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真的是清代好官嗎？其實比和珅貪官更讓人反感！

乾隆四十三年，江南梅雨未止，蘇州一帶潮氣陰冷。案卷堆滿的官廳里，一個姓蔡的窮書生被押到堂下，嘴唇打顫，卻硬撐著說了一句：“小人只求個公道。”誰也沒想到，這場原本不過是典賣田產的糾紛，最后竟扯出了“文字有罪”的驚天大案，還讓一位在民間被叫作“劉青天”的大員，踏著幾家讀書人的血，往京城高位上再跨一大步。

這一幕，恰好揭開了劉墉另一張面孔。與戲臺子上那個“劉羅鍋”判案如神、誅貪官、護百姓的形象不同，史書中的劉墉，并沒有羅鍋，也沒做到宰相，卻確確實實參與了幾場牽連極廣的文字獄，讓不少同科同道的仕子對他避之不及。若只罵和珅貪財，還真遮不住劉墉“殺人誅心”的狠勁。

有意思的是，劉墉并非出身寒門，也不是性情粗鄙之人。恰恰相反，他一開始走仕途時，做過不少讓人稱道的實事，也算克己勤慎的好官。問題就出在，他在關鍵時刻，選擇了站在皇帝“圣怒”那一邊，把無數讀書人的命運，當成自己仕途上的籌碼。

一、高門出身的“好學生”，也會走到刀口上

要理解劉墉，得從他的家世說起。劉家在清朝算得上名門，從順治到乾隆，幾代人都在做官。

劉墉的曾祖，做過順治朝的戶部員外郎，屬于中層官員；祖父在康熙年間做到四川布政使，掌一省錢谷政務；到了他父親劉統勛這一輩，已經是乾隆朝最炙手可熱的重臣之一。劉統勛為人清正，敢言、能干，深得乾隆信任，是實打實的朝中棟梁。

這樣一來，劉家在朝中的地位，就不止是“有個官做做”那么簡單，而是已經形成了“高門第”的氛圍。乾隆也曾寫詩夸過劉家，所謂“海岱高門第”，指的就是山東這一支劉氏。

有這樣的家庭做靠山，劉墉從小就接受了科舉、經義、詩文、書法一整套系統訓練。跟普通讀書人邊教書糊口邊備考完全不同，他從少年起就處在一個“準備當官”的環境里。從史料看，他性格并不張揚，讀書也下過功夫，算得上踏實勤學的典型。

三十一歲那年，乾隆帝親自主持會試，劉墉以“恩蔭舉人”的身份入場，結果考中二甲第二名進士。這個名次不算驚世駭俗，卻很穩當。中進士后一并授翰林院庶吉士，開始深度參與朝廷文化事務。

翰林院庶吉士這個位置，對當時讀書人來說，是夢寐以求的起點。既能參與編纂國史、典冊，又能近距離接觸皇帝，是邁向高位的一條“黃金通道”。劉墉在翰林院供職時，參與了圖書編修，辦事認真，很快被擢升為侍講，在御前講經說史，屬于帝王身邊的近臣。

從履歷看，這一階段的劉墉，完全符合“青年才俊”的標準。沒有貪污的記錄，也沒有明顯的惡名。甚至在地方任職時，他還靠整頓考風，贏得過一片叫好聲。

不過，劉家并非一路順風。乾隆二十多年的時候，西北軍務緊張，劉統勛以陜甘總督的身份，參與伊犁方面的軍務。因為軍情決策中存在附和定西將軍永常、導致軍威受損的情況，乾隆大怒，把永常處死，同時將劉統勛押解回京，嚴加治罪。

劉墉這時還在京中供職，卻因“父子相連”，一起被下獄受審，官職中斷。幸好乾隆后來氣消，又念及劉統勛多年功勞，才將父子釋放，允許恢復仕途。這一段牢獄之災，對劉家是一次重創，對劉墉而言，更是一次教訓——皇帝高興，人人沾光；皇帝發怒，榮寵立刻變成危險。

出獄后，劉墉被外放，歷任廣西、安徽、江蘇學政，負責一省科舉與教育管理。學政這個位置，權力雖不算最大，卻直接掌握一地讀書人的前途，是無數學子敬畏的“科場大拿”。

在江蘇任學政期間，他查出多起科場舞弊案，整頓考風，打擊作弊，被很多人稱為“鐵面學政”。乾隆也對他的表現十分滿意，曾作詩嘉獎，可見對其早期仕德，是認可的。

這一連串經歷，讓劉墉在“好官”的路上走得有板有眼。也正因如此，后面他卷入文字獄的行為，才顯得格外刺眼——不是不懂道理，而是明知厲害關系，卻偏偏主動往刀鋒上踩。

二、兩樁文字獄，讀書人的噩夢由誰打開？

乾隆朝的文字獄，并非一朝一夕。早在劉墉出頭之前，江南士林就已經經歷過幾次“文字有罪”的驚嚇，從所謂“捏造諸葛碑文案”到“李雍和潛遞呈詞案”，接連發生，風聲很緊。

在這種背景下，學政、布政使、總督都對“書生亂寫”格外敏感。稍微不謹慎，對上難以交代，對下又要“立威”。劉墉偏偏在這樣的氛圍里，兩次選擇了站在最嚴的一邊。

第一件，就是震動江南的《俁俁集》案。

被牽出來倒霉的人，叫閻大鏞，是江蘇沛縣的老監生。所謂“老監生”，就是讀了一輩子書，科場卻一直無緣，年紀大了還掛著個身份，日子其實并不寬裕。乾隆年間，地方為籌軍費、糧餉，層層攤派，已經讓不少小戶叫苦不迭。

閻家本就不富，被攤派壓得喘不過氣。閻大鏞一時氣不過，對官府大罵一通，這口氣泄完又發慌，匆匆逃走。不過，他不是普通潑皮，而是多年讀書的士子，自知闖禍，慌里慌張之余，把自己早年刻印的文集燒了個干凈，想著“燒書滅跡”，也許能躲過一劫。

沒想到，這個舉動進入案卷后，引起了時任江蘇學政劉墉的注意。他看完審理材料后，并沒有把重心放在“攤派糧餉”這件民困上，而是盯住了那幾本文集——為什么要急著燒？是不是里面有“悖逆之語”？是不是有“妄議朝政”的文字？

在乾隆面前，劉墉按例匯報此案時，對這種“燒書行為”的可疑之處著重呈報。乾隆起初并未立刻雷霆震怒，反而覺得“僅憑燒書一節就重罪治之，似嫌過重”，下令讓地方官徹查。

于是，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陳弘等人開始對閻大鏞反復審問。刑罰擺上來，軟硬兼施，時間拖得很長。一個老監生，在這番折磨下，心志早已崩潰，終于招認自己確實曾刻印過一部《俁俁集》，其中有對地方志和官場的不滿言辭。

原來，他的母親二十多歲守寡，一輩子守節，卻沒被收入地方縣志的“貞烈傳”。這在當時士人看來，是一種極大的不公。他借著寫文集的機會，對縣志編纂和地方風氣大發牢騷。那時的沛縣知縣李棠，并沒有把這事往“大不敬”上引，只是訓斥了一頓，命其燒毀文集息事。

如果事情停在這里，這只是一件小小的“文人牢騷案”。可地方大員顯然對“僅此而已”的查問結果不滿意，覺得既然燒書，就一定有更“要命”的文字。于是派人到民間四處搜羅。功夫不負折騰，竟真從人家箱底、舊紙堆里翻出兩本殘存的《俁俁集》。

這下，問題就被放大了。殘本中確有譏評時政之語，雖然遠談不上組織叛亂，卻被高晉等人扣上了“大不敬”的帽子，連同閻大鏞的出逃、燒書，成了一套“證據鏈”。他們捧著這套東西送到京城，乾隆翻閱之后大怒，認為這是對朝廷根基的觸犯，下旨判閻大鏞斬立決，家人也被株連受罰。

這件案子在江南文人圈里，引起極大震動。大家很快查清，這條線索最初是劉墉在案卷上放大“燒書疑點”而引出。輿論之中，“始作俑者”成了有名有姓的劉學政。不少人暗中罵他“何必如此賣力”，甚至有人說，他是“借圣心之怒，以取青云之路”。

不過，當時的環境已經不允許公開攻擊學政。更何況，在這之前，江蘇地區已經發生過多起文字獄，官員出于自保，談到“文句有罪”時極端小心。劉墉站在這個位置，既有時代氛圍的裹挾，但不得不說，他在這案子里確實沒有選擇更寬的路徑，而是主動將問題往嚴重處引。

第二件，則是更大、更徹底的《一柱樓詩》案。

乾隆四十三年，起初不過是一場田產之爭。蔡嘉樹是個貧寒書生，因手頭緊，將田地典賣給徐食田。典賣與賣斷不同，理論上還有贖回的余地。后來蔡家境好轉，他想按約贖回田地，卻遭徐食田拒絕。原因很簡單，當初典價極低，現在若還田，相當于吃虧，徐家心里不愿意。

嘴上爭執幾回，蔡嘉樹心中的怨氣越積越重。與其說是為田地，不如說是一口咽不下的氣。偏偏他知道徐家祖上有人做過文人雅士，留下詩集《一柱樓詩》。這時，他心中起了一個念頭：要是能從詩里挑出“悖逆之詞”，借著朝廷嚴打文字獄的風聲，把徐家拉下水，也算出了一口氣。

于是，他向官府告發，說徐家祖先徐述夔的詩集中，有大量反清之句，涉嫌謀逆。地方官一看這種告狀，心里其實明白，這多半是私人恩怨。主持審理的江蘇布政使陶易，起初也并不愿深究，覺得“挾私報復”的味道太重，直接駁回了訴求。

案子如果就這么壓下去，最多是個士子間的齷齪。偏偏這時，擔任江蘇學政的劉墉，又一次出現在關鍵位置。他對這起看似民間糾紛的案子異常上心，專門調取《一柱樓詩》，上呈朝廷。

乾隆接到詩集后，逐字逐句圈閱。當看到“ 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 ”這句時，臉色大變。乾隆的理解是：詩中所謂“大明天子”暗指明朝復辟，連“重相見”都寫出來了，這是赤裸裸的“反清復明之心”，再加上“且把壺兒擱半邊”這種微妙的語感，在過于敏感的解讀下，更成了“尚有后舉”的暗號。

這一句，成了定案的關鍵證據。乾隆震怒，下了極為嚴厲的旨意：徐述夔雖已去世，也要開棺戮尸，斬首示眾；徐食田判處斬立決；家屬發配充軍。而且，禍不止于此，當地凡是徐姓人家普遍遭到抄檢，有的被誣“串聯同謀”，被抄家，一個姓氏幾乎變成“嫌疑標記”。一時間，地方上怨聲四起，卻無人敢出面說話。

這一案已經不只是“文字獄”，而是“族姓風波”。在江南那樣講究門第、宗族的地方，這種“連姓株連”的做法，帶來的心理震動極大。不少士人嘴上不敢說，心里卻都明白，整件事情能鬧到這個地步，是因為有人在中途添了一把火，而那個人，就是劉學政。

案后不久，劉墉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回京主持監察事務。這一步晉升，在政治邏輯上看，完全說得通：皇帝需要“對輿論和文書高度敏感”的人進入中樞，而劉墉剛好證明了自己這一點。

從這兩案的進退中，不難看出他的路線：為討好圣心，不惜把讀書人的文字，推向最不利的解釋；為了自身升遷，寧可犧牲同類。相比之下，和珅的貪污，除了讓國庫虧空、百姓受壓外，手段多是“錢路”上的，直接因他一句話掉腦袋的士子，反而不如劉墉手上那么集中。

三、和珅是貪官，他為何更招人恨？

提起乾隆朝中的風云人物，和珅幾乎成了“貪官”的代名詞。而電視劇里，最愛安排的人物組合，就是“劉羅鍋斗和珅”。一個清官，一個酷吏，看著熱鬧，仿佛整個朝局就靠他們倆斗智斗勇。

現實卻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從官階來說，劉墉一生最高做到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進入過輔臣之列，但時間不算長，更多時候是在都察院、禮部一類部門任要職。而和珅，從乾隆中后期起，就是皇帝跟前最得用的“第一紅人”。他兼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甚至與皇帝結成兒女親家——其子豐紳殷德娶了乾隆的十公主。實權之重，遠在劉墉之上。

兩人確有幾次公事上的摩擦。例如，豐紳殷德成婚那天，滿朝文武皆衣冠華麗進宮賀喜，只有劉墉穿了一身舊得發白的朝服，明擺著不給和珅面子；再后來，他在查辦山東貪腐案時，扯到了與和珅有勾連的國泰，也算間接捅了和珅一刀。

但這些沖突，并沒有發展成你死我活的“生死對決”。從史料看，真正能壓住和珅氣焰的，是在軍功和資歷上都遠勝一籌的阿桂。這位“乾隆名臣之冠”，因為屢立戰功，完全不必看和珅臉色，當眾呵斥也是常事。和珅在他面前老老實實，連喘氣都不敢重一點。阿桂一旦不在京城，和珅才敢肆意張狂。

劉墉與和珅，更多只是心中互不服氣的同僚，并不是真正站在同一高度的對手。影視作品里那種“朝堂一分為二，各擁一派”的構圖，更多是為了戲劇效果。

從做人方式看，和珅的最大問題在“貪”。利用手中權力大撈銀子，賣官鬻爵，搜刮各省錢糧。他的財富之多，到嘉慶時抄家，家產數目嚇得朝臣目瞪口呆，甚至有人說“抄出一個國庫來”。這類問題，當然罪責重大。

然而，在讀書人心里，還有一種更難接受的行為，就是“出賣同類”。和珅雖然貪財，卻很少以“文字之罪”大面積針對士子。劉墉則不然，他出身江南士族，又是翰林出身，按理說最該理解讀書人的脾性與困境，卻偏偏在“文字獄”這種最傷士林元氣的方向，走在前面。

而且，他所參與的幾件案子，針對的往往不是擁兵自重的大勢力，而是寒素之士、地方舊儒。閻大鏞、徐述夔之流，若論政治能量，遠遠談不上威脅朝廷根基。卻因為一本集子、一句詩，被判了極刑，連家人都遭殃。

試想一下，一個窮書生，讀了一輩子書，仕途無望，偶爾寫幾句牢騷發泄，對時政評頭論足兩句，在一個文明開放的時代，本不算什么大事。可在乾隆后期那種愈發敏感的政治空氣里，這幾句牢騷很容易被有意者放大。劉墉恰恰成了那個“有意者”之一。

有人為他辯護，說是時代使然，做官不嚴厲就保不住帽子。這話其實半對半錯。的確，在君主專制的后期，皇帝對輿論的敏感度提高，文字獄頻發，身為學政、御史，態度稍微寬松一點，就可能被扣上“失察”、“養逆”的罪名。但話說回來，每一宗案子具體怎么處理，尺度要收緊到什么地步，始終是有空間的。

以《一柱樓詩》案來說，本來就是一樁民間糾紛，布政使陶易看得很清楚，想將其擋在“文字獄”門外，秉公駁回。劉墉卻將詩集送上去，主動引發皇帝關注，這一步，已經不僅僅是“被時代裹挾”，而是個人選擇了更危險更刻薄的一條路。

這也難怪，后世一些史家在評價他時，用了“比和珅更可恨”這類頗為尖銳的說法。和珅損的是國庫，傷的是百姓錢袋；劉墉參與的，是對士子的精神與生命的直接打擊，對整個文人群體的信心，是一刀刀往下砍。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劉墉的書法名聲極盛，很多人贊他字姿清雅、骨力內斂。民間有句“字如其人”，放在他身上，卻顯得別扭。他的字可能確實好看，他做人的某些選擇，卻難以稱“雅正”。

有人還喜歡拿他的“羅鍋”形象說事。史料中記載，他其實是身材高大，約一米九的山東漢子。之所以讓人覺得彎腰駝背，是因為在乾隆面前，他習慣性地躬身低首。久而久之，被戲曲、評書夸張，成了“彎腰成習”的羅鍋，倒也頗具諷刺意味——身體挺拔，心里卻不敢挺直太多。

劉墉晚年仕途平穩，卻明顯表現出一種“避事”的傾向，不再積極參與大案彈劾，尤其是對已如日中天的和珅，更是少有爭鋒。也就是說，他在自己最有銳氣的年頭，把刀刃對準了文人同道；等到朝局真正需要有人站出來與巨貪硬碰時，他已經選擇避開風頭。

從頭到尾，他都沒有真正走到“與權勢決裂”的那一步。對皇帝，他始終是勤謹順從的臣子；對士子，他則是一個時不時會出現在對立面上的“同類”。這樣的復雜角色，才構成了他遠比戲劇形象更尖銳的歷史形象。

回過頭看，那兩起震動江南的文字獄，已經足夠顛覆后人心中“劉青天”的光環。讀書人之間流傳一句話：“帽頂再紅，壓不住血債。”劉墉的頂戴，是靠劉統勛的舊功、自己的勤勉，還有無數士子被定罪的案卷疊起來的。要說“好官”，實難服眾。

史冊之中，他有勤、有才，也有狠，更有算計。戲臺上那位一身正氣、專替窮苦人伸冤的劉羅鍋，只是后人愿意相信的一個故事罷了。真實的劉墉，遠比戲說要冷，要硬，也要殘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