《山海經注》、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三輔黃圖》、酈道元《水經注》、杜預《左傳注》、張華《博物志》、陳壽《三國志》、裴駰《史記集解》、劉昭《續漢書注》、顧野王《玉篇》等。

唐代的地理學專書有《晉書·地理志》、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括地志》、《初學記》、顏師古《漢書注》、章懷太子《后漢書注》等。

宋代的有王存《元豐九域志》、程大昌《禹貢論》、毛晃《禹貢指南》、樂史《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困學紀聞》、《玉海》、王楙《野客叢書》、高似孫《緯略》、吳曾《能改齋漫錄》、祝穆《方輿勝覽》、洪邁《容齋隨筆》、《廣韻》、《集韻》等。

上海受古書店、中一書店版《文選集釋》

有清一代，地理學成為一門顯學。清人錢坫概括地理學研究大要最為精辟，云：“約舉大綱，蓋有八焉：一曰攷故城，二曰攷水道，三曰攷山經，四曰尊時制，五曰正字音，六曰改誤刊，七曰破謬悠，八曰闕疑閟。究此八義，乃無悖班氏之旨。”[14]

即以朱氏所引清代的地理專書、筆記而論，錢坫八要皆有遵依，其征引地理專書，規模矩矱，亦可謂洋洋大觀。

如《大清一統志》、胡渭《禹貢錐指》、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閻若璩《四書釋地》、錢坫《新斠注漢書地理志》、趙一清《水經注補注》、屈大均《廣東新語》、齊召南《水道提綱》、洪亮吉《府庭州縣圖志》、萬希槐《元和志集證》、郝懿行《山海經箋疏》、邵晉涵《爾雅正義》、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馥《札樸》、王念孫《讀書雜志》、顧炎武《日知錄》、閻若璩《潛邱札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張云璈《選學膠言》、汪中《廣陵曲江證》、陶澍《蜀輶日記》等。

試舉一例：

卷二十張景陽《七命》“荊南烏程”條，注引盛弘之《荊州記》，已見《吳都賦》。又引《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

朱氏案：

李氏兩說竝引，蓋莫定其地。高氏《緯略》曰：“說者以荊南為荊州，然烏程縣在今湖州，與荊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步有若溪。若，一作箬，居人取水釀酒曰箬下酒。荊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出荊山，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曰：“昔漢荊王賈登此山，故稱荊山。”

所謂“荊南烏程”，即荊溪之南耳。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荊溪，別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荊山。

《歷代文選學研究》

余謂荊州之烏程鄉，湖州之烏程縣俱出名酒，故易混。據《元和志》，長城縣本漢烏程縣地，有若溪，水釀酒甚濃，俗稱若水酒。而荊溪別在義興縣，即今之荊溪縣，以近荊南山得名。高氏亦知荊溪之非若溪，乃附合為一，失之。“荊南”與下‘豫北’對舉，當皆屬州名，則烏程之酒仍在荊州矣。何氏從高說，非。

朱氏以為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又引《吳地理志》兩說，乃因無法確定‘荊南烏程’之所在。朱氏引南宋高似孫《緯略》以明烏程縣有若、荊二溪，若溪距縣近，產箬下酒；荊溪距縣縣遠，因源出荊山而得名，則‘荊南烏程’指荊溪之南，在湖州而非荊州。

朱氏由此推闡開來，指出“湖州之烏程縣”與“荊州之烏程鄉”易混，因兩地俱產名酒。高氏失考，將若溪、荊溪合為一地。實際上，若溪在烏程縣（長城縣），荊溪在長興縣（義興縣、荊溪縣），近荊南山，二者異地。

《文選點勘》，吳汝綸撰，南江濤整理，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4年12月版。

最后，朱氏解《七命》“荊南烏程，豫北竹葉”句。根據訓詁的對文原則，“豫北”屬豫州，則“荊南”當屬荊州，因豫州、荊州皆為州名，故同類對舉；“烏程”、“竹葉”為酒名，則此“烏程”為“烏程鄉”之酒，非“湖州烏程縣”之酒。即此“荊南烏程”乃“荊州之烏程鄉”。

這種抽絲剝繭般地考實地名，令人信服。誠如朱氏在《自序》中所言“蓋嘗嘆考古之難矣”，此言不虛。

至于朱氏在文字、音韻、訓詁、天文、歷法、人名等方面多有爬羅剔抉，補苴罅漏，新見迭出，在此就不煩贅陳。

關于朱氏《集釋》之評價，前輩選學名家多有所論。清末胡玉縉在《文選集釋書后》一文中即指出《集釋》“證引極為繁博，足補李善所未逮。”“全書辨證詳明，類皆體會本文而出，大有裨于《選》學。凡汪師韓《理學權輿》、孫志祖《李注補正》、余蕭客《音義》、張云璈《膠言》諸書得失，以藉是考見。雖間傷繁冗，而究勝空疏，后梁章巨撰《旁證》，所以必求其覆勘歟。”[15]

周貞亮《文選學講義》云：“其書臚陳數百條，皆取其落落大者，與梁書之細攷一字一句者不同。蓋《旁證》取其精，而《集釋》取其大，兩書并行，不相沿襲，實可為嘉道以來選學之兩大宗焉。”[16]

這里將朱氏《集釋》與梁章巨《文選旁證》竝論，指出朱氏治選偏重于大處著眼，實際上即肯定朱氏在治選學上不同于他人之處。

而駱鴻凱《文選學》則論朱氏《集釋》云：“全書凡數百條，大抵詳于名物，意在補李，而不免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要其用力勤劬，亦足多也。”[17]

《文選學》

這里肯定朱氏著書之“勤劬”，也指出其書之特色在于“名物”，但以為該書是“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意即朱氏之書拋棄核心，掇拾渣滓，實在是有點厚誣朱氏，而無視其開創性貢獻。

現代選學者，如屈守元云：“《集釋》重征實之學,于地理、名物,考訂甚詳,是清代《選》學的一部好書。”[18]張君炎云：“博采眾說,兼存互析,取舍嚴格,且有創見。對名物訓話,考釋尤詳,多補李善注之不足。此書是研究《文選》的一部重要參考文獻。”[19]

上述諸家評騭，惟駱氏對朱氏“詳于名物”頗有微辭。那么朱氏在對名物、地名等方面的不遺余力地追索考證到底有無價值？

我們覺得朱氏承襲乾嘉已降的樸學遺風，另辟一條不同于其他選家“以小學通選學”的路徑，對于《文選》中出現的名物、地名、典制等詳加考釋，補苴李氏之未足，這正是治“選學”之關鍵一環。

倘使朱氏因循前輩選家治選之路，則很難有所突破，而其傾向于名物、地理等方面的追蹤，正是《集釋》一書的開拓性貢獻。

《文選李注義疏》

我們只要繙檢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黃侃《文選平點》、游國恩《離騷纂義》、金開誠《屈原集校注》等書對《集釋》的征引，便可覺得朱氏《集釋》有功于選學可謂大矣。

當然，朱氏《集釋》一書洋洋五十余萬言，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胡玉縉即指出《集釋》中《西都賦》“釦砌”、《東都賦》“飫宴”、《補亡詩》“門子”、《典引》“帝卯行”、《東京賦》“游光”、《上責躬應詔詩表》“胡顏”諸條，或不足為據，或牽強附會，或時有紕繆之說等。

《文選集釋》一書的主要版本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朱氏家刻本、光緒元年(1875)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江西重刻本、臺灣廣文書局1974年排印本。

《文選旁證》

流傳較廣、較易見者為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版心中縫鐫“小萬卷齋”字樣，本書點校所據者即據此本。

是書在校點過程中，一遵原文，俾便全面完整地保存原書原貌。如書中繁難字較多，亦不以簡體出之。

對于朱氏所征引諸書，竭力皆取原書對勘。有的原書無存或一書多版，則取較早或通行本覈之。微有出入，不再說明。朱氏引書多有節引，但能忠于原書原意，為了解引文起迄故，校點時仍加了引號。

原書有避諱的情況，如避康熙諱改‘玄’為‘元’，則逕改，不出校記。避乾隆諱改‘弘’為‘宏’，則首出校記。

同時，前輩學者穆克宏先生點校的清梁章巨《文選旁證》、蔣立甫先生點校的清胡紹煐《文選箋證》，本書在點校過程中均有所參考借鑒。他們導夫先路、擁篲清道之功，沾溉學人，受益良多。

《文選箋證》

《集釋》引書浩繁，涉及知識面綦廣，校點難免有誤，懇請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李翔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于河南固始

點校者簡介

李翔翥，男，1967年生，河南固始人。《文選》愛好者，出版朱珔《文選集釋》（點校）一書。

注釋：

[1]《管錐編》（第四冊《全梁文卷十九》），錢鍾書著，第1401頁。中華書局，1979年10月。

[2] 《書目答問補正·附二》，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26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3] 參見《清史稿·朱珔傳》，趙爾巽等撰，13264頁。中華書局，1977年12月；《清史列傳·朱珔傳》，王鍾翰點校，5594頁。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4] 參見《續修四庫全書》1549冊，清李元度撰《天岳山館文鈔》卷十二《右春坊右贊善前翰林院侍講朱蘭坡先生傳》，19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同上。

[6] 《書目答問補正·附二》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26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7] 清朱珔《文選集釋·自序》，光緒元年（1875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

[8]清朱珔《文選集釋·自序》，光緒元年（1875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

[9] 以下所引某卷某篇某條，皆出自朱珔《文選集釋》一書，光緒元年（1875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不再出注。

[10]清朱珔《文選集釋·自序》，光緒元年（1875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

[11]《周禮正義》，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第1440頁。中華書局，1987年12月。

[12]《昭明文選研究》（初稿），（臺灣）林聰明著，194頁。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13]《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朱維錚校注，459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

[14]清錢坫《新斠注地理志·敘》，清嘉慶二年（1797年）六月岑陽官舍刻本。

[15]《文選資料匯編·序跋著錄卷》，劉鋒、王翠紅主編，208頁。中華書局，2019年4月。

[16]周貞亮《文選學講義》上編第九章《清代〈文選〉學者對于〈文選〉之貢獻》，國立武漢大學印。

[17]駱鴻凱《文選學·源流第三》，104頁。中華書局，1989年11月。

[18]屈守元《文選導讀·導言》，119頁。巴蜀書社，1993年9月。

[19]張君炎《中國文學文獻學·〈文選〉的研究和注釋》，189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