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沖是我黨臥底嗎？為何總理在他的葬禮上痛哭落淚

1941年8月1日，重慶。黃昏時分細雨迷蒙，嘉陵江上霧氣翻涌，一支送葬隊伍緩緩行進。隊伍中，有人低聲感嘆：“才三十多歲啊，就這樣走了?！膘`車旁，周恩來神情凝重，眼眶通紅。對許多圍觀者而言，棺木里的那個人，是國民黨中統(tǒng)系統(tǒng)的風云人物張沖，是昔日的“反共急先鋒”；但在周恩來心里，這個人的身份要復雜得多。

要想弄清周恩來為何在他的葬禮上失聲痛哭，也要弄清張沖到底算“老朋友”，還是“自己人”，就得把時間線向前拉，從他最不光彩的那一段經(jīng)歷說起。

有意思的是，這個人的一生，幾乎可以串起整整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中國政治暗線的變遷：從白色恐怖，到秘密營救，從刀兵相向，到統(tǒng)一戰(zhàn)線，再到死因成謎。他身上的矛盾，也就成了那個時代的縮影。

一、從“伍豪啟事”說起：一個反共干將是怎樣煉成的

提起張沖，許多研究黨史的人往往先想到一個極具殺傷力的詞——“伍豪事件”。

張沖，字淮南，1904年生于浙江樂清。出身并不顯赫，卻極為好學，青年時代考入哈爾濱法政大學，之后又赴蘇聯(lián)短期留學，俄文極佳，對蘇聯(lián)制度也頗為熟悉。這個細節(jié)，在他后半生的抉擇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20年代末，他投身國民黨，1929年到南京，靠浙江籍同鄉(xiāng)蕭錚、鄭亦同等牽線，結識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被CC系相中。不久便被派任國民黨哈爾濱黨部特派員、天津黨部委員、南京特別市黨部書記長，步步上升，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進入三十年代，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內(nèi)部設立調(diào)查科，這個后來被稱為“中統(tǒng)”的特務機構，當時還在快速成形。張沖被調(diào)入調(diào)查科，負責情報事務，很快做到總干事的位置，可以說是“實權派”。在官方認定中，他就是實打實的反共骨干。

1931年，顧順章叛變，成了中共早期歷史上極嚴重的一次大破壞。顧順章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掌握大量秘密。一旦倒向敵人，后果可想而知。

顧順章供出大量情報之后，中統(tǒng)隨即在上海展開大搜捕。據(jù)當時記載，張沖親自帶隊進滬，抓捕對象包括中共地下組織成員及外圍關系人。特科在中統(tǒng)系統(tǒng)中的臥底楊登瀛首先落網(wǎng)，隨后三天內(nèi)，上海的共產(chǎn)黨秘密機關、領導人住處、特科據(jù)點被毀得七零八落，“八百多人被捕”的說法，在當時已經(jīng)廣為流傳。

那幾年，對中共而言是慘烈的“血雨腥風”，而對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來說，卻是寫戰(zhàn)功的黃金時期。也正是在這一輪瘋狂搜捕中，敵人把矛頭一次次對準一個名字——周恩來。

周恩來那時在上?；顒樱拔楹馈?。顧順章對他極為熟悉。張沖指揮的中統(tǒng)系統(tǒng)，多次追蹤周恩來的行蹤，幾乎幾次就要把人逮住。只是每到關鍵時刻，不是線路暴露太遲，就是周恩來提前撤離。錯過這么大的“獵物”，對張沖來說是個心病。

抓不到人，就轉向輿論戰(zhàn)。

1932年2月前后，一則署名“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chǎn)黨啟事”的公告，突然出現(xiàn)在上?！稌r報》《申報》等報紙上，很快又被轉抄到全國多地報紙。名字是真的，口氣卻是偽造的，意在抹黑周恩來的政治名譽。

這起偽造啟事的事件，后來被稱為“伍豪啟事”或“伍豪事件”。當時的中共組織立即在秘密刊物上進行辟謠，但在通訊落后、信息混亂的年代，辟謠的聲量和官方報紙相比差得太遠。有的人信了，有的人半信半疑，而敵人要的，就是這種“污點”長期掛在周恩來名下。

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等人還拿著這段舊聞反復做文章，讓周恩來一次次解釋、檢討。這件事造成的心理傷害，一直延續(xù)到他生命的最后階段。

而在1932年的張沖眼里，這不過是一招順手棋——既然抓不到人，就先毀其名，打擊其影響。誰也想不到，幾年后，他會成為給周恩來提供安全保護的人。

二、三萬美金與一張字條：張沖與共產(chǎn)國際的隱秘交叉

話題轉到1931年夏天，又是一個關鍵時間點。

這一年6月，牛蘭夫婦案件發(fā)生。牛蘭和妻子是共產(chǎn)國際遠東情報機構的重要負責人，掌握大量機密，被國民黨逮捕后秘密關押。共產(chǎn)國際方面高度緊張，要求全力營救，因為一旦這對夫婦“失守”，牽連面極廣。

當時，共產(chǎn)國際派駐上海的情報負責人，正是后來大名鼎鼎的“諜王”——理查德·佐爾格。這個人判斷人物心理極為厲害，擅長從一堆復雜人物中挑出可能合作的對象。

為了找到打通南京內(nèi)部渠道的突破口，佐爾格指示情報員通過浙江同鄉(xiāng)、校友等關系網(wǎng)尋找線索。很快，手下的張放（即方文）提供了一個線頭：柳憶遙。柳的親戚鄭空性，是浙江人張沖的中學同學，還曾經(jīng)是同桌。

佐爾格迅速翻閱各路檔案，很快盯上了張沖。理由不算復雜：留過蘇，懂俄文，對蘇國內(nèi)情不陌生，這樣的人，在政治態(tài)度上往往有一定彈性，不是那種徹頭徹尾的頑固派。再加上他在中統(tǒng)系統(tǒng)里職權不低，確實值得一試。

接下來發(fā)生的事，在公開史料里已經(jīng)比較明確：共產(chǎn)國際方面愿意付出一筆巨款，換取關于牛蘭夫婦的確切情況。經(jīng)過多次接觸，張沖最終拿出了一張字條——牛蘭的親筆字跡，上寫現(xiàn)狀和被關押地點信息。

這張字條的價值，并不止于情報本身。它被翻譯、轉呈之后，很快通過國際進步報刊公開，引發(fā)了以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知名人士的關注和聲援，他們聯(lián)名要求國民黨政府公開審判、說明罪名，形成了輿論壓力。

對當時的南京政府來說，這就比較尷尬了。蔣介石正指望西方國家提供經(jīng)濟、金融方面的援助，外界口碑多少要顧及。牛蘭夫婦的營救，由此有了轉圜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交涉牽涉到一筆不小的錢。共產(chǎn)國際拿出三萬美金，在1930年代，絕對算得上巨額資金。為了安全起見，這筆錢被拆成兩份，由兩人分頭“人肉背負”帶到上海，其中一位就是后來在中國革命史上頗具爭議的“李德”——奧托·布勞恩。李德之后沒有回蘇，而是輾轉進入中央蘇區(qū)，這又牽出了后面的長征史，這里暫且擱下不表。

佐爾格把三萬美金交給張沖之前，曾做過一番頗有意味的分析：一方面，國民黨官場貪污成風，收錢并不稀奇，張沖把這錢“吞了”，外界只會認為他貪財；若是被懷疑替共產(chǎn)黨辦事，那可是“格殺勿論”的大罪。他索要高額酬金，表面上是貪，實則給自己準備退路。另一方面，三萬美金的數(shù)額之大，幾乎只有共產(chǎn)國際能拿得出來，借這個數(shù)字，他可以確認自己對接的究竟是哪一方力量。對蘇聯(lián)人來說，這也意味著：一旦出了這筆錢，張沖就被“綁上船”，雙方關系就不再是單純的買賣，而更像是一種長期的政治牽連。

張沖究竟在這次交易中怎么想，沒有留下清晰文字。不過，周恩來對這一情況，是相當清楚的。上海特科、軍委情報系統(tǒng)都在他的統(tǒng)籌之下，他本人也多次與佐爾格有過接觸，了解不少共產(chǎn)國際在上海的動作。后來張沖與周恩來面對面多次談判時，這層背景就像一條暗線，始終存在。

從這一刻起，張沖的身份已經(jīng)不再單一。他仍然是中統(tǒng)要員，卻同時開始與共產(chǎn)黨系統(tǒng)有了利益與秘密關系，一只腳邁入灰色地帶。這也為他之后在國共談判中的角色打下伏筆。

三、在莫干山與廬山之間：從敵手到“莫逆之交”

進入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悍然侵占東北三省，此后步步南下。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抗日已經(jīng)是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國民黨內(nèi)部也并非鐵板一塊，除了堅持“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頑固派外，也有一批人意識到，如果繼續(xù)內(nèi)戰(zhàn)，只會坐看日本人得利。

張沖就是在這個階段，逐步站到主張國共合作抗日這一邊的。

國民黨高層尋求同中共秘密接觸，實際上走了多條線：一條是派鄧文儀去蘇聯(lián)，與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聯(lián)系；一條是通過宋慶齡，讓董健吾去陜北尋找中央；還有一條，則是從南京出發(fā)，通過諶小芩聯(lián)絡中共北方局、上海臨時中央等。而在這些渠道之外，以潘漢年牽線、在南京同陳果夫會談的路線，可以說是接觸層級相對較高的一條。

陳果夫是CC系首領，而中統(tǒng)系統(tǒng)又是CC系的核心工具。陳果夫身邊的張沖，自然而然就成了具體談判中的重要人物，登場機會越來越多。

據(jù)當時參與或熟悉情況的人回憶，自1935年底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僅張沖直接參與、并被記載下來的國共談判，就有十余次。

1935年11月，他以辦理中蘇復交為名赴莫斯科，試圖掙錢國民黨與蘇聯(lián)之間的關系，順帶打探與中共建立溝通的可能性。雖然成效有限，但對蘇聯(lián)領導層的政治氣候和態(tài)度有了更深的了解。

1936年開始，他頻繁出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與潘漢年、中共代表會談。5月，上海新亞飯店一次秘密會面，周恩來也在場。那一次，國共雙方雖然立場差距仍大，但已經(jīng)開始咬字眼地討論“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等口號怎么寫、怎么發(fā)布。

同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fā)，局勢急轉直下。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全國為之震動。蔣介石本人在西安出局數(shù)日，南京政府和各路軍隊都在觀望。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沖秘密赴陜北延安，會見毛澤東和周恩來，夜談多時，重點就一個：蔣介石要不要、能不能釋放，國共雙方能拿出什么條件。

談判的細節(jié)已難完全復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張沖這一趟，對后來的“和平解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周恩來在后來追憶這段經(jīng)歷時說：“一登莫干，兩至匡廬，凡所奔走，靡不與聞。因先生之力，兩黨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態(tài)度發(fā)生一定變化，國共合作的窗口打開。

1937年，張沖參與的高層接觸更為密集：杭州西湖、莫干山、南京、廬山……時而是周恩來與蔣介石面對面，時而是宋子文、陳立夫、顧祝同等在場，談判內(nèi)容從政治協(xié)定到軍隊編制，有些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有些地方則彼此試探。

在這些會面中，張沖往往扮演一個有點尷尬卻頗有價值的角色。一邊要向蔣介石等人匯報中共態(tài)度，一邊又要向周恩來傳達南京方面的真實想法。有時候，周恩來會當面問他：“淮南，你們那邊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盤？”張沖據(jù)說也會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判斷與擔憂，甚至帶點半開玩笑的口氣：“算盤打得多著呢，不過也不全是壞主意。”

是從什么時候起，兩人的稱呼從“張先生”“周先生”變成“淮南”“恩來”的，史料沒有記清，但關系漸漸親近卻是事實。在一次電話中，張沖直接說：“喂，我是淮南，你是恩來嗎？”這種稱呼，在當時復雜而緊繃的兩黨關系下，顯得非常罕見。

在國共兩黨高層人物中，能在短短數(shù)年間把身份從“追捕對方核心領導的特務頭子”調(diào)整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撮合者”的，極少。張沖做到了。他之所以能做到，一方面是因他在中統(tǒng)系統(tǒng)內(nèi)的地位與手腕，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在內(nèi)心深處，已經(jīng)不再把共產(chǎn)黨簡單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

但這種轉變，必然要付出代價。

四、親蘇、親共的標簽：戴著鐐銬走鋼絲

張沖的親蘇色彩，在國民黨內(nèi)部其實不算隱秘。

1920年代，他在哈爾濱法政大學讀書時結識了一個人——娜丹，一個性格開朗、容貌出眾的蘇聯(lián)姑娘。兩人在校園相戀，之后結婚。1927年，張沖因政治身份被張作霖逮捕時，是娜丹替他奔走送飯、托人營救，等他出獄，兩人正式成婚。

這樣的經(jīng)歷，使得張沖一度被不少左翼青年視為“有潛力”的人。而在蔣介石眼中，這卻是個危險信號——身邊的親信，娶了一個蘇聯(lián)妻子，在強調(diào)“反共、反蘇”的氛圍里，這可不是什么正面簡歷。

后來，蔣介石直接對張沖說，大意是：“你在我身邊工作，有她在，不免要泄密?！彪S后安排給了娜丹一筆錢，讓她回蘇聯(lián)。從表面看，這是防范“內(nèi)奸”的手段；從感情上看，對張沖而言也不啻為一刀。那以后，張沖雖然仍在蔣身邊活動，但對蔣介石那種只講政治算計、不講個人情分的做事方式，恐怕心里也有所感觸。

1937年8月，中蘇之間正式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1月，張沖出任赴蘇“實業(yè)考察團”副團長，實際任務是軍政代表，負責具體和蘇方談判援華事宜。團長是時任駐蘇大使楊杰。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在莫斯科，向來行事謹慎、很少單獨與外賓長談的斯大林，專門約見張沖，談了整整六個小時。能否把國民黨拉進反法西斯陣營、如何借此擴展蘇聯(lián)在遠東的影響力，對斯大林來說非常重要。張沖懂俄語，又有蘇聯(lián)留學經(jīng)歷，談起話來相對順暢。這次會談最后促成了大量蘇援物資與軍事顧問來華，其中就包括之后出現(xiàn)在武漢上空的那支蘇聯(lián)空軍志愿隊。

可以說，在世界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大布局里，張沖算是一個不起眼卻有效的紐扣，把部分力量暫時扣在了一起。

然而，親蘇、親共的印象，在國民黨內(nèi)部尤其是頑固派眼里，就是“政治污點”。

進入四十年代，隨著國共矛盾再度尖銳，張沖在黨內(nèi)受的攻擊越來越多。在一次高層會議上，他談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提出應避免再度全面內(nèi)戰(zhàn)的觀點，會場上某個頑固派軍政人物突然拍案大罵，甚至抄起茶杯朝他擲去。杯子沒砸中人，卻把這點平日積累的怨氣砸了個過癮。

遭此當眾侮辱，張沖心里非常清楚，這不僅僅是個人恩怨，而是政治立場問題。他身處的中統(tǒng)系統(tǒng)，本來就是“打共”急先鋒，如今他卻頻頻在要害問題上唱“和解”“團結抗日”，自然招人懷疑。

更危險的是，他和共產(chǎn)黨之間的私下來往，也漸漸不再是什么秘密。皖南事變之后，國共關系空前緊張，周恩來在重慶的安全形勢驟然惡化，各路特務虎視眈眈。有一次，重慶《新華日報》遭查抄，報館與當局交涉無果后，只能請周恩出來親自出面。

那天，是1941年初，重慶天色陰沉，下著細雨。周恩來準備從上清寺辦公室回周公館時，身邊工作人員都替他捏一把汗。這種時候出門，實在太危險了。周恩來卻說：“叫淮南一起來吧?！睆垱_接到電話后，立刻趕來，執(zhí)意要同他一起步行回去。

從中山四路路口到周公館，一路不算遠，卻在特務眼線密布的地段。雨不算大，兩人共打一把傘，行人不多，街口偶爾有軍警走過。有人后來回憶，那一次，張沖一路上好幾次側頭留意四周，神經(jīng)繃得很緊。到了周公館門口，他才稍稍松一口氣。

這段小插曲，后來被不少知情者提起，作為張沖“護衛(wèi)周恩來”的典型事例。對兩人的個人關系來說，是一個具象的注腳；對國民黨內(nèi)部很多人來說，這則故事的流傳，則直接加重了張沖“立場有問題”的疑心。

張沖心里也并不糊涂，他曾對身邊親信感嘆：“頑固派對我在兩黨之間折中，很有意見，近來行動已經(jīng)有人監(jiān)視，說不定哪天會被暗殺?！彪S后又吩咐：“我若有不測，你一定要把保險箱里我和周公來往的信件全部燒掉，一紙都不能留?！?/p>

這句話聽上去有些悲涼，卻道出他的處境：明面上是國民黨中統(tǒng)要員，暗中卻與共產(chǎn)黨往來甚密；既不得頑固派歡心，也無法完全融入另一邊。政治的鋼絲繩，兩端都搖搖晃晃，他只能硬著頭皮走在中間。

五、病死還是他殺：一場至今說不清的離世

1941年，對中國抗戰(zhàn)形勢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一年。太平洋戰(zhàn)爭還未爆發(fā)，中蘇關系也因復雜國際局勢波動，國共戰(zhàn)場上摩擦不斷，內(nèi)外壓力交織。

這一年夏天，張沖的身體問題終于暴露出來。長期勞累、精神緊繃，再加上重慶潮濕悶熱的氣候，他先是染上傷寒，繼而轉為惡性瘧疾，病情一天比一天重。

按照當時重慶的醫(yī)療條件，只要不是拖得太久，傷寒與瘧疾并非一定致命。偏偏張沖病情發(fā)展得又急又猛，治療效果極差，很快出現(xiàn)高燒不退、意識模糊等癥狀。有醫(yī)務人員后來回憶，他在短時間內(nèi)消瘦得厲害，整個人顯得枯槁而焦躁。

8月1日，他在病榻上咽下最后一口氣，年僅38歲。對一個正當壯年的政治人物而言，這個死亡時間實在太早了，令人疑竇叢生。當時國民黨內(nèi)部雖未公開傳言“中毒”，但在少數(shù)知情圈子里，“會不會有人下手”的猜疑始終存在。戴笠的名字，自然是被提起最多的一個。

不過，關于“中毒說”，一直沒有確鑿證據(jù)。官方記錄上仍是“傷寒并發(fā)惡性瘧疾致死”。以史料嚴謹?shù)难酃鈦砜矗壳耙仓荒芡Ａ粼凇按嬉伞睜顟B(tài)，不能輕易斷言是他殺。

從政治利益角度分析，張沖的存在，對頑固派確實是個麻煩：他與周恩來關系密切，又被視為“親蘇派”，在中統(tǒng)系統(tǒng)內(nèi)還有一定號召力。有人希望把他排除出局，很難說沒有這種動機。但動機并不等于事實，缺乏直接證據(jù)的情況下，無論是將其定為“自然病逝”還是“陰謀殺害”，都欠穩(wěn)妥。

無論如何，張沖的猝然離世，給國共之間那條本就艱難維持的聯(lián)系通道，又增添了一道陰影。

葬禮的場面，卻是異常隆重。按照國民黨慣例，對這樣級別的干部，多半會以高規(guī)格治喪，以示“惜才”“重情”。蔣介石方面送來悼詞，高層官員掛名名目不少。比較特別的是，共產(chǎn)黨方面也對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周恩來親自出席，靈前痛哭，眼淚止不住往下掉。有人問：“周先生，為何如此傷心？”周恩來只是搖頭，沒有正面解釋太多。

從外界看，這似乎有些難以理解：昔日的中統(tǒng)二號人物，參與過“顧順章事件”后的清洗行動，間接造成大量中共干部犧牲，又與臭名昭著的“伍豪啟事”有著難以撇清的關系，這樣的人，周恩來卻在他葬禮上深情痛哭。這種反差，本身就足以讓人寫出一本政治人物傳記。

六、“老朋友”還是“自己人”：一個永遠模糊的身份

張沖死后，他究竟該被歸入哪一種身份，一直是個爭論話題。

一面看，他曾經(jīng)是咄咄逼人的反共干將，領導中統(tǒng)系統(tǒng)在上海大肆抓捕，搞破壞、搞偽造啟事，這筆賬無論如何都擦不掉。那些年倒在刑場、消失在監(jiān)獄里的共產(chǎn)黨人，很大一部分是被他一手打造的特務網(wǎng)抓住的。從這個角度看，說他曾經(jīng)是共產(chǎn)黨“死敵”，并不為過。

換一個角度看，他在193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西安事變前后，為推動國共合作、搭建統(tǒng)一戰(zhàn)線渠道，確實用力不小。延安之行、多次滬寧秘密談判、莫干山和廬山的奔走，甚至出任赴蘇代表，與斯大林長談，這些行動又很難不用“貢獻”二字來形容。

再往深一點看，他與共產(chǎn)國際之間那筆三萬美金的接觸，與周恩來的多年往來，更讓他的身份愈發(fā)模糊：是拿錢辦事的“灰色合作對象”？是被對方“發(fā)展”過的秘密情報員？還是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共產(chǎn)黨暫時站到一邊的國民黨高級官僚？直到今天，檔案里都沒有出現(xiàn)一個清晰明確的定性。

在中共內(nèi)部，一度也只是用“老朋友”來指稱他。周恩來曾說過一句話：“張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苯▏?，張沖的女兒張春梅在溫州地委宣傳部門工作，后來做到副部長。女婿邱清華，是中共黨員，擔任過浙江省政協(xié)副主席。從現(xiàn)實安排上看，這是對張沖生前態(tài)度的一種“認可”，卻仍未給他扣上“自己人”的帽子。

從史學角度看，一個人身份的判斷，不必急于落板。張沖這一生，每一次轉折都緊緊扣著大時代的波動：年輕時在白色恐怖的體制內(nèi)謀求上升，后來在親眼目睹國內(nèi)外局勢變化后，逐漸傾向“和中共合作抗日”，再后來則夾在兩黨之間，腳踏兩條船，進退維谷。

他既不是那種從一而終、堅定不移的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完全只看利益、毫無立場的投機分子。身上既有算計，也有猶豫，有時甚至有幾分個人情義摻在其中。這種矛盾組合，在動蕩年代的中國政治人物中，并不罕見。

如果非要給他下一個界定，或許只能說：他是定義在那三十年國共關系交錯地帶的一類人，既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臥底”，也不僅僅是“老朋友”。他的故事之所以引人關注，恰恰在于這種模糊狀態(tài)。

從極度反共到積極斡旋，從利用共產(chǎn)黨到協(xié)助共產(chǎn)黨完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再到在紛亂猜疑中病重早逝，張沖只活了三十八年，卻幾乎把一代中國人政治命運的起伏，濃縮在了有限的人生軌跡里。

周恩來在他的靈前落淚，這眼淚里有追憶，有惋惜，也有未盡之意。張沖究竟站在誰的一邊，歷史或許已經(jīng)給出部分答案，但沒有給出全部答案。這種留白，本身就構成了那段歷史的真實面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