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30年上揚！全球新藥研發管線首降3.9%，中國占比飆至30%

近日，全球權威醫藥數據機構Citeline發布了《2026年醫藥研發年度回顧》（Pharma R&D Annual Review 2026），這是該機構連續三十余年追蹤全球制藥研發趨勢的年度重磅報告，是行業公認最權威的管線數據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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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截至2026年1月，全球在研藥物總數降至22,940個，較上一年的23,875個下降3.9%。這是近三十年來，全球研發管線規模首次出現收縮。盡管統計口徑調整被認為是部分原因，但一個更具確定性的信號已經浮出水面——

持續二十余年的擴張周期，正在走向終點。

這種結構變化，并非單一維度的調整，而是一次同時發生在企業格局、國家力量與技術路徑上的系統性重構。

第一重變革，是制藥巨頭的排位洗牌。從企業層面看，大藥企之間的競爭邏輯正在悄然改變。羅氏以穩定管線重回首位，阿斯利康憑借ADC與免疫布局快速躍升，而輝瑞則在收縮中重新聚焦核心資產。

第二重變革，是中美創新速度的此消彼長。中國在全球候選分子中的占比已從2018年的8%躍升至約30%，成為跨國藥企最重要的創新來源之一。

第三重變革，是治療領域的競爭邏輯重構。腫瘤不再是唯一中心，免疫、代謝與神經科學快速崛起；小分子不再主導，而是在與生物技術的融合中尋找新的定位。

站在2026年的十字路口，全球制藥研發正在從“規模驅動”走向“質量驅動”。所有這些變化，最終指向同一個問題：當行業從“做多”轉向“做精”，誰還能持續勝出？

01、30年來首次降溫：全球研發管線增長按下“暫停鍵”

根據Citeline旗下Pharmaprojects數據庫的統計，2001年，全球在研藥物僅為5,995個；此后二十余年間，這一數字一路攀升，幾乎未曾中斷增長，直至2025年仍保持4.6%的增速。

從結構上看，2026年的回調并非均勻發生。除免疫和心血管領域仍保持增長外，大多數治療方向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其中腫瘤和抗感染領域的下降尤為明顯。這意味著，行業并非簡單“整體降溫”，而是開始出現分化式調整——資源正在從部分擁擠賽道中撤出。

不過，Citeline在報告中也給出了一個重要的修正視角：此次下降，部分源于數據采集方法的變化。新的統計體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2025年的基數，同時壓低了2026年的表現。如果剔除這一因素影響，Citeline認為，全球研發管線的規模在過去幾年中“很可能保持了相當平穩的狀態”，即維持在23000個分子上下的平臺水平。

從更長的歷史周期來看，研發管線規模從20年前的不到6000個到如今的近23000個，增長了近4倍，基數已然龐大，增速放緩也在情理之中。

02、Top10洗牌：收縮與補位

全球藥物研發管線出現這樣的下滑，具體原因是什么？

首先驅動變化的，是跨國藥企自身的研發邏輯。

過去兩年，隨著“專利懸崖”臨近與資本成本上升，全球大型藥企普遍進入降本周期。從裁員、剝離非核心業務，到壓縮早期研發投入，幾乎成為行業共識。

報告顯示，2026年，羅氏以262個在研項目重回全球第一，管線規模微增1個至262個，幾乎沒有增長；曾位居榜首的輝瑞，則因管線調整從271個下降至257個，跌至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利康以新增20個候選藥物的表現，超越了輝瑞和諾華，攀升至第二位，成為Top10中增速最快的企業；賽諾菲則憑借管線擴張，超越了進行10個項目削減的諾華，躍居第五位。

與此同時，艾伯維首次進入前十（第9位，200個），而GSK則掉出榜單（從第9降至第11）。

其次，另一股力量正在對這一趨勢產生對沖——來自中國的創新供給。

過去一年，全球創新藥交易市場出現了一個極具標志性的變化：中國開始成為跨國藥企“補充管線”的核心來源。2025年，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157起，總金額達到1357億美元，較2024年實現翻倍增長，占全球交易總額約一半；而美國的占比則下降至不足30%。

進入2026年，這一趨勢仍在加速。據國家藥監局統計，今年前三月，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總金額已超過600億美元。這也意味著，2026年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規模在一季度內已逼近2025年全年總額的二分之一。典型案例包括：

• 1月，阿斯利康與石藥集團達成一項最高價值約185億美元的授權協議，依托后者專有的緩釋給藥技術平臺及多肽藥物AI發現平臺，聯合開發創新長效多肽藥物；
• 2月，信達生物與禮來達成一項全新的腫瘤及免疫領域創新藥物的研發合作，首付款3.5億美元，里程碑金額最高約85億美元；
• 3月，吉利德通過收購康諾亞相關資產（經由Ouro Medicines）推進T細胞銜接器布局，交易總額最高約21.7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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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更具象的行業判斷是：當前美國大型藥企管線中，約三分之一的新分子已源自外部引進，其中相當比例來自中國。

第三個重要原因，是行業風險偏好的整體下降。

報告顯示，過去一年，臨床前與Ⅰ期項目出現顯著收縮，出現了近10%的下滑；而Ⅱ期與Ⅲ期項目則相對穩定，有一定幅度的上漲。

這一變化，在過去一年密集出現的“管線終止潮”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2025年，阿斯利康退出神經科學，終止與禮來合作的AD資產及偏頭痛單抗；賽諾菲歸還NK細胞銜接器權益；輝瑞一次終止11個項目，含Seagen核心資產；BMS、武田也清理了多筆收購所得管線。

這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研發成本持續攀升的背景下，行業已不再愿意為低確定性項目買單。越來越多企業選擇在早期階段就“止損”，避免后期更高昂的失敗成本。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等新工具的引入，通過對分子結構與靶點有效性的前期預測，一部分原本需要進入實驗階段的項目，已經可以在“計算中被淘汰”。2026年，Receptor.AI推出覆蓋40+ADME-Tox終點的預測模型；ADMETPred則實現高通量早期篩選，為早期藥物發現提供更快、更準確的藥代動力學和毒性分析。

最后，不可忽視的是資本環境的變化。

過去兩年，全球Biotech融資明顯收緊，一批中小型公司被迫關停或出售資產，其管線要么終止，要么被并入大型藥企體系之中。這種“被動出清”，同樣對整體管線規模形成了壓制。

根據Fierce Biotech發布的年度“Biotech Graveyard”，2025年共有16家生物科技企業正式關停，另有3家瀕臨破產，總數達到19家。2025年8月，諾獎得主創辦的Appia Bio融資枯竭倒在IND前夕；11月，上海雙抗企業同潤生物被曝解散團隊并成立清算小組。該公司2024年8月剛與默沙東就CD3×CD19雙抗CN201達成13億美元的BD交易，獲得約7億美元首付款。然而核心資產出售后，剩余管線無法支撐原有估值，上市與融資路徑均不可行，最終走向清算。

此外，MNC退回權益則使原本有MNC資金支持的管線突然“斷供”，中小Biotech無力獨立推進，大量早期項目因此終止。比如，2025年Q1，吉利德Kite終止與Shoreline Biosciences價值超過23億美元的現貨型細胞療法研究合作。2025年9月，諾和諾德在新任CEO主導的“全公司轉型”中，終止了與Heartseed價值近6億美元的心衰細胞療法合作......

03、走出“堆量陷阱”

如果說全球研發管線的收縮是結構性調整，而中國市場面臨的則是更現實的命題：當“數量優勢”初步建立，堆量策略還能走多遠？

一個典型的觀察窗口，是龍頭企業的表現。3月25日，恒瑞醫藥發布2025年報：營收316.29億元（+13.02%），歸母凈利潤77.11億元（+21.69%），創新藥收入占比首次超過50%。但財報發布后出現明顯股價波動，反映出市場對于其“增長質量”的重新評估。

2025年，恒瑞共有7款1類創新藥、6個已獲批新適應癥上市。然而扣除33億元對外授權收入后，其營收仍在300億以下，未見海外重磅藥物那樣的陡峭放量曲線。

背后原因不難理解：一方面，醫保談判機制使得創新藥在上市初期即面臨價格下探，放量路徑更加依賴滲透率提升而非價格驅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的臨床使用習慣、支付能力與分級診療體系，也決定了新藥的放量周期更長、更平緩。

據Citeline發布報告，2025年已有三家中國藥企進入全球研發管線前25。其中，恒瑞醫藥當前自研管線達到163條，位列中國第一、全球第二；中國生物制藥則以125個在研項目排在所有藥企中的第十五位；石藥集團同樣展現出不俗的研發野心，以102個在研項目位列榜單中部。

不過，這種“供給優勢”并不意味著全面領先。從結構上看，中國創新仍高度集中于腫瘤與自免等確定性較高的領域，而在神經與精神疾病等高風險賽道上，仍明顯落后于美國。波士頓咨詢在最新報告中指出，這種差距恰恰存在于未來增長最快的方向之一。數據顯示，神經系統疾病新進入管線的占比已從2023年的約12.7%上升至2025年的14%以上，成為增長最快的治療領域。

頭部公司已開始調整，比如恒瑞正逐步降低對單一腫瘤領域的依賴，轉向代謝、自免、鎮痛等慢病領域。這一策略與全球研發趨勢形成呼應。

總體而言，當“堆量”遭遇“放量難”，當License-out尚未轉化為全球商業化能力，中國創新藥的下一階段增長，將不再依賴簡單的規模擴張，而取決于一個更關鍵的能力：能否從“做出分子”走向“做成產品”。這，比管線數量更難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