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九一三前夜致電江青：請保重身體，江青此后一直噩夢不斷

1971年9月8日的北京，夜風已經帶著一絲涼意。釣魚臺十號樓里，燈光卻依舊刺眼。江青擺弄著桌上的文件，忽然接到一通電話——葉群在那頭，用一貫客氣卻生硬的口吻轉達：“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掛斷電話后，江青心情頗好，還特意囑咐秘書回話致謝。誰也沒有想到，這種看似慣常的問候，竟是兩人之間最后一次“聯絡感情”。

五天之后，9月13日凌晨，256號專機墜毀在外蒙古溫都爾汗附近。等到江青獲知林彪一行已經喪生的消息，整個人的狀態陡然一變。她開始徹夜難眠，噩夢連連，心神恍惚。那些年里密集往來、看似親密無間的“問候電話”，在她腦子里一遍遍回放，變成了沉甸甸的負擔。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參與服務的秘書回憶起那幾天，總覺得江青并不是單純被“嚇到了”，而是心里早就有賬，只是九一三這一刀，突然把她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一、從問候電話開始的“特殊關系”

江青和林彪真正頻繁“互動”，要從1969年初算起。那時“九大”在即，黨內格局調整，林彪已經被確立為“接班人”，而江青也在中央政治舞臺上進一步抬頭。兩個人彼此需要，彼此也在試探，對外卻表現為一種過分“熱乎”的關心。

1969年到1971年9月上旬，兩年零九個月的時間里，江青方面記錄下的雙方電話往來達四百七十余次，平均下來差不多每隔兩天就有一次聯系。天氣轉涼要問候，出差前后要問候，生病要問候，大會前后更是少不了電話來回。內容大同小異，卻從側面顯示了一個事實：他們心里都清楚，對方不是普通同事。

平時和林彪直接通話，江青并不多，多數是通過葉群傳話。表面看，這是“尊重組織程序”，實際上也是一種刻意保持距離的方式——既要顯示親近，又要留足回旋余地。江青的秘書注意到，凡是涉及要緊事情，江青聽完電話，會親自囑咐做好記錄；有的記錄留檔，有的則當場燒掉，處理得相當謹慎。

在生活層面，兩人的“互相關照”也做得很足。江青知道林彪怕冷、怕風，動不動就感冒，還親自請人做了貂皮圍脖，送到毛家灣，親手給他戴上。林彪當場握著她的手，說了一句很“順耳”的話：“江青同志政治上考慮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細致。”這種話，聽著客氣，其實兩個人心里都明白，是在互相給臺階、互相加籌碼。

林彪也不吝嗇“回禮”。他知道江青睡眠不好，怕聲音，特意送了一臺進口負離子發生器，又讓人從海南島空運無籽西瓜和荔枝到北京。尤其到了冬天，西瓜送得更加勤快，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刻意維持的一種“親密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林彪還專門安排人在釣魚臺十號樓外增建一個直接通向樓里的車庫，理由很簡單：防風，減少江青上下車時受涼。這樣的細節，外人看著像是殷勤，懂的人心里都清楚，這是在鞏固同盟關系——生活上的“體貼”，恰恰是政治上的一種暗示。

有一次，林彪從外地返回北京，還沒回自家，就先趕到釣魚臺看江青。秘書記得很清楚，那天的林彪胡子拉碴，衣著也不利索，與他平日的“領袖形象”差距不小。江青見到他，不僅不嫌邋遢，反而表現得格外高興，握著手不肯松開。場面看上去頗為“親近”，但背后想想，這種“親近”更多是利益交織之下的表演。

二、合照、排名與“潛在的心病”

這種關系，并不僅停留在吃吃喝喝、電話問候上，還延伸到了非常敏感的政治層面。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閉幕，新的中央政治局名單對外公布。江青很快注意到，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中的排序排在葉群之后，這讓她非常不痛快。

名單采用的是姓氏筆畫順序，“江”比“葉”多一畫，排在后面，本是普通技術處理。但江青的習慣，是凡事都往政治斗爭上聯想。她覺得這背后“有人做文章”，立刻帶著文件奔赴人民大會堂，直奔林彪那里“討說法”。那天她進門時滿臉陰云，出來時卻笑容滿面。隨后所有文件中涉及政治局委員的名單排列，一律把江青的名字放在葉群之前。短短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兩點：江青的敏感，以及林彪愿意配合她，在形式上給予“尊重”。

1971年6月，江青邀請林彪和葉群到釣魚臺拍照。這事后來影響不小。林彪來時胡子沒刮，顯得疲憊。江青堅持要他刮干凈胡子，還認真調整燈光、焦距，像個專業攝影師一樣。林彪有些不以為意，說：“刮不刮都一樣。”江青馬上回了一句：“你是黨的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的副統帥，照相要有領袖氣派。”這句話說得很準：既捧他，又提醒他，這是要對外“展示”的形象。

更讓林彪別扭的是，江青要求拍一張免冠照。林彪頭發稀少，向來在意這點，本不愿摘帽。江青卻堅持，還設計了一個姿勢：“拿著《毛澤東選集》看書。”大燈烤得林彪滿頭大汗，江青遞上毛巾，又細心幫他調整姿勢，最后按下快門。一個月后，這張照片登上雜志，被命名為“孜孜不倦”，宣傳效果很明顯。

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說，這是一張典型的“領袖形象照”；從林彪的角度看，他既需要這樣的宣傳鞏固自己的地位，又對被擺布頗有微詞。在當時的氣氛下，他只能以客套方式表示感謝，對江青的“辛勤勞動”表示“滿意”。表面笑臉之下，兩人心里的戒備和算計，并沒有減少。

矛盾并沒有因此消失。1969年2月，江青突然懷疑自己的住處被安裝了竊聽器，專門讓人排查，結果并無發現。她仍不放心，搬到釣魚臺十號樓辦公居住，并要求秘書對自己和林彪之間的電話往來做詳細記錄，不得散失。這樣的舉動，已經帶有明顯的“留證據”意味。江青一方面需要與林彪保持關系，另一方面又防著對方“翻臉不認人”。

日常當中，江青對林彪的“重視”，有時候會顯得過了頭。1971年9月上旬，林彪從北戴河通過葉群發話，說要送幾個大西瓜給江青。西瓜送到釣魚臺，江青舍不得吃，放在前廳好幾天。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外逃前幾個小時，江青特意把這些西瓜帶到頤和園，對在那里的干部和職工說：“你們看，這幾個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讓我們大家一起感謝林副主席。”

這番表態，在當時聽著順理成章，但放在后來看來，非常微妙。幾小時之后，西瓜的“贈送者”已經在夜色中倉皇出逃，幾天后，就變成了文件中嚴厲批判的“叛國分子”。

三、九一三之夜：專機起飛與墜毀

時間來到1971年9月12日。這一天，真正的風暴已經悄然醞釀。

當天傍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會議，議程持續到晚上十點四十左右。就在會議將近結束時，中辦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張耀祠來電話，要向周恩來報告緊急情況。消息極其敏感：林彪一方有人策劃挾持林彪出逃，計劃先飛廣州，再去香港；林彪的專機已經于當天晚上八點被調往山海關機場。

周恩來聽后，神情嚴肅，當即布置：讓吳法憲前往西郊機場掌握動向；同時要求海軍司令員李作鵬下令山海關機場，任何飛機不得起飛。隨后，周恩來立刻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當面報告情況，并建議毛澤東轉移到人民大會堂118廳，以防不測。

另一方面，在北戴河一線，動向更加急促。葉群得知北京方面已經開始查詢飛機情況后，情緒近乎失控，急吼吼地指揮人把文件和物品胡亂塞進紅旗車里。林家一行擠上車，從96號樓疾馳而出。遇到警衛部隊阻攔時也不停車。中隊長肖奇明開槍，兩發子彈打在后擋風玻璃上，卻被紅旗防彈車擋住。

這一段情節，聽上去像電影，但確有其事。那一車人以每小時約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山海關狂奔，途中甚至強行搶在火車前通過，后面追趕的車輛則被橫向駛過的列車阻斷。到了機場，他們幾乎是一路沖到專機旁，順著舷梯匆忙登機。很多東西來不及搬，機艙門匆匆關閉，發動機轟鳴，飛機起飛。

在北京，周恩來得到“飛機已經起飛”的通報后，第一反應依然是挽回局面。他緊急命令空軍司令部調度室向256號飛機喊話，希望對方返航，或者在國內任何機場降落，承諾自己將親自迎接。然而，256號機沉默無聲，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這時候，事情性質已經變得十分清楚。飛機繼續飛行，逐漸接近邊境。周恩來在和毛澤東商量后，下達了全國范圍的凈空命令，同時要求外交部門密切監控外電報道，預估多種可能出現的外交局面，準備應對預案。

9月13日凌晨，空軍監測到有飛機向張家口方向飛行。周恩來下達了十分嚴厲的指示：“迫它降落，不停就打下來，決不能讓它飛出去。”空軍相繼派出八架飛機進行攔截，卻未能阻止256號機的去向。與此同時，另一架攜帶大量文件的飛機由陳修文駕駛，因察覺事態異常，設法飛回北京，降落在懷柔境內。遺憾的是，飛機剛剛接近地面，陳修文就在地面被槍殺，成了這場突變中的犧牲者之一。

9月13日上午九時，周恩來召集軍委和總參作戰部的干部開會，分析林彪出逃可能引發的一系列局面，從軍事到外交，從邊境防務到內部穩定，逐項研究對策。一直忙到上午十一點，周恩來已連續工作五十多個小時，在服用安眠藥之后才短暫休息。

下午兩點，王海容拿著一份來自蒙古方面的密信趕到人民大會堂。電文內容明確提到：一架軍用飛機在蒙古境內失事，機上九人全部遇難，其中有一對父女，機號為256。聽完通報，周恩來聳了聳肩，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摔死了。”但隨即，他立刻拿起電報，快步前往毛澤東處匯報。

隨后的工作就十分細致了。周恩來指示外交部通過蒙古駐華使館，要求蒙方派人前往現場，查清飛機型號、遇難者身份，要求從多個角度拍攝殘骸和遺體的照片，尤其是男性遇難者的面部特寫，確保能夠進行準確辨認，并爭取把遺體運回國內。這才有了后續大量證據的積累和確認。

對江青而言，消息傳到釣魚臺時，林彪已經不再是“林副主席”，而是文件中開始出現的“叛國分子”。局勢急轉直下，她對過去那幾年與林彪之間的一切，心里開始變得復雜起來。

四、噩夢、恐懼與“撇清關系”的自救

九一三之后，江青的精神狀態明顯出現了變化。秘書們很快就察覺到，她的脾氣忽冷忽熱，情緒忽高忽低，夜間叫人傳話的次數也多了許多。有時候，秘書剛送完急件，轉身就被她喊住，硬拉著聽她說上一段關于身體、關于心情的抱怨。

有一天，秘書送來一份急件，江青看了一眼，在名字上畫了圈，默默簽了字。然后她突然抬頭，對秘書說了幾句頗為異常的話：“有一段時間了，我總覺得心里有恐慌之感，有時飯不思，茶不想，睡覺的質量特別差。從鏡子里看，我現在面色憔悴多了，頭發也沒光澤了，像干草似的。你們為我服務這么久了，難道就看不出來？”

秘書一時間無從應對，只能按慣常說辭：“請您保重身體。”隨即以“急件要發”為由離開。這樣的對話，聽上去像簡單牢騷，卻折射出她心底真實的緊張——這種緊張，不是一般的疾病焦慮，而更像是對某種“清算”的預感。

第二天，江青又把秘書叫來。她顯然是憋了一肚子話，開口就提起最近做的噩夢，說夢里老是出現林彪，一驚醒就渾身大汗，被子都被汗水浸透。說到這里，她用手捂著胸口，臉色發灰：“我希望這樣的夢可不要再做了。可偏偏是這樣，我不想做噩夢，它偏要來。”

秘書略帶安慰地笑了笑：“那是夢，又不是真的，不要在意。”江青看得出對方并不能理解自己的恐慌，也沒再多說，只丟下一句：“算了，不說了，跟你說也沒有用，我還是找別人說說吧。”這幾句簡短的話，透露出一種微妙心態：她急于傾訴，又戒備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那一段時間，她常常在屋里唉聲嘆氣，精氣神明顯下降，說話少了，飯量減了。對身邊工作人員，她甚至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總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會大禍臨頭。死，我倒不怕，就怕把我不死不活地養起來。”這番話乍聽有點極端，但結合當時的政治氛圍，就顯得異常真實。她很清楚，一旦形勢繼續嚴峻，自己這些年所做所為，都會被擺上桌面逐條翻算。

江青到底怕什么，旁人不便斷言。那些參與服務的秘書，只能從她的行為變化中隱約揣測：林彪叛逃，打破了某種原本依賴的政治格局，她在這個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很難全身而退。這一點，她自己心里比誰都明白。

有意思的是，隨著時間推移，江青在公開場合對林彪的態度突然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過去那種熱情的問候、親自送圍脖、拍“孜孜不倦”照片的親近姿態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場合里的“控訴”——強調自己是林彪“陰謀”的受害者，是被蒙蔽、被利用的一方。很多發言中，她刻意拉開與林彪的距離，把責任往對方身上推，希望借此撇清關系。

然而，紙面上的“控訴”，掩不住過去兩年多來近五百通電話記錄，也抹不掉對方剛剛在9月8日通過葉群轉達的那句“請江青同志保重”。這句話本身并沒有什么特別，更多是一種固定禮貌用語。但在九一三之后聽來，它像是一道突兀的記號，把前后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釘在了同一條時間線上。

江青后來屢屢提到林彪，卻對那通電話只字不提。那些噩夢，也再沒有在公開材料中留下痕跡，只在少數回憶中被零星提及。這些細枝末節，拼在一起，勾勒出的不是簡單的“驚嚇過度”，而是一種對舊日“同盟”的不安，對未來可能追責的憂懼。

從1969年初到1971年9月，兩年多的時間里，江青和林彪把各自的政治籌碼綁在了一根繩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提防。九一三事件驟然發生，繩子斷了，一方墜毀在異國荒原，另一方則在北京城里徹夜失眠。誰是誰的“受害者”，誰又誰的“合謀者”，在當時的語境里，答案并不需要說得太明白。對身在局中的人來說，噩夢本身，就是一種最直觀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