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我跟團去朝鮮。出發前領隊反復強調:不要隨便拍照、不要大聲喧嘩、不要給當地人送東西。可到了平壤,團里的大爺大媽們還是按捺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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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入住酒店,同屋的趙叔從行李箱里掏出自帶的床單、被套、枕巾,還有一整套洗漱用具,連馬桶墊都備好了。朝鮮服務員來送熱水,看到滿床花花綠綠的家當,愣在門口。她操著生硬的中文問:“我們的……不干凈嗎?”趙叔連忙擺手:“不是不是,習慣了。”服務員沒再說什么,轉身離開時,我瞥見她低頭聞了聞自己剛換的枕套——那股洗衣粉的香味還沒散。她大概想不通,消毒過的新東西,為什么中國人不信任。
第二天在平壤地鐵站,團里的阿姨們看見穿校服的朝鮮小學生,立刻掏出手機“咔嚓咔嚓”拍起來。孩子們先是愣住,然后快步躲到老師身后。導游小金急得直跺腳:“說了多少次!拍人要問!要問!”阿姨們訕訕收起手機,嘴里嘟囔:“拍個孩子怎么了,又不值錢。”小金漲紅了臉,壓低聲音:“不是值不值錢,是尊重。”尊重——這個詞在后來幾天被反復提起,可始終沒被真正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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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城參觀一所學校時,孩子們表演完歌舞,團里一位大叔沖上去,抱起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就要合影。小女孩嚇得哇哇大哭,老師臉色鐵青地把孩子搶回去。大叔還笑呵呵地說:“這娃真俊!”導游小金當場崩潰,她幾乎是吼出來的:“請你們不要碰孩子!不要隨便抱!他們不是玩具!”全團安靜了。大叔訕訕退下,嘴里還念叨:“至于嗎?”
最讓朝鮮人難以接受的,是中國游客“扔東西”的習慣。
在去妙香山的路上,大巴經過一個村莊,幾個光腳的孩子蹲在路邊玩泥巴。團里的王大姐掏出一把阿爾卑斯糖,搖下車窗,朝孩子們扔了過去。糖塊散落在塵土里,孩子們先是一驚,然后瘋了一樣撲上去搶。王大姐笑得前仰后合:“看他們多可憐!”可下一秒,一個老人沖出來,對著大巴車憤怒地揮舞拳頭,嘴里喊著我們聽不懂的朝鮮語。導游小金臉色煞白,回頭對王大姐說:“你知不知道,在他們眼里,你這是不禮貌的。”
車廂里炸開了鍋。有人替王大姐辯解:“她也是好心!”小金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好心?你把東西遞到孩子手上,說一句‘給你’,那是好心。你從車窗扔出去,讓他們在地上搶,那是什么?”她沒說完,但所有人都聽懂了那兩個字——施舍。
那天晚上,小金在酒店大堂找到我,紅著眼圈說了一句話:“我知道你們中國人有錢,可我們不是乞丐。我們窮,但我們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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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像一記耳光,抽在每個中國游客臉上。
可事情沒那么簡單。同樣一批游客,在涉外紀念品商店里出手闊綽,人參、安宮牛黃丸、刺繡,幾千塊人民幣花出去眼都不眨。朝鮮服務員鞠躬致謝,游客們卻喜歡補一句:“這點錢在我們那兒不算什么,吃頓飯就沒了。”服務員的手停在半空,笑容僵在臉上。她們心里大概在說:你們的一頓飯,是我們半年的工資。你這是在炫耀,還是在可憐我們?
還有那些隨口問出的問題:“你們一個月吃幾次肉?”“冬天有暖氣嗎?”“能出國旅游嗎?”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根針,扎在朝鮮接待人員最痛的地方。他們明明有住房、教育、醫療的“三大免費”,可這些保障在匱乏面前顯得蒼白。中國游客的關心,在朝鮮人聽來全是“何不食肉糜”的刺耳雜音。
甚至穿牛仔褲都成了問題。團里一個年輕姑娘穿了條破洞緊身牛仔褲,在平壤街頭引來無數側目。導游小金偷偷讓她換掉:“這里不流行西方的東西,太暴露了。”姑娘委屈:“這在國內滿大街都是啊!”小金苦笑:“可這里不是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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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行程結束,火車離開平壤時,小金來送站。她依然微笑著,但笑容里多了些說不清的東西。她跟我們每個人握手,到王大姐時,她握了很久,輕聲說:“阿姨,我知道你是好意。只是……下次別扔了,好嗎?”
火車開了。窗外倒退的田野里,又有孩子在路邊玩耍。團里沒人再扔糖。王大姐靠著窗,眼淚無聲地流下來。
她大概在想:為什么我的好心,會變成別人的傷口?
答案或許很簡單——當善意穿上了優越的外衣,就不再是善意,而是一把溫柔的刀。我們以為自己是在給予,卻忘了對方也是有血有肉、會痛會哭的人。朝鮮不缺同情,缺的是平視。可在一個物資懸殊巨大的世界里,平視,恰恰是最難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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