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國軍少將救中央紅軍，毛澤東建國后囑托一定要找到他！

1936年初的貴州畢節，寒氣仍重，街上行人稀少。一個身著國民黨軍裝的將領站在城頭，遠處紅軍隊伍正魚貫而入。身邊副官有些緊張地問：“司令，要不要關城門？”這位將領卻淡淡擺手：“讓他們進，人都凍餓成這樣了，還能翻出什么浪來？”誰也不知道，這句輕描淡寫的話，背后藏著的是他與共產黨長達十多年的秘密聯系，也不知道，這個人，就是曾在1934年把“鐵桶合圍計劃”送到瑞金、間接挽救了中央紅軍的莫雄。

如果把長征看作一場賭博，那1934年中央紅軍之所以還有籌碼能走出江西、轉戰西北，莫雄送出的那份“絕密文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多年之后，毛澤東在延安回憶這段往事時，特意提到情報工作的重要，又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反復叮囑葉劍英：“廣東有個莫雄，一定要找到他。”這一句“要找到他”，不是客套，而是領袖對舊友真切的惦記。

有意思的是，莫雄的人生起點，看上去與“智斗”“潛伏”毫不沾邊。貧寒出身、童年輟學、少年端鍋打雜，卻在時代翻涌中，一步步走到權力漩渦中央，又轉身站在了另一邊。要理解他為何敢冒殺頭風險泄露“鐵桶合圍計劃”，還得從他早年的路走起。

一、從伙夫到“莫大哥”：窮孩子闖進亂世中心

1891年，莫雄出生在廣東英德一個貧苦農家。六歲喪母，父親硬撐著讓他讀了三年私塾，家里終究熬不住，十二歲那年，他只好離開書桌，外出謀生。

轉折出現在次年。十三歲的莫雄輾轉到了廣州，在石室神學院當伙夫，給人做飯、打雜，干的全是粗活。日子清苦，卻有一點好處：那里接觸新思想的人多，一些傳教士、教師時不時會給這個苦孩子買書，順手講上兩句外面的世界。那時的廣州革命氣氛已相當濃，街頭巷尾都能聽到反清、改良的議論。

少年人記性好，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快被吸引進去。16歲那年，他加入了同盟會。年紀小又不顯眼，反倒成了優勢，被安排到新軍里做策反工作，一邊當兵，一邊聯絡志同道合者。

往后十幾年，他幾乎是隨著中國近代史一路奔跑：黃花崗起義里有他，護國運動中也有他，寧、瀘、贛、閩、滇、黔、粵，都留下過他的腳印。槍林彈雨里摸爬滾打，他逐漸在軍中站穩腳跟，積累了軍功，也積累了人脈。

1922年，時局再次急轉。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對孫中山構成巨大威脅。當時莫雄任廣西梧州衛戍司令，剛聽說陳炯明叛變，心里就憋著一股氣。陳炯明派人來勸他倒向自己，他一句話不答應，反而暗中與孫中山取得聯系，又聯合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一同討伐陳炯明。

這一著，可算是雪中送炭。孫中山對這個出身寒微、卻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的將領，格外看重，親自任命他為粵軍第二師第二獨立旅少將旅長。莫雄自此成為孫中山身邊的重要武裝支撐，人稱“莫大哥”。

值得一提的是，在粵軍體系里，蔣介石最初并不被看好。很多粵系將領都瞧不上這個從浙江來的“教官”，而莫雄對他印象還不錯，覺得蔣辦事認真、肯吃苦，所以多方照顧。有一次，他甚至救了蔣介石一命。

1922年春，孫中山決定揮師北伐，蔣介石時任總統府參軍兼粵軍第二軍參謀長，被留在桂林坐鎮。主力一走，桂林附近的兵痞、土匪看準空檔，集結上萬人進攻這座城，而蔣手里只有葉挺部一個營，根本守不住。危急關頭，他派人向最近的粵軍第四獨立旅求援，趕來解圍的，正是莫雄。

城中危急緩解后，葉挺見到莫雄，握著他的手直說：“你們來的真快，不然我們就危乎殆哉了。”從這一段交情看，當年蔣介石對莫雄是心存感激的。

只是時代不講情面。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國民黨內部再無能壓住所有派系的領袖，權力爭斗驟然露出獠牙。誰掌握軍權，誰就有話語權，蔣介石看得比別人更透，也下手更狠。

二、被算計的舊部：從“蔣的救命恩人”到“鐵桿反蔣”

1925年秋的一樁事，徹底改變了莫雄的政治態度。

那年9月，莫雄奉蔣介石之命，前往收繳粵軍楊錦龍、梁士峰部隊的武裝。他認認真真執行命令，把任務完成得干干凈凈。按道理說，這樣的人應該更得主帥信任，結果等來的卻是迎頭一刀——蔣介石突然宣布莫雄所屬的粵軍第四軍第十一師是“反革命部隊”，派黃埔軍團團圍住他的部隊。

面對這一幕，莫雄極其清楚，一旦硬拼只會落到“兩敗俱傷”的下場。他不愿對同袍舉槍，索性交出兵權，脫離了部隊。不久后，他在上海遇到了已被排擠出局的許崇智，這才搞明白：原來這一切都是蔣介石布局，借刀殺人，順手把粵系舊部一鍋端。

救過命的舊人，轉身就算計自己。莫雄對蔣介石的怨，幾乎到了切齒的程度。他參與過兩次反蔣行動，都因實力懸殊告敗，逐漸心灰意冷。經宋子文介紹，他進了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掛個閑職，表面上淡出軍政核心，實則心里始終不平。

1930年，一個老戰友的出現，讓他找到新的路。

那一年，他偶遇曾任粵軍第四軍第十一師政治部主任的劉啞佛。兩人多年未見，坐下來一聊，往事紛紛涌上心頭，談到當年被解除軍權，自然提及蔣介石。莫雄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懣，說蔣背棄孫中山遺囑，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拋在一邊，只想一人獨大。

劉啞佛并不僅僅是舊部，他還是一名共產黨員。見莫雄態度如此鮮明，便坦承了自己的身份，又介紹了嚴希純、項與年、華克之等中共地下黨員，讓他們與莫雄接觸。

隨著時間推移，莫雄發現，共產黨的提法，反倒更接近孫中山“民權、民生”的初衷。這樣一對比，他心里的天平慢慢傾斜，提出想加入共產黨。

消息報到李克農那里，李克農的回應頗有意味：“要做一個共產黨員并不困難，我們黨真正難得的，是有一個雖然不是黨員，卻一心為黨工作的人。”這句話，既是一種考量，也是一種安排。于是，莫雄變成黨外的隱蔽力量，他的真實立場，只掌握在極少數高層手中。

時間推到1934年春。那時紅軍已經打了一年多第五次反“圍剿”，戰況不利。就在這時，蔣介石的親信、謀士楊永泰向蔣推薦了一個“反共有功的大員”——莫雄。于是，莫雄正式出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轄區威權在握。

看上去，這是蔣介石對舊部的“重新啟用”，在另一條線索里，卻是中共潛伏力量的一次關鍵布局。

莫雄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筑碉堡，而是想辦法把共產黨人調到自己身邊。他把盧志英、項與年、劉啞佛等人安排進“剿匪司令部”，名義上是“反共骨干”，實際上是情報中樞。紅軍配合得也很默契，一邊“對抗”，一邊“敗退”，適時退出莫雄防區，讓上級看出一個“拼命剿共”的好樣子。

蔣介石看到莫雄接二連三傳來“捷報”，心情頗為愉快，把他的戰績通報全軍，嘉獎他“考成第一”。這一層信任，為后來的泄密創造了絕佳條件。

三、鐵桶計劃外泄：一紙文件換來一支主力的生機

1934年9月底，廬山牯嶺。蔣介石召集200多名高級將領，秘密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中央蘇區的最終一擊。莫雄，作為“反共模范”，榜上有名，出席其中。

會議上發下來一套厚重的文件，每一份足有三四斤重。封面上兩個藍色大字格外扎眼——“絕密”。這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鐵桶合圍計劃”。

蔣介石原以為第五次圍剿用三個月便可解決問題，結果一年多過去，紅軍仍然堅守蘇區。他不愿再拖，采納了德國顧問的建議，打算用一種極其笨拙卻極其有效的方式——碉堡封鎖、步步緊逼，讓紅軍徹底失去機動空間。

所謂“鐵桶”，并不是說一夜之間猛攻，而是日拱一卒。方案寫得很細：先用12個師牽制紅軍，不讓其產生突圍念頭；等到150萬兵力全部到位，按統一時間向蘇區外圍推進。各部隊每日至多前進一公里，每推進500米就拉一道鐵絲網，每推進5公里就修筑一條碉堡線。

按計劃，只要連續推進六個月，圍繞瑞金就能形成300層鐵絲網、30道碉堡線的密集封鎖。紅軍缺重武器，又沒有足夠糧草，一旦鐵桶合圍形成，要突圍幾乎是奢望，只能被一點點磨光。

不得不說，這套打法對付的是“耗不起”的對手。蔣介石在文件上逐條寫明兵力調配、進攻路線、時間表、戰斗序列，嚴肅強調：不得泄密。每份文件編號，各級簽收登記，凡此種種，都顯示出他對這次行動的重視與謹慎。

但有一個人，拿著這份文件時，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會議剛一結束，莫雄回到駐地，就把文件拿給了盧志英、項與年、劉啞佛幾人看。幾個人看完后，心里直冒冷汗——如果這套“鐵桶”真按計劃鋪開，瑞金周圍變成銅墻鐵壁，中央紅軍恐怕真要陷在江西。

問題在于，一旦把情報送出去，被查出來，莫雄一定是死路一條。大家短暫猶豫了一下，誰都明白風險有多大。

莫雄當時的一句話，頗能說明他的性格：“情況都這樣了，你們還猶豫什么？快送去！出事算在我頭上。”話不長，卻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很清楚，只要拖上幾天，紅軍就可能錯過最后窗口期。

方案定下后，他們把文件內容拆分、轉碼，抄寫進四本大字典里。這樣一來，即便路上被搜身，也不過是普通書本，不易引人懷疑。第二天一早，項與年喬裝成教書先生，從莫雄的轄區悄悄出發，目標直指瑞金。

剛開始，路上還算順利，國民黨哨卡檢查松，白天能混過去。越接近蘇區，封鎖越嚴密，晚上也開始設關卡，盤查愈發仔細。項與年走到離瑞金不遠的區域，幾度被攔下，往前再走就可能暴露。

他心一橫，撿起石頭，朝自己臉上猛砸，四顆門牙當場碎裂，血流滿嘴，面容瞬間扭曲。加上這一路風塵仆仆，衣衫破爛、頭發凌亂，再看上去，就是個渾身是傷的乞丐。對這樣的人，檢查的士兵連多看一眼的興致都沒有，很快就把他打發過去。

10月7日，他終于進入蘇區，把藏在字典里的情報送到周恩來手中。周恩來連夜召集中央領導討論，迅速形成共識：鐵桶尚未閉合，必須抓緊時間突圍。于是，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倉促準備，開始了后來震動世界的長征。

很多后來者都在疑惑：為什么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這么匆忙，看上去有些“倉皇”？鐵桶合圍計劃外泄，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沒有那份情報，紅軍不是不可能撤離，而是很可能已經被層層碉堡和鐵絲網釘死在瑞金周邊。

值得注意的是，計劃擱淺之后，蔣介石并沒有意識到內部有人泄密。他以為紅軍不過是“提前逃跑”，防線仍然牢固。莫雄就這樣，在極高的風險中完成了一次關鍵行動，卻沒有留下任何公開痕跡。

從長征開始算起，莫雄對紅軍的幫助并沒有止步于這一回。他作為地方“剿共”司令，擁有兵權和調度權，之后又兩次在貴州畢節一帶暗中給紅軍讓路，甚至把整座城變成了紅軍休整的“后花園”。

四、三救紅軍：從傷病員到二、六軍團

1935年3月，長征中的中央紅軍已走出湘江血戰的陰影，一部分傷病員留在貴州畢節一帶修養。按國民黨計劃，這些“漏網之魚”須被徹底清理。蔣介石下令出兵圍剿，莫雄被指派為前線主官之一，與中央軍第63師師長陳光中一同前往。

莫雄了解情況后，第一件事不是調兵，而是摸清身邊這位“搭檔”的脾氣。他很快打聽到，陳光中好女色、喜享樂，對戰事并無多少熱情。于是，一到畢節，他先安排了幾名風塵女子，送到陳光中身邊“伺候”。

陳光中見有美色招待，又聽說莫雄是蔣介石舊識，自然樂得把“剿共”具體作業交給莫雄。人在酒色里打滾，哪里還顧得上滿山搜捕傷病紅軍。

趁著這個空檔，莫雄暗中聯絡地方力量，將藏在附近的數千名紅軍傷病員分批轉移出險區。待確認安全，再向上報告：“流竄殘匪，業已肅清。”消息一發，蔣介石那邊也就“放心”了。

1936年初，另一支紅軍進入他的視線。2月，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紅六軍團向畢節地區轉移，準備在此立足。按部署，國民黨軍應迅速堵截，阻止紅軍在當地站穩腳跟。

莫雄得到動向后，又一次動了心思。他先向上虛報軍情，制造一種“敵情不明、需要調兵”的假象，把陳光中所在部隊調離畢節。隨后，他以“率部出城剿匪”為名，把自己的部隊也撤出城內防線。

短短幾天工夫，畢節變成了一座空城。紅二、六軍團進入后，幾乎沒有遇到像樣抵抗，輕松占領了城池，還在當地整整休整了半個多月，建立臨時機關，發展地方力量。據當時的統計，這一階段畢節有五千多人參加紅軍，補充了大量新鮮血液。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畢節當時是一個布滿碉堡和機槍的重兵區，賀龍、任弼時這支隊伍，不可能進城這么順利，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元氣。莫雄的兩次“手下留情”，客觀上延長了紅軍的生存空間。

對于這類暗中援助，當事人往往知道危險在哪兒。蔣介石麾下情報網絡并不完全愚鈍，莫雄頻頻“剿共無功”“城池失守”，總有一天要引人懷疑。果然，在長征結束后不久，他的運氣耗到了盡頭。

1936年，莫雄因“通共嫌疑”被捕，押送到南京。審訊并不復雜，指控卻極為沉重，一旦定罪，就是槍決。只是蔣介石沒有立刻下殺手，因為這個嫌疑人身份特殊——救過他的命，又在粵系老部隊中頗具號召力。

關鍵時刻，陳濟棠、張發奎等粵系大佬出面求情，蔣介石身邊的陳誠也說了好話。蔣介石權衡再三，選擇把他關押近半年后釋放，但不給實職，一度讓他“賦閑在野”，留一個觀察期。

暫時脫險，并不意味著他就此退出歷史舞臺。1938年8月，抗戰已經全面爆發，國民黨需要調動一切可用力量。莫雄被任命為廣東二十三區游擊司令兼南雄縣長，再次擁有一方兵權。

他一到任，就盯上了當地監獄里關押的數百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身份雖仍然隱蔽，立場卻一點沒變。他以各種理由，將這些人陸續釋放。之后，他又結識了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古大存，把古大存請進自己的部隊擔任參謀長，借此對部隊進行改造，使之漸漸染上“紅色”。

解放戰爭時期，莫雄已年過半百，卻仍通過自己的關系網，為華南地下黨輸送藥品、槍支彈藥和情報。與前線槍炮聲相比，這些“靜默行動”不顯山露水，卻對華南局勢有不小影響。

也正因如此，他終究還是被另一位國民黨將領盯上了。

五、生死一線與遲來的澄清

1949年前后，廣東局勢急轉直下。薛岳出任廣東省主席，對共產黨人、懷疑對象采取了極為嚴厲的手段。一句話，能判一個人生死。

薛岳對莫雄的“歷史問題”早有耳聞，加上各方情報匯總，逐漸認定：“此人極可能是共產黨。”他對省府顧問官祎說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莫雄很可疑，要扣留法辦。

在當時的情形下，“扣留法辦”其實就是變相判死刑。官祎和莫雄私交甚厚，心里清楚這四個字意味著什么，一邊照例向廣州衛戍區司令李及蘭下令抓人，一邊趕緊給莫雄通風報信，讓他趕緊離開。

接到消息后，莫雄帶著全家火速經水路、陸路輾轉，最終在香港暫避。躲過這一劫，他也只能在陌生城市里過著不知今后何去何從的日子。那個時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很多共產黨人心里，是一個“欠著人情”的老朋友。

就在他躲在香港期間，北方戰場已經塵埃漸定。毛澤東在安排新中國政權建設時，特意在與葉劍英談話中提到：“廣東有個莫雄，是我們黨的老朋友、老同志。你去南方，一定要想辦法把他找出來。過去有什么問題不管了，安排他工作。”

幾句話，道出了對幾年前那份絕密情報和多次暗中相助的記掛。葉劍英南下到廣州后，經過打聽，得知莫雄已逃往香港。于是寫信過去，把毛澤東的原話轉告他。

莫雄在香港收到信，聽到“老朋友、老同志”這幾個字，心里自然明白，這是對他那些年冒險舉動的肯定，也是對他身份的一種公開承認。他沒有再猶豫，很快帶著家人返回廣州。

回到內地后，組織上安排他擔任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然而，由于他長期潛伏、身份保密，新政權中許多干部只知道他是國民黨舊官員，并不了解他與中共早年的聯系。一些了解不全面的群眾也對他頗有看法，紛紛上書，要求嚴懲“舊日劊子手”。

1951年，地方有人聯名向省委遞交材料，甚至提出要“槍決莫雄”。華南分局辦公廳對他的歷史情況也缺少資料，起初居然傾向于同意。消息傳到古大存那里，他一下就急了。

古大存清楚莫雄這些年的真實作為，立即給葉劍英發電報說明情況。葉劍英同樣十分重視，直接電告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說明莫雄與黨長期秘密合作的來龍去脈，這才把這場可能釀成嚴重后果的誤判叫停。

后來的補救措施，算是對他多年的默默付出做出了一定公允。1956年，李克農和項與年得知莫雄在廣東的處境，親自趕到廣州，將他接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多年未見，一進門，李克農上前就給了他一個擁抱，說了一句：“同志，我們終于見面了。”

這一聲“同志”，讓莫雄當場落淚。對他而言，這兩個字是多少年秘密工作的歸宿，也是對他個人選擇的一種確認。

此后，他先后擔任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職位不算顯赫，卻足以證明他在新政權眼中的地位和信任。

1976年，85歲的莫雄已是風燭殘年，身體每況愈下。他叫來兒子，提出要口述自己的回憶，讓后人了解當年那段隱蔽而緊張的歷史。他說：“我要把這些事講清楚，別將來有人罵我是一身血的劊子手。我這一輩子，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共產黨，也對得起列祖列宗。”

這番話，多少帶著一點老人家特有的執拗，也透出一種坦然。他知道自己走過的路，也知道自己每一個關鍵抉擇的后果。

1980年，他在廣東病逝，享年89歲。直到30多年后，他的故事才逐漸被更多人知曉。2011年，莫雄之子莫棟梁與項與年之孫項小米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蔣介石“鐵桶圍剿”外泄始末》，把當年那段情報外泄、長征提前突圍的內情，系統梳理了一遍。曾經深埋檔案和記憶中的細節，才慢慢浮出水面。

回過頭看，莫雄的身影總是出現在一些關鍵節點上：孫中山被兵變圍困時，他站在孫身邊；蔣介石弱小時，他出手相救；蔣權勢漸大時，他選擇反蔣；紅軍最危險時，他送去“鐵桶合圍計劃”；紅二、六軍團需要立足時，他讓出畢節；廣東解放前夕，他差點命喪國民黨殘余之手；新中國建立后，又幾度在誤解和信任之間來回搖晃。

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紅軍將領”，也不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卻在隱蔽戰線上承擔了極重的一環。情報工作，看不見硝煙，卻經常決定一支部隊能否走出包圍、一場大戰會不會改寫方向。像“鐵桶合圍計劃”這樣級別的情報，一旦落在對方手里，其影響遠遠超過一兩場勝仗。

從這個角度看，長征能在1934年10月及時作出戰略轉移，避免主力被困在中央蘇區，莫雄這位身在國民黨、心向革命的少將，確實起到了“挽救中央紅軍”的關鍵作用。而他之所以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既有出身貧寒、親歷民不聊生帶來的同情，也離不開早年追隨孫中山時對“三民主義”真正含義的理解。

對很多親歷者來說，那個時代“紅”“白”之間的界線，并不總是涇渭分明，有的是在戰火中慢慢形成的政治判斷和價值取舍。莫雄在多方夾縫中走過來的那條路，本身就是一段值得細細推敲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