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潘昱辰 編輯/高莘】
為振興日本制造業,日本頭部企業開始著手在日本本土規劃新的產能。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豐田汽車計劃于2030年代在其大本營——愛知縣豐田市新建一座汽車工廠。值得一提的是,這將是豐田自2012年以來,首次在日本本土建設新工廠。
然而這場聲勢浩大的“日本制造”保衛戰,卻有一個極為反諷的注腳:支撐它的,可能是一群在日本既不被歡迎、也難以留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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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豐田汽車舉行新員工入職儀式 東方IC
“未來工廠”的“未來面孔”
距離豐田新工廠規劃廠址以北約5公里處,有一個名為“保見團地”的大型住宅區,其中的6200名居民中,約60%是外國人。這些外籍居民大多在豐田龐大的供應鏈中默默工作,支撐著這家全球最大汽車制造商的日常運轉。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估算,在擁有100萬從業人員的日本汽車行業,外籍工人比例已從2008年的約4%翻番至2023年的約9%,但要在2040年維持當前年產800萬輛的國內生產規模,需要將外籍工人比例提高至27%,即達到目前的三倍。
否則,未來日本汽車的生產將下降四分之一。而日本汽車產量每下降10%,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就會減少近1%,將日本經濟拖入負增長,進而影響民眾生計。
因此,當豐田去年宣布將新建整車工廠時,豐田汽車會長豐田章男曾拋下狠話:將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國內生產。而豐田每年也反復提及300萬輛的本土年產能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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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汽車會長豐田章男出席2026年F1日本大獎賽 東方IC
在此背景下,日本制造商需要與外籍勞工共同重構“日本制造”體系。如豐田自動織機、電裝和愛信等同屬豐田供應鏈的企業,已首次在其制造工序中引入了外國技能實習生。
據《朝日新聞》報道,愛知縣岡崎市有一家名為Iwadukasei的塑料零部件廠,長期為豐田和三菱供貨。其社長內田義信說,由于工作環境艱苦,愿意進工廠的日本年輕人很少,過去20年間,他雇傭的日本員工只有大約10人。
如今,這家工廠共有18名日本員工和9名來自印尼、越南的技能實習生。“如果可以選,我們寧愿雇傭日本人。但如果不靠外國人,根本維持不了現在的產量。”內田義信坦言。
“安靜的國家緊急狀態”
日本制造業為什么走到這一步?答案藏在人口數據中。
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日本新生兒數量降至70.58萬人,不僅連續十年下降,更創下1899年有統計以來最低水平——而此前日本國立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曾預測,新生兒數量要到2042年才會降至約70萬人,這意味著少子化進程比預期提前了17年。
與此同時,2025年日本死亡人數達到160.5萬余人,即自然減少近90萬人。
而截至2025年1月1日,不計外國居民,日本的總人口約1.2億出頭,較上年減少約90.8萬,降幅創1968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接近30%。
可以預見的是,2026年日本人口將跌破1.2億。
今年2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表示,少子化和人口萎縮是一場“安靜的國家緊急狀態”,將逐漸侵蝕日本作為國家的活力。然而她也承認,歷屆政府雖承諾提振生育,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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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右)在國會通過2026財年預算案后鞠躬 東方IC
直接利益攸關的日本企業更是憂心忡忡。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豐田元町工廠副廠長石橋正彥警告稱,至2040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將從2020年的約7500萬降至6200萬。勞動力短缺已導致企業破產數量去年增長超過30%。
在本土人口急劇下降的背景下,日本經濟越來越離不開外籍勞工的補充。《日本經濟新聞》以歐洲國家西班牙為例,闡明了補充勞動力的必要性:西班牙自2020年左右開始積極接納移民,如今移民已占其人口的14%;以GDP衡量,西班牙經濟在2025年增長2.9%,表現優于德國、法國等歐盟國家,其人均GDP也已超越日本。
要你的手,不要你的人
截至2025年10月底,日本外籍勞動者達創紀錄的257.1萬人,連續13年創新高,占據日本總勞動力的三十分之一。其中,制造業是外籍勞工最集中的行業,占比接近四分之一。
然而諷刺的是,日本政策卻在把他們往外推。
在去年10月上臺后,高市早苗政府立即推出了一系列限制外國人的政策舉措:如將歸化居住年限從5年延長至10年,引入永住資格強制日語考試,大幅提高簽證費用,甚至提出因欠稅等行政違規可撤銷永住權。盡管相關制度最快2027年才可能施行,但高市政府早已將其作為選戰中的核心招牌。
與此同時,日本外籍勞工的長期生存處境也令人擔憂。據《每日新聞》報道,在日外籍技能實習生從事的工作,往往被日本人視為“3K工作”——危險(kiken)、骯臟(kitanai)、吃力(kitsui)。2022年,日本登記在案的技能實習生失蹤人數超過9000人,原因多與待遇不公、加班過度和轉籍受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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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零部件工廠工作的越南籍員工 朝日新聞
盡管日本政府計劃在2027年廢除舊制度,代之以“育成就業”制度,但一個運轉了四十余年的廉價勞動力體系,其慣性遠非一朝一夕可以扭轉。
東京產業大學經營學教授小熊敦史表示,過去十年間,日本公立中小學就讀的外國兒童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因而2010年以后出生的所謂“阿爾法一代”,對與外國人共存的接受度更高。但日本社會和政策制定者似乎還停留在上一個時代。
當下,日本正陷入一個無法自拔的矛盾:一面是政府和企業屢屢強調少子化的危害性和外籍勞工的重要性,一面是政府在外籍勞工政策上設置層層門檻,在選戰中販賣焦慮以換取選票——高市政府揚言“日本人優先”的企圖,與日本制造離開外籍勞工就會停擺的現實之間,始終橫亙著一條無法彌合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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