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寫小人物，為何能寫進讀者心里？

“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這句清人諺語，道出了基層官員在龐大帝國中的微妙處境。和帝王將相、巨擘豪杰不同，在歷史的大多數時間里，清代州縣官員的工作煩冗瑣碎、平淡無奇，他們彈指一揮間的人生往往淪為歷史敘事的腳注。清代基層官員的面貌到底如何？他們身上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他們的生活細節與情感體驗，又能為我們理解歷史提供怎樣的視角？

近日，《歷史縫隙里的人》新書分享會在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店）舉辦。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張帆，與該書作者鄭小悠一道，圍繞《歷史縫隙里的人》展開對話，從不同學術背景出發，探討清代官場規則、基層治理、民生百態，解析小人物與大歷史間的關系。

《歷史縫隙里的人》新書分享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共情讓人在歷史中讀出自己

黃六鴻、錢良擇、張我觀、王猷、楊潮觀、吳堦、朱鳳森、張祖基、穆齊賢、劉光第、吳永、恩光這些我們可能從未聽過的名字，甚至在正史里找不到他們的完整傳記。他們不是帝王將相，不是巨擘豪杰，他們的官位大多不高，人生事跡零散地藏在日記、書信、奏折、方志的縫隙里，但他們見證了明清易代、康乾盛世、川楚教亂、戊戌變法、庚子國難……他們面對的人生課題與如今的我們并無二致，有為生計奔波的窘迫、有人情世故的煩擾、有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有精神內耗的無力。在《歷史縫隙里的人》一書中，鄭小悠將傳主的人生軌跡與時代背景巧妙編織，展現了一幅獨特的清代社會畫卷。

鄭小悠坦言，自己最初是想以天理教事件為中心寫幾位基層官員，但當開始梳理張祖基和吳堦的生平時，一種意想不到的代入感出現了。那些關于職業生涯的困擾、人情世故的麻煩、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拉扯，不僅屬于兩百年前的古人，也屬于今天的人們。寫大人物時，她是冷眼的觀察者；寫這些小人物，她成了感同身受的代入者。鄭小悠意識到，對大眾寫作而言，共情恰恰是最寶貴的東西——它能讓人在歷史中讀出自己。于是她放棄了原先的學術計劃，開啟了新的寫作方向：為清代歷史上那些有趣卻寂寂無名的小人物作傳。活動現場，鄭小悠講述了《歷史縫隙里的人》一書的寫作緣由。

《歷史縫隙里的人》

作者：鄭小悠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年3月

歷史學者王笛曾指出，該書的獨特價值在于繞開宏大敘事，將鏡頭對準被正史遺忘的個體命運，通過日記、書信、檔案還原這些邊緣人物的生活細節與精神世界。而在羅新看來，鄭小悠筆下的個體“是編寫《清史稿》的那些人特意選擇忽略的”。之所以會這樣講，羅新表示，寫人物傳記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傳統，世界歷史的傳統就是歷史學都要寫人物傳記，這種說歷史的形式，到現在也仍然是高度發達的。至遲從《史記》開始，正史的主要部分都是人物傳記，《清史稿》中兩三百卷都是人物傳記，但什么樣的人才能被寫進去，是有嚴格規定的。中國現代史學是“五四”以后誕生的，可是在《清史稿》人物傳記的挑選人員原則上，仍然嚴格遵循了過去的傳統。要到20世紀后期以后的史學發展，才會注意到這些人。在羅新看來，“能夠選擇這些人寫他們的這些事兒，對他們的命運這樣去關注，本身反映了歷史學的進步。”

《歷史縫隙里的人》中有一個讓人讀來心驚的故事，是“盛世做題家”王猷。這位雍乾年間二甲第八名的進士，因雍正帝對浙東士人的偏見，被外放知縣。一次偶然的失誤——收留一個流落少女，少女意外溺亡——卻在層層發酵后，被編排成一樁“縣官強留女子、百計折磨”的黑色故事。上司震怒，同僚側目，王猷從此仕途蹉跎。鄭小悠說，這個平庸慘淡的命運，恰恰是窺視清代“貪官”心路歷程的鏡子，比那些激情澎湃的人生，更真實地映射出時代特征與群體面貌。

《八府巡按》（2026）劇照。

黃六鴻是《歷史縫隙里的人》中記述的第一個人，鄭小悠說，黃六鴻所著《福惠全書》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史景遷的名著《王氏之死》中也提到了他。鄭小悠的導師郭潤濤曾特別關注黃六鴻，并試圖整理《福惠全書》，鄭小悠還協助過他搜集關于黃六鴻本人及其家庭情況的材料，遺憾的是這項工作后來因故未能完成。在撰寫天理教相關文章時，為了尋找一些有研究基礎的人物，鄭小悠翻出了十多年前的往來郵件，其中有一篇是黃六鴻的女婿——一位翰林——回憶岳父岳母家族的文章，這個材料在清代也不多見，這些材料最終促成了文章。

“過去有人一直在說：學歷史的人是干什么的，你研究歷史是干什么的？”對此，羅新表示，“其實就是認識多樣性和復雜性……我特別不愿意聽那些學社會科學的人來應用歷史，因為他們學歷史的目的是要總結出一些規律來……他拿規律去套歷史，說因為這個時代比如說是神權時代，所以這個時代的神就很有地位，其實不是那么回事，你不能反著來。你在總結出規律條文來的時候，已經刪去了大量的異類，那些反證，那些不同的‘復雜性’都去掉了，然后利用‘簡單性’再去推導出歷史中具體的東西來，那一定是緣木求魚。為什么？因為歷史本身是復雜的。”

“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

《歷史縫隙里的人》中讓人唏噓的故事之一，是道光年間的“小公務員”穆齊賢。他是鑲藍旗包衣佐領下的“另記檔案人”，身份卑微，六品俸祿糊口，全無威勢可言。但他留下一部罕見的滿文日記，更在中年時懵然卷入一樁驚天大案——他的妻子竟在都察院大堂呈上訴狀，控告當朝皇帝親弟、惇親王綿愷私設牢獄，囚禁無辜百余人長達十六年。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從王府和園中救出被囚者七十六人，有人被囚十余年，有人被鐵鏈鎖頸，有人不堪折磨服毒自盡。而穆齊賢本人，也被囚禁其中，奄奄一息。在清代的權力結構中，旗人地位優越，親王更是天潢貴胄。穆齊賢夫婦的勇氣從何而來？鄭小悠在文中寫道：這個平平無奇的人生，因為一場爆發而有了光亮。它照見的是世道的衰朽、制度的頹壞，以及人在尊嚴與自由面前所迸發的本能力量。

書中提到過一句清人諺語，“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這種如履薄冰的狀況，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制度造成的。鄭小悠表示，清朝的州縣官處境極為艱難，這種困境根植于制度本身。越到后期，制度考核越發嚴苛。《欽定吏部處分則例》中，事無巨細皆有懲處條文。例如，縣境內發生命盜重案且犯人逃脫，從案發之日起，縣官的俸祿就會被停發。從制度上講，每位官員都有俸祿，但實際上幾乎無法到手。地方上的各項工程若無朝廷撥款，往往通過截留官員俸祿來籌措。雍正朝后設立的“養廉銀”，本意是補貼官員，但到了嘉慶年間，這筆錢也如同正俸一樣，常常無法兌現。這種制度性低薪迫使官員尋求“灰色收入”以維持生計和衙門運轉，但這筆收入又見不得光。一旦朝廷進行“清理虧空”，所有官員都可能面臨風險——為了生活，他們不得不在財務上進行騰挪，從而產生虧空。

《八府巡按》（2026）劇照。

鄭小悠在張我觀的故事里提到了一個殘酷的案例。張我觀在處理一樁舊案時發現，一位紹興籍的官員，在甘肅莊浪一個偏遠地區擔任知縣，因虧空四百多兩白銀被“監追”（關押追繳）。二十多年后，該官員死于獄中。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自幼父母雙亡、相依為命的侄子。這個孩子從十幾歲起就隨叔叔被關押，從甘肅到紹興原籍，一直被囚禁，只為逼迫家族還錢。張我觀連續三年向上級打報告，請求豁免這筆四百多兩的欠款，因為除了侄子的性命，已無任何可追繳之物。然而，豁免國庫欠款需經戶部批準，浙江巡撫不愿為此事開先例。張我觀的努力最終結果如何，不得而知。這個案例揭示了在僵化的制度下，一個基層州縣官不僅要面對自身的生存壓力，還要承受來自前任、上級和制度的多重擠壓，其處境之艱難，可見一斑。

晚清老吏恩光的故事，則讓我們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精神內耗”。這位國子監出身的六品小官，留下了一部日記，文字間滿是“少女懷春”般的深情、“詩人落魄”式的愁思。他在日記里反復咀嚼自己的不得志，也反復確認自己究竟該怎樣安放抱負與現實。這種細密、反復、幾近自我消耗的心理活動，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熟悉的情緒經驗：晉升無門的遲滯感、在人情世故中的無力感，以及明知必須繼續前行卻又時常懷疑自身價值的疲憊感。對此，張帆評價說，《歷史縫隙里的人》是“學術為體，普及為用”的典范，所寫人物幾乎都是專家學者不了解的，但又能讓普通讀者輕松進入歷史情境。

記者/何安安

編輯/重明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