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自己的選擇

文人大多都有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對于人生非常重要，其實只是他們自己認為重要罷了。

古代文人大多有兩種選擇，一種進入仕途，另一種就是著書立說。無非是在朝與在野的區別，卻偏偏非要在朝，在朝不行才會在野，而不是最初確立的目標就是在野。隋唐以前沒有科舉考試制度，文人要到權貴家里做門客，為權貴出謀劃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賞，而立功的文人絕對是少數。即便文人立功了，接受了封賞，成了權貴的一員，也仍然是為權貴謀取利益，而不是為天下蒼生謀取利益，以至于有了為主人謀取利益的說客。戰國時期，各種說客巧舌如簧，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能把黑的說成白的。他們不過是御用文人而已，卻偏偏自視甚高，認為憑借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就可以周旋于各個國家之間，可以說服一些國君發動戰爭，也可以說服一些國君停止戰爭。其實這是文人自己的選擇，他們平時沒有出頭之日，只是讀書還不行，需要接近權貴，需要學以致用。那時候讀書算是權貴的事，而普通人讀書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家里花費很多錢。其實也花費不了多少，但對于農民家庭來說，卻是一筆巨大的支出。農民大多連飯都吃不飽，衣服也穿不暖，倘若供養讀書人，就要付出三代以上人的努力，不然是不能供養讀書人的。讀書成了權貴和普通人之間的區別。而有知識和文化才可以治理國家，才可以為權貴出謀劃策。

文人大多都想修齊治平，實現圣人的理想，要為國家謀福利，要拯救天下蒼生于水火之中。其實這些愿望都是大而無當的，并不能實現。不是說文人不應該樹立遠大的理想，而是說文人樹立了大而無當的所謂遠大的理想，根本實現不了，只算是一種幌子。因為天下是皇帝的，不是文人的，文人即便做了宰相，也不具備平天下的能力，需要和皇帝商量，由皇帝來做主，不然越廚代庖，就很可能被誅九族。只有做了官的文人才被人高看一眼。而這樣的文人，無論寫詩作詞還是寫文章，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像駱賓王寫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和韓愈寫《諫迎佛骨表》，實屬少見。文人總是處在巨大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要站在統治階級立場，要為統治階級謀取利益，同時也要維護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想要拯救天下蒼生，卻感覺力不從心。因為天下蒼生受苦受難的境地是整個體制造成的，不是某個人能說了算的，即便是皇帝想要改變整個體制，也是難上加難。不管是官員還是皇帝，都要維護現有的體制，叫做“祖宗之法不可變”。文人想要改變現有的體制，基本上不可能。即便有商鞅變法，有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運動，也只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卻并沒有讓老百姓擺脫貧困的境地。

文人總是要做官，做不了官就要成為御用文人。不管是李白還是杜甫，都做過官，但都不適合做官，而那些邊塞詩人大多做的是幕僚文人。他們有感而發，寫了一些詩歌，并沒指望詩歌能流傳下去，而是認為做官才是人生最大的價值。偏偏歷史和他們開了玩笑，他們做不成官，而他們的詩歌卻傳承下去，成了文學經典。兩千多年以前，孔子帶領弟子周游列國，其實是從魯國被排擠出來的，想要讓諸侯采用“仁”的學說，就是想借助權力推行自己的學說。可是沒有任何一個諸侯采用他的學說。以至于他帶著弟子像喪家之犬一樣，游走在各個國家之間。后代的君主采用了他的學說，卻偏偏沒有保持原汁原味，而是肆意改變，提出了民本主義思想，保留的是維護封建統治的那一套。文人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想要傳承下去，就要借助權力迅速推行。倘若權力不推行，只靠文人自身的力量，當然傳播不久遠。其實大多數文人志大才疏，并不具備做官的能力。或許他們受到了圣賢書的毒害，總是認為自己以后可以成為圣賢。實際上圣賢的目標太為高遠，他們根本成不了圣賢，也不可能治國平天下。他們有可能只會寫詩作文，卻不具備治理天下的能力。可是他們偏偏比較自高自大，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才能超常，在官場摸爬滾打幾年之后就被排擠出官場。

不管是李白還是白居易，不管是韓愈還是柳宗元，不管是歐陽修還是蘇軾，都被排擠出官場，似乎文人天生不能做官，做官就要泯滅個性，而他們偏偏要保持活潑的個性，還要為社稷著想，很容易被政治對手打擊。政治不是文人想的那么理想，很容易泯滅個性，也很容易在潛規則的運作過程中，讓文人失掉獨立的人格和尊嚴。倘若文人真的失掉了獨立的人格和尊嚴，就可以變成赤裸裸的官員；倘若他們不愿意失掉獨立的人格和尊嚴，還要保持獨立的個性和思想，那么文人就還是文人，很有可能被排擠出官場。歷來政治操控文學，或者說權力操控文學，不允許文學獨自發展。除非在戰亂平庸的時代，統治階級無暇顧及文學的發展，才會出現百家爭鳴的狀況。春秋戰國時期是文化繁榮的時代，出現了諸子散文。民國時期也出現了文化繁榮的時代，僅僅現代文學史上就有很多名家出現，而到了現在，似乎一個也沒有。文革以后，沈從文不再寫作，搞了服飾研究，算是沒有被批斗，而老舍被批斗致死，趙樹理被批斗致死，傅雷夫婦被批斗致死。郭沫若寫詩像口號，貼在墻上是標語，簡直有辱詩人的身份。大量的知識青年投入了紅海洋，后來上山下鄉，整個運動就過去了。很多文人都不敢說話了，也不敢寫作了。這不是歷史的選擇，這是政治對文化的控制，也是對文學的控制。文人在這樣的浪潮中無可奈何，只能做出自己的選擇。是在朝還是在野？無疑在野是安全的，但仍然要放棄寫作，或者寫一些歌功頌德的文字，當然沒有什么社會意義。

文人有自己的選擇，到底是在朝還是在野？到底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到底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不平則鳴”，到底是為了揭露民族劣根性，還是為了人生而寫作，似乎都有自己的選擇，沒必要強求，但讀者看起來，就可以分出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