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福建軍區成立時各個分區負責人分別是哪些人呢？

1933年夏天，閩西山區的雨來得格外密。寧化、長汀一帶的山路上，挑夫、通信員和傷員擔架隊混在一起，時不時就會有人抬頭望一眼陰沉的天空。有人小聲嘀咕了一句：“福建軍區現在這么多部隊，這仗還打得下去嗎？”身邊的老紅軍把煙頭一摁，說：“部隊散不了心，就能打下去。”這句半帶粗話的回答，其實點出了當時一個關鍵變化——福建軍區已經不再是零零散散的地方武裝，而是一個有明確建制、有成體系指揮機構的軍區了。

紅軍福建軍區從哪里來？它的根子在閩西，在中央蘇區的整體布局里，這個軍區和江西軍區、閩贛軍區、閩粵贛軍區一起，撐起了蘇區的東南側翼。這里走出來的人，將來軍中名將、開國功臣比比皆是，葉劍英、伍修權、譚震林、方方等人，都和這片紅土地有著直接聯系。要弄清楚福建軍區成立時各分區由誰主抓，離不開當時的大背景和這批負責人的來龍去脈。

1933年前后，中央蘇區已經經歷了幾次大規模“圍剿”。閩西這塊地方，一面要擋住國民黨軍從福建、廣東方向的壓力，一面要向外擴展根據地。原來只靠零散的閩西軍區已經不夠用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中革軍委下令撤銷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將閩西軍區改組為福建軍區。軍區正式成立時間定在1933年2月，閩西武裝力量自此納入更大的整體指揮體系。

新軍區一成立，就不只是換個牌子的問題，而是要搭班子、定架構、劃分區塊。誰來負總責？軍區首任司令員，是時年三十出頭的劉疇西烈士；政治委員由從湖南走出來、在閩西頗有威望的譚震林擔任；政治部主任是長期在蘇區從事情報和政治工作、經驗頗豐的李明光；參謀長則是戰斗經驗老到的楊海如。為了統一軍區范圍內的軍事行動，又設了軍區總指揮，由古柏、周子昆共同擔任。

這幾個人，背景各不相同，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在連年戰火中被一步步推到前臺的人物。劉疇西出身湘贛邊界地方武裝，指揮作戰干練果決；譚震林1927年前后就投身革命，后來在地方黨組織、紅軍部隊中都干過要職；李明光曾任情報、組織等職，熟悉蘇區黨政軍情況；楊海如則是典型的“老作戰軍官”，對部隊調動和戰場組織很有一套。軍區總指揮古柏，更是其中一個極有代表性的人物。

古柏本名古田景，江西尋烏人。年輕時就走上革命道路，參加過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也經歷了1927年廣州起義。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擔任過中共尋烏縣委書記、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部長，還做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是那種兼有黨務、政務和軍事經歷的干部。

有意思的是，古柏在許多蘇區老紅軍心目中，還有一個特殊身份——毛澤東的重要助手。紅一方面軍時期，他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擔任總前委委員兼秘書，參與軍政決策和文件起草。著名的《尋鄔調查》，就是毛澤東在尋烏進行實地調查、由古柏協助整理的成果之一。在土地革命的關鍵階段，古柏堅定支持毛澤東的路線，這在當時并不算“輕巧”的選擇。

因為這份堅決，古柏后來就成了“左傾”冒險主義者重點打壓的對象，職務被撤，權力被削。即便如此，他仍被留在重要崗位，繼續擔任紅軍福建軍區高級指揮員。1934年中央主力紅軍準備長征時，古柏被留在贛粵邊堅持斗爭，負責開辟和鞏固游擊根據地。1935年3月6日，他在廣東龍川上坪突圍戰斗中犧牲，年僅29歲，生命停在了一個極為年輕的節點。

一、從閩西武裝到福建軍區：獨立師的骨架

福建軍區剛成立那會兒，手里的力量并不少，但分布很散。為了便于機動和指揮，軍區下轄四個獨立師：獨立第7師、第8師、第9師和第10師。同時還設有兩個指揮分部：杭永武泉、汀連寧清。這樣一來，閩西、閩北、閩南之間的戰斗力量，可以根據敵情迅速調度。

獨立第7師師長叫張瑞標，是個典型的“閩西土兵”出身。早年在福建寧化縣當警衛連連長，1929年參加紅軍后，從地方游擊隊做起，先是寧西游擊隊隊長，后來做到紅34師副師長，再后來到了福建軍區，任獨立第7師補充團團長。再往后，部隊擴編，他直接被推上獨立第7師師長的位置。

張瑞標雖然出身農家，沒有什么系統軍事教育背景，但打起仗來大膽潑辣，敢打硬仗。有一段時間，紅一方面軍東征閩西，面對的就是武平、寧化一線的國民黨守軍。張瑞標帶著敢死隊，一次次沖鋒在前，協助主力部隊拿下武平、寧化等縣城，對閩西根據地的穩固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4年7月，福建軍區準備圍殲武平境內鐘紹奎部。戰斗打到白熱化階段，張瑞標指揮部隊猛沖，自己也沖在最前面，在一陣密集的火力下中彈犧牲，只有27歲。對于當時的紅軍干部來說，這樣的年齡并不算“少年”，但放在今天，很難不讓人感慨。

再看獨立第8師。這個師的師長韓偉，政委是郭滴人。韓偉后來在解放戰爭中仍活躍在解放軍序列，是紅軍時期就已經打出名聲的指揮員；郭滴人則是政治工作老手，擅長做群眾工作和部隊思想動員。兩人一文一武，配合頗為默契。正因為這樣的搭檔，獨立第8師在閩西、閩北一線的活動相對穩健，能打也能守。

獨立第9師的班底也不簡單，師長陳樹湘、政委張梁。陳樹湘是湖南人，早期參加農民運動，后來加入紅軍，很快就成長為能獨立指揮一方的將領，后來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曾擔任重要職務，以忠誠和頑強著稱。福建軍區時期，他率領第9師在閩北、閩浙交界一帶活動，有力牽制了國民黨軍的力量。

獨立第10師的師長張榮發、政委張平凱，兩人都是老紅軍，但在后來的發展路徑上，出現了明顯分野。張榮發主要活動在地方部隊中，戰斗中屢立戰功；而張平凱，則在新中國成立后走到了更高的臺階。

張平凱，湖南平江人，1910年生。1927年他就參加革命，走上了那條險象環生的路。紅軍時期，他先后擔任紅5軍第3縱隊第9大隊大隊長、紅19軍56師政委等職務，在湘鄂贛蘇區和閩西蘇區均有足跡。他參與指揮的戰役里，有上杭、廣昌，也有血戰湘江。每一仗都不輕松，能活下來、還能升任師級政治委員，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張平凱的能力并不局限于“會打仗”。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被調往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先后擔任生產民運部部長、政治宣傳部部長，既管生產，又抓宣傳。等到解放戰爭打響，他又被派往東北，擔任冀察熱遼軍區武裝部部長、東北軍區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職。遼沈戰役中，錦州、沈陽、長春一線的作戰和攻堅，需要強大的后勤和群眾工作做支撐，這里面就有他的一份功勞。

新中國成立后，張平凱出任山西省軍區副政委，一直到1990年11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和許多在福建軍區出身的戰友相比，他算是少見的“善終者”之一。

在軍區的架構內，兩大指揮分部同樣關鍵。杭永武泉指揮分部，總指揮是郭清義；汀連寧清指揮分部，總指揮則是楊遇易。前者負責杭（上杭）、永（永定）、武（武平）、泉（清流）的武裝活動，后者則統籌汀（長汀）、連（連城）、寧（寧化）、清（清流）等地的軍事掩護和游擊作戰。指揮分部不像師那樣集中兵力打大仗，但在根據地的日常防守和機力出擊上，作用一點不小。

二、軍分區的搭建：地方與軍隊的紐帶

1933年6月，福建軍區在獨立師、指揮分部之外，又進一步建立起軍分區制度。這樣一來，地方政權、地方黨組織和軍隊之間，就有了更直接、更高效的紐帶。那一年，福建軍區下轄四個軍分區，各有自己的負責人。

第1軍分區司令員是吳夢云。他的名氣或許不如后來那些開國將帥響亮，但在當時，吳夢云對閩西地方武裝的整合、擴充，是極其重要的一環。既要打仗，又要組織民兵、發動群眾，還要協助地方政府落實土地政策，任務繁重。

第2軍分區的司令員是李韶九，政委張淡。一個負責軍事，一個抓政治，兩人共同承擔著閩西、閩北交界處較大范圍的防御與機動作戰。張淡出身早期黨員，做群眾工作有一手，對士兵思想疏導、地方組織建設都很上心。第2軍分區在1933年至1934年的斗爭中，屢次配合軍區主力出擊，阻擊國民黨軍的進攻。

第3軍分區由霍步青擔任主要負責人，這個名字，在研究黨史、軍史的人當中，并不陌生。霍步青1902年出生于重慶綦江縣，早年就投身學生運動，后來參加北伐軍，在第26軍政治部擔任宣傳科長。那會兒的26軍，是北伐中一支重要力量，政治部工作并不輕松。

很快，他又奉命轉入秘密工作。霍步青是黃埔軍校出身，素有“黃埔高材生”之稱。畢業后，他被吸收入中共中央特科，專門負責地下交通工作。這份工作極其危險，要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城市中接送領導人、傳遞機密文件。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劉安恭等人，曾多次在他的掩護和安排下，從上海、武漢等地安全轉移至蘇區。

1931年，顧順章在上海被捕后叛變，中央許多秘密機關暴露，特科系統遭遇嚴重破壞。由于曾經參與大量機密工作，霍步青的身份也隨之暴露。為了安全起見，組織決定調他離開城市戰線，前往中央蘇區工作。來到蘇區后，他并沒有因為“老資格”而要求特殊安排，而是主動投入到最基層的生產運動和群眾發動中。

在閩西，他不僅參與建立第3軍分區，還大力推動開荒生產。那時前線供給十分緊張，糧食、布匹、彈藥都短缺。為了支持前方作戰，他帶頭發動群眾墾荒、種糧，用生產自救減輕蘇區壓力。在當時的蘇區干部中，能一邊抓生產一邊兼顧軍事的人，并不多見。

遺憾的是，霍步青身體一直不好。日夜操勞，再加上舊病未愈，1933年9月13日，他因病在福建寧化去世，年僅31歲。對于一個還在上升期的干部，這個年齡確實太早。

第4軍分區的配置更為熟悉：司令員兼政委由伍修權擔任。伍修權1913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縣，比張平凱還要小三歲，卻極早投身革命。參加紅軍以后，他在政治工作、軍事指揮、國際聯絡等方面都有重要表現。福建軍區時期，他一肩挑起第4軍分區司令員和政委兩職，既要指揮作戰，又要抓政治路線的落實。閩西、閩東一帶的許多重要戰斗，他都親自帶兵上陣。

值得注意的是，軍分區在福建軍區整體布局中的地位，常被后人忽略。獨立師主打戰役，指揮分部管的是幾個縣一片區域，而軍分區則起到上下貫通的作用。它既接受軍區統一指揮，又和縣、區、鄉的蘇維埃政權打交道。舉個簡單的例子，一次較大規模的清剿作戰，需要抽調民兵、擔架隊、運輸隊，組織糧食征集，這些工作，如果沒有軍分區牽頭，很難高效完成。

也就是說，福建軍區的“骨架”主要在四個獨立師，而“血脈和神經”，很大程度上就在這幾個軍分區和指揮分部身上。

三、從鼎盛到撤銷：福建軍區的短暫歷程

從1933年2月正式成立，到1935年4月被正式撤銷，紅軍福建軍區走過的時間并不算長。不過，在中央蘇區整個抗“圍剿”的過程中，它起到的作用，卻絕不只是“陪襯”。

1933年下半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福建軍區所屬各師、各軍分區，在閩西、閩北一線承擔了大量防御和牽制任務。往往是敵軍從贛南方向發起主攻，閩西這邊的部隊就從側翼、后方進行游擊襲擾，迫使敵人分兵。這個階段，福建軍區的獨立第7師、第8師、第9師、第10師，頻繁出擊，打了不少漂亮仗，為紅一方面軍集中兵力殲敵創造條件。

不過，隨著“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央蘇區的影響擴大，軍事指導上開始頻頻出現問題。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被迫采用“硬碰硬”的堡壘戰和陣地戰策略，在兵力、火力都不占優勢的情況下正面死扛。福建軍區所屬部隊也不得不按照這一思路行動，損失顯著增大。

1934年秋冬，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福建軍區及其所屬的許多部隊，并沒有隨主力一起遠征，而是被安排為“留守武裝”。這些部隊一方面要掩護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轉移，一方面要繼續堅持當地斗爭，牽制敵人，力求保存火種。

在這段極為艱難的時期，福建軍區機關和所轄軍分區、獨立師的損失非常嚴重。敵軍大規模“清剿”，不斷推行“碉堡政策”和“圍鄉滅絕”手段。游擊隊被迫四處轉移，許多指揮員犧牲在山林、村落之間。1935年3月前后，原有的福建軍區機關已遭到嚴重破壞，有的被迫轉入更隱蔽的狀態，有的已無法維持正常運轉。

1935年4月，蘇區留守中央局下令，正式撤銷福建軍區建制。這一調整，并不意味著閩西、閩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就此結束，而是以更為分散、更為隱蔽的方式繼續存在。游擊隊改編、縮編，地方黨組織轉入地下，許多原來在軍區擔任要職的干部，被分散到各個游擊區堅持斗爭。

從人員命運上看，福建軍區這批骨干的結局頗為唏噓。能夠查到明確記載的幾位關鍵人物中，古柏在1935年3月戰斗中犧牲，年僅29歲；張瑞標1934年7月陣亡，只有27歲；霍步青1933年9月因病逝世，31歲。

而在這些早逝的身影之外，也出現了少數能走到新中國成立以后，甚至參與建國后國家建設的老紅軍。張平凱就是較為典型的一位，從紅軍獨立師政委一路做到解放后省軍區副政委，完整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的一系列重要時期。伍修權后來則在外交領域、軍隊高級崗位上承擔重任，成為新中國的重要將領之一。譚震林也在建國后擔任黨和國家多項重要職務。

站在福建軍區這段歷史的角度來回看，可以發現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許多在這里磨礪出來的干部，不只會打仗，更熟悉地方情況、懂政治、懂組織群眾。這和福建、閩西地區斗爭環境的特殊性有關。山地多，交通不便，敵我力量懸殊，部隊如果只會正面硬拼，很難站得住腳。必須一手抓軍事，一手抓政權建設和生產運動，否則根據地根本維系不下去。

從更長的歷史鏈條看，福建軍區雖然只存在兩年多時間，但它連接起了多個時期、多個層面：一頭連著省港大罷工、廣州起義那一代早期革命者的經歷，比如古柏；一頭連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涌現出來的將領和干部，比如張平凱、伍修權；同時還把中央蘇區的核心地區，與東南沿海錯綜復雜的政治軍事局面，緊緊拴在一起。

福建軍區被撤銷后，革命力量在福建并未中斷。閩西、閩東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隊繼續活動，到抗日戰爭時期，又逐步恢復并發展起新的抗日武裝和黨組織。只是那一代在福建軍區打拼、犧牲的指戰員當中，能活著等到后面階段的人，已經不多了。

附錄中的解放前福建省委歷任書記名單，從1926年到1947年，把這一地區黨組織主要負責人的變動，交代得相當清楚。方爾灝、徐琛、陳昭禮、陳明、羅明、劉謙初、劉曉、陳壽昌、陳潭秋、方方、劉少奇等一長串名字，既是這一地區革命運動脈絡的縮影，也與福建軍區的建立和運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人曾在閩西、閩北的山村、城鎮間奔走，籌劃武裝斗爭，組織蘇維埃政權，其中一部分后來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福建軍區的籌建與領導。

紅軍福建軍區的歷史，被定格在1935年春天的那道命令里。但在閩西、閩北的山嶺間，人們提起當年紅軍的故事時，仍會說到那些獨立師、軍分區，說到古柏、張瑞標、霍步青，也會提到那幾年頻繁出現的四個字——福建軍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