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老蒼聊時事。血的教訓歷歷在目:縱使印度市場表面光鮮,中國企業在邁入前務必擦亮雙眼,切莫掉進莫迪政府精心設計的“圍獵陷阱”。
近日,路透社、彭博社及印度財政部、重工業部等多方信源交叉印證,新德里悄然調整對華設備進口政策——首次向巴拉特重型電氣有限公司(BHEL)、印度鋼鐵管理局有限公司(SAIL)等國家級骨干企業發放專項許可,準許其從中國采購變壓器、電抗器、大型冶金成套裝備等此前長期受限的關鍵工業設備。這一微調,為中國高端制造出海注入了一絲現實可行性。
可就在此消息傳出后不到72小時,大連華銳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一份財務快報,瞬間讓不少躍躍欲試的企業冷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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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顯示,公司已對兩家印度合作方的全部應收款項計提壞賬準備,金額高達1.4億元人民幣。這筆資金極大概率將永久性流失,成為沉沒成本。它再度敲響警鐘:印度市場的準入機會與履約風險,從來都是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審慎權衡。
今年3月,大連華銳重工在2023年年報附注中明確列示:針對兩家印度客戶的應收賬款合計1.4億元,已全額確認為信用減值損失。換言之,該項目回款路徑實質中斷,回收可能性趨近于零。
此類會計處理往往出現在債務人持續失聯、司法執行耗時過長且成本遠超債權價值、或其經營狀況已實質性崩塌等情形下。壞賬不僅直接侵蝕當期凈利潤,更會倒逼企業重構海外風控模型——未來在授信額度核定、預付款比例設定、分階段交付節奏、質保金留存機制等方面,都將轉向極度審慎的防御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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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同步,印度政府在特定工業領域釋放出有限松動信號:僅面向BHEL、SAIL等極少數具備國家戰略屬性的國企,臨時性解禁部分中國設備進口限制。
這種局部放寬絕非戰略轉向,而是供應鏈承壓下的務實妥協。
據印度中央電力局(CEA)與國家電網公司(PGCIL)聯合評估,該國在高壓輸變電核心設備領域存在約40%的產能缺口,尤其在500kV及以上等級變壓器、并網型靜止無功補償裝置(SVG)等環節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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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范圍內的智能電網擴建、風電光伏大規模并網、制造業基地負荷擴容,均高度依賴上述設備支撐。若無法在12—18個月內填補缺口,多項國家級基建目標與碳中和路線圖或將被迫延期。
相較之下,中國企業在設備性價比、交貨穩定性、系統集成能力及大型EPC項目實操經驗方面具備顯著比較優勢。印度本土短期內既無同等產能,亦難尋替代供應體系,因此催生了“定向開閘、嚴控用途”的特批模式。
兩件事疊加呈現的真相極為清晰:印度市場對中國制造商確有剛性需求,尤其在電力基建與重裝工業板塊,其國產化能力短板在未來五年內難以根本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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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此同時,回款不確定性、司法執行低效性以及行政干預隨意性等結構性風險,非但未隨采購松動而減弱,反而在訂單增長過程中持續累積、隱性放大。
市場需求與制度缺陷并存,決定了企業開拓印度必須以“現金安全”為第一標尺,而非以“合同金額”為唯一導向。
印度私營部門違約行為常帶有鮮明的規則套利特征:項目完成現場驗收后,買方可能以技術參數微調、第三方檢測異議、內部審計否決等理由單方面延付或拒付尾款。中方供應商通常需啟動國際仲裁程序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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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或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獲得終局勝訴裁決,后續仍須向印度高等法院申請承認與強制執行。
關鍵風險在于,印度《2016年破產與破產法》(IBC)賦予債務人極大操作空間——一旦對方在裁決生效前后迅速提交破產申請,并通過關聯交易剝離優質資產、將核心業務轉移至新設實體、或以“重整必要性”為由凍結債權人權利,即便法律文書白紙黑字,實際回款仍將陷入無限期擱置。
最終結果往往是:中方贏得官司,卻輸掉現金流;賬面債權仍在,銀行賬戶空空如也;只能被動計提壞賬,用利潤填補制度漏洞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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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對國有企業客戶,風險形態雖不同,危害卻不容低估。國企極少采用破產手段逃避債務,但付款流程天然冗長:預算年度撥款尚未下達、多輪合規性審計尚未閉環、跨部門聯合審批尚未走完、補充協議簽署尚未歸檔……每個節點都缺乏法定時限約束,導致賬期被系統性拉伸。
合同約定的90天賬期,在實踐中常演變為180天甚至360天。在此期間,中方需持續墊付設備調試、現場服務、備件儲備、質保響應等全鏈條成本,并承擔融資利息、美元兌盧比匯率波動、供應鏈賬期錯配等多重壓力。
其后果是:項目報表顯示盈利,現金流量表卻持續凈流出;名義毛利可觀,實際經營性現金流為負;長此以往,不僅削弱再投標能力,更將惡化資產負債率與流動比率,動搖企業財務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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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對少數國企的采購放行,本質是一次典型的工具理性決策:開放品類嚴格限定于印度當前無法自產、且直接影響國家能源安全與基建進度的“卡脖子”設備,覆蓋范圍窄、適用主體少、政策時效短,絕不意味著中國市場準入壁壘的整體拆除。
特批對象僅限BHEL、SAIL等極少數央企級單位,說明政策意圖聚焦于保障國家級重大項目不因設備短缺而停滯,而非推動公平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這類臨時性供給補位,能緩解工程工期壓力,卻絲毫不會弱化印度對外資技術合作一貫持有的審慎審查立場。
當前環境下,各類行政杠桿仍具高度不可預測性——國家安全審查標準動態加碼、進口許可證簽發節奏忽快忽慢、印度標準局(BIS)認證周期大幅延長、海關查驗頻次驟然提升、稅務稽查突然介入付款環節、外匯結算通道臨時收緊……這些機制均可被靈活啟用,單方面改變原有合同履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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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風向的瞬時變化,足以導致貨物滯留港口、驗收報告被退回重審、付款指令遭財政部門駁回,甚至已到賬資金被反向凍結。企業即便手握特批訂單,也絕不能將其視作市場準入的“長期通行證”,更不可因此放松對付款擔保、預付款比例、共管賬戶設置等資金安全條款的堅持。
所謂“采購松綁”,實為應對短期產能斷檔的應急之舉。當印度本土40%的電力設備缺口被逐步填平,當前窗口隨時可能關閉;政策彈性源于現實倒逼,而非制度承諾。只要產業自主戰略與地緣博弈邏輯持續主導政策制定,所有開放舉措都將保持高度選擇性、階段性與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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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類市場生態中,判斷一個印度項目是否值得投入,核心標準不再是“有沒有需求”,而是“錢能不能按時到賬”“合同條款能否真正落地”“爭議解決結果能否兌換成真金白銀”。
沒有真實現金流兜底的訂單,規模越大,風險越深;若缺乏有效的風險對沖安排,壞賬終將以集中爆發的方式吞噬多年積累的利潤成果。
印度當下確實亟需中國設備來支撐電網現代化與清潔能源轉型進程,但這絕不等于它已準備好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對待中國資本與制造商。訂單數量上升的同時,系統性履約風險亦在同步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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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將付款節奏、銀行保函/備用信用證覆蓋、分階段交付綁定付款節點、爭議解決地與執行地明確約定、以及本地法律顧問全程嵌入履約流程,構建成環環相扣的風險閉環,才可能在真實需求存在的前提下,守住企業生存發展的生命線。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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