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促織》看人的異化

《促織》是蒲松齡的筆記小說，講了一個小孩變蟋蟀的故事，卻偏偏有人性異化的意味。

故事比較曲折，體現了底層勞動人民的悲哀。說的是宣德年間，宮中崇尚斗蟋蟀的游戲，每年都要向民間征收蟋蟀。倘若有農民進貢一只非常能斗的蟋蟀，就可以充當賦稅。有個叫成名的讀書人，沒有考中秀才，為人拘謹，不善說話，被刁詐的小吏報到縣里，擔任里正的差事。他想盡方法，擺脫不掉任里正這差事。不到一年，微薄的家產都賠光了。正好碰上征收蟋蟀的任務，成名不敢勒索老百姓，但又沒有抵償的錢，憂愁苦悶，想要尋死。妻子勸他，找一只善斗的蟋蟀，就可以免除罪責。為此，他苦苦尋找，還找駝背的巫婆占卜，最終找到了一只善斗的蟋蟀。可是他的兒子趁他不在家，偷偷打開蓋著蟋蟀的盆子，蟋蟀就跳出來了。兒子逮到蟋蟀的時候，蟋蟀的一只腿掉了，肚子也破了，一會兒就死了。成名回來的時候，怒氣沖沖找兒子，找不到，不久，在井里找到了兒子的尸體，怒氣化為悲痛。呼天喊地，悲痛欲絕。可是兒子并沒有完全死去，而是半夜蘇醒過來，神氣呆呆的，氣息微弱，只想睡覺。成名忽然聽到門外有蟋蟀的叫聲，看到那只蟋蟀還在，就動手捉它。蟋蟀跳到成明的衣袖去，成名準備用這只蟋蟀進貢。別看這只蟋蟀小，但它斗敗了別人的“蟹殼青”，進入宮廷以后，斗敗了全國貢獻的各種稀有的蟋蟀。聽到琴瑟聲，能按著節拍跳舞。過了一年多，成名的兒子精神復原了，說自己變成了一只蟋蟀，輕快而善于搏斗。進獻蟋蟀的巡撫接受了重賞，成名也接受了重賞，擁有一百多頃田地，有很多高樓殿閣，還有成百上千的牛羊，每次出門都身穿輕裘，騎著高頭大馬，比世代做官的人家還闊氣。

《促織》看似是個喜劇，實際是個悲劇。如果從客觀事實來看。成名的兒子死了以后，是不可能變成蟋蟀的，即便精神癡呆，靈魂也不可能變成小蟋蟀，但偏偏底層勞動人民相信有這樣的神跡，因為他們大多迷信，而這種迷信思想是權力系統灌輸的。他們不可能反對喜歡斗蟋蟀的皇帝，也不可能阻止皇帝向民間征收善斗的蟋蟀，只能去尋找善斗的蟋蟀，可以抵賦稅。成名只是一個里正，讀書沒有考中秀才，不會用下三濫的手段，當然做不成官。他只能去尋找所謂善斗的蟋蟀，應付差事。因為這樣的蟋蟀而釀成了悲劇，兒子投井自盡，靈魂變成了小蟋蟀，被進獻到皇宮，最終變成了喜劇。成名一家飛黃騰達了，只是因為兒子的靈魂變成了小蟋蟀，受到了皇帝的賞識。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趨之。”皇帝喜歡斗蟋蟀，各級官員也就喜歡斗蟋蟀，而且每年要主動給皇帝進獻好的蟋蟀。倘若皇帝喜歡美女，那么各級官員就要給皇帝選秀女，甚至皇帝可以派宮廷中的官員，每年到民間選秀女。皇帝喜歡佛教，宣稱自己是佛的化身，各級官員也就都喜歡佛教，要參禪念佛，要寫禪詩，還要定期到寺廟朝拜。似乎各級官員的喜好都要和皇帝保持一致，不然就很可能被排擠出官場。起碼官員要懂得皇帝的喜好，也要懂得上級官員的喜好，而不能違背他們的喜好，更不能以清官自居，什么都不喜歡，不然就會被其他的官員排擠。官場就是這樣一個醬缸，漆黑一團，新入官場的官員必須把自己染黑，而不可能抱著修齊治平的理想去糾正官場的不良風氣。

官場的不良風氣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個人形成的，而是在皇帝的縱容之下長期形成的。基層官員要拼命搜刮民間財富，層層進貢，這是一種潛規則，并不能改變。皇帝明明知道各級官員都貪污腐敗，卻不可能完全徹底查處貪官污吏。因為皇帝也不參加田間勞動，要靠民間進貢來維持生活開銷。倘若皇帝去參加田間勞動，那么各級官員就都得參加田間勞動，當然他們是不愿意的。最辛苦的是農民，而不參加田間勞動的皇帝和官員卻是最享受的人，可以享受榮華富貴，不可能讓農民來享受。《促織》中人與人的關系發生了異變，皇帝喜歡斗蟋蟀，似乎是他無聊的生活中解悶的一種游戲，但對于封建朝廷的官吏來說，就成了借機逢迎獻媚的一種手段。對于主人公成名一家來說，蟋蟀成了一場從天而降、躲不掉、逃不了的災禍。本來皇帝和官員就在搜刮民間財富，敲詐勒索農民，可以達到“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的地步。再加上每年向民間征收蟋蟀，就會給農民造成沉重的負擔。那種官員和農民平常的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壓榨和剝削的關系，皇帝卻不管農民的死活，始終要征收蟋蟀，以至于蟋蟀成了壓垮成名一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異化，蟋蟀成了比人還重要的東西，甚至可以抵上好幾個人的命，就更別提抵賦稅了。

本來蟋蟀是民間常見的東西，尤其是夏秋之間，活躍在農田里，幾乎到處都是。可是斗蟋蟀的風氣起來之后，人與物的關系發生了異化。蟋蟀再也不是普通的小蟲子了，而是人們征求搜集的東西。因為這個東西奇貨可居，尤其是好斗的蟋蟀，簡直不容易獲得。一旦人們獲得好斗的蟋蟀，就可以獻給官員，抵消賦稅，甚至可以為此升官發財。就像皇帝選的秀女一樣，本來只是農民的女兒，卻因為有姿色，而被皇帝寵幸，那么農民一家就會飛黃騰達，成為皇親國戚。秀女被當成了工具，蟋蟀也被當成了工具，甚至成了成名一家的命根子。本來人和蟋蟀的關系沒有那么密切，甚至有人踩死了蟋蟀也不以為然。可是皇帝崇尚斗蟋蟀，每年向民間征收，農民就要找善斗的蟋蟀，以至于不務正業，但又有什么辦法呢？因為善斗的蟋蟀非常珍貴。倘若皇帝不喜歡斗蟋蟀，也不每年向民間征收蟋蟀，那么斗蟋蟀，只是民間的一種玩樂，卻不會受到國家的推崇。在皇帝的倡導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嚴重的異化，人與物的關系也發生了嚴重的異化。就像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人發生了異化一樣，已經被資本家當成了機器使用，不但失去了話語權，而且生存受到嚴重的挑戰。不管是卡夫卡的《變形記》，還是《城堡》，不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還是莫泊桑的《項鏈》，都寫到了人性的異化，不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異化，而且人與物的關系也出現了異化，簡直是絕妙的諷刺。

其實權力系統可以主導資本的運作，可以倡導積極而健康的價值觀。只不過在資本毫無底線運作的時候，權力系統往往和資本合穿一條褲子，共同刺激人們消費，卻偏偏誤導了人們，也讓人性出現了異化。從蒲松齡的《促織》可以看到，異化的人性是多么扭曲，又是多么可悲。即便故事最終以喜劇的方式結尾，也仍然讓人看到了悲劇意味，看到了人性異化的可笑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