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冒險深入朝鮮，我看到赤腳的孩子、漏雨的教室，但最后一道光讓我淚流滿面

從2011年到2016年，我以邊境貿易跟車員的身份，六次輾轉進入朝鮮咸鏡北道一個連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山村——霧隱里。那里四面環山，只有一條雨季就會被沖垮的土路與外界相連，連當地的向導都說：“那個地方，鳥都不愿落。”

第一次去，是深秋。我跟著一輛拉化肥的舊卡車，在碎石路上顛了整整一天。霧隱里比我想象的還要荒涼。二十幾戶人家的房子全是土坯墻，稻草屋頂爛出一個個窟窿。我到的時候，正下著雨，一個七八歲的女孩蹲在自家屋檐下寫作業——她頭上頂著一塊塑料布，雨水順著布角淌下來，打濕了半條褲腿。她的“作業本”是一塊刨平的木板，用燒焦的木棍當筆，寫滿一板就用袖子擦掉，再接著寫。

她叫英姬，是村里最用功的學生。我問她為什么不進屋寫，她指了指屋里——原來她家只有一間屋，土炕上躺著生病的爺爺，灶臺上煮著一鍋野菜糊糊，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她的“文具盒”是一個空了的鐵皮罐頭盒，里面裝著三截長短不一的木炭。

最讓我心酸的是，村里沒有一個人有像樣的鞋。大人小孩大部分時間光著腳，冬天腳上凍出一道道血口子，用碎布條纏一纏就算完事。我隨車帶了幾雙舊膠鞋，分給孩子們時，英姬領到一雙，試了又試，最后脫下來抱在懷里，小聲說：“等過年再穿。”

學校是村里一間廢棄的倉庫，沒有窗戶，門也歪了。十幾個孩子擠在里面，唯一的老師是初中畢業的鄭叔，五十多歲，背已經駝了。他教孩子們認字，用的是地上鋪的細沙，用樹枝在上面寫。沒有粉筆，沒有課本，只有他從縣城帶回來的一本破舊的《朝鮮語詞典》，翻得都散了架。

我問鄭叔，孩子們最缺什么？他沉默了很久，說：“缺……缺一頓熱乎的午飯。”他說，村里家家戶戶吃玉米糊，鹽巴都要省著用。孩子們上午上課，下午得去山上撿柴火、挖野菜。好幾次，孩子餓得趴在沙盤上起不來，鄭叔就讓他們回家喝碗水，“喝飽了水，肚子就不叫了。”

2013年我第三次去的時候，帶了一些好心人托我轉交的衣物和常用藥。英姬已經十歲了，個子卻還像六七歲。她拉著我的手，走到村后的小山坡上，指著遠處云霧繚繞的山梁說：“叔叔，我聽鄭叔說，翻過那些山，有火車，有電燈，有好多書。是真的嗎？”

我鼻子一酸，點頭說：“是真的。”

她低下頭，用腳尖碾著地上的土，說：“我想去那里上學。我想當醫生，回來給爺爺治病。”

那一刻，我轉過身去，眼淚沒忍住。

說實話，每次從霧隱里出來，回到燈火通明的城市，我心里都堵得慌。同樣一片天空下，有人一頓飯花掉幾百塊，有人連一支鉛筆都是奢侈品。這種不公，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來。

可是，也正是這個地方，讓我看到了最樸素、最滾燙的希望。

2015年最后一次去，一切都開始變了。朝鮮當地政府修通了通往霧隱里的簡易公路，雖然還是土路，但至少卡車能進來了。村里裝上了幾盞太陽能路燈，孩子們第一次在晚上看見了亮光。一位從平壤下派的農技員住進了村子，教大家種高產的土豆和玉米，還幫著聯系了縣城的供銷社來收購山貨。

英姬家搬進了新修的磚瓦房，雖然不大，但不再漏雨。她穿著我幾年前送的膠鞋——已經補了好幾回，但刷得干干凈凈。她考上了山那邊的中學，是村里第一個。臨走那天，她給鄭叔鞠了一個深深的躬，哭著說：“老師，我一定好好學習，以后回來教更多的弟弟妹妹。”

鄭叔抹著眼淚，笑得滿臉褶子都開了。

去年，我輾轉收到消息：英姬考上了平壤的一所醫學院。有人捎來她的一封信，信里夾著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她穿著白大褂，站在教學樓前，笑得靦腆又明亮。她在信里寫：“叔叔，我離醫生夢又近了一步。等我畢業，我想回到咸鏡北道，回到那些連路都不通的山村里去。我不會忘記赤腳寫木炭的日子，也不會忘記——是那么多人的善意和國家的幫助，把我從泥巴地里拉了出來。”

我捧著那封信，眼眶又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