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發動代號“史詩怒火行動”的空襲,對伊朗多個軍事、核設施和領導層目標實施打擊,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首波攻擊中身亡。
這場沖突迅速演變為地區性對抗,伊朗以彈道導彈和無人機還擊,針對以色列本土、美軍基地以及海灣國家設施,同時實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導致全球石油供應受阻,油價大幅上漲。
到3月底,也就是沖突進入一個月之際,雙方仍在空中和導彈層面交火,美國增派部隊至中東地區,總兵力接近5萬,但尚未大規模投入地面作戰。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美伊兩國之間的較量,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真正的交鋒,發生在華盛頓的權力博弈與德黑蘭的生存策略之間,美國國內的分歧讓這場行動從一開始就背負著沉重限制,而伊朗則抓住這一點,通過拖延和不對稱反擊來消耗對方的政治耐心。
很多人習慣用傳統國家戰爭的框架去理解這場沖突,以為是美國這個整體國家在對抗伊朗。但事實是,美國的軍事行動缺乏國會正式授權。
參議院多次嘗試推動戰爭權力決議,要求總統在未獲國會批準前撤軍,共和黨多數派雖多次阻擋,但辯論過程中已暴露黨內裂痕。
眾議院也出現類似投票,部分共和黨議員開始質疑白宮是否需要更多國會參與。一位共和黨眾議員在簡報后公開表示,國會需要更大發言權。
這種立法機構的猶豫,并非簡單的黨派之爭,而是反映出美國政治體系對未經充分授權的長期軍事行動的天然制約。
特朗普政府反復強調行動“進展順利”,能“在幾周內實現目標”,無需地面部隊,但國會山上的反復拉鋸,讓軍方在資源調配和行動規模上不得不保持謹慎。
伊朗方面則看準了這一點,沒有追求正面決戰,而是持續發射導彈、干擾航道,迫使美方每次回應都面臨國內輿論壓力。
民意基礎的缺失,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不對稱。多家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反對這場軍事行動。路透社/益普索民調顯示,61%受訪者不贊成對伊朗的打擊,特朗普對沖突的處理支持率降至36%,創第二任期新低。
Quinnipiac大學調查也顯示,54%選民反對行動,59%不認可特朗普的應對方式。共和黨選民中支持率較高,但整體選民中民主黨人和獨立派壓倒性反對。
這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直接影響日常生活:油價上漲讓普通美國家庭感受到成本壓力,汽油站排隊現象增多,供應鏈波動波及日常生活開支。
特朗普在公開場合稱行動“必要”且“即將結束”,但民調曲線下滑,意味著每一次傷亡報告或油價波動,都可能轉化為政治成本。
相比之下,伊朗在國內維持了相對統一的動員態勢,盡管遭受打擊后平民傷亡數字上升至數千人,基礎設施受損,但領導層更迭后,新最高領袖迅速穩定局面,繼續組織反擊。這種國家層面的韌性,與美國國內的分裂形成鮮明對比。
軍事層面也印證了這種“一人主導”的特點。美國投入的主要是空中打擊和導彈攻擊,累計打擊數千目標,摧毀伊朗部分導彈庫存和發射器,但避免大規模地面部署。
中央司令部公布的行動顯示,美軍重點打擊地下設施入口、導彈基地和海軍資產,同時暫停對能源設施的攻擊至4月6日,以給談判留空間。
伊朗的回應則更靈活:數百枚導彈和無人機波次襲擊,協同黎巴嫩真主黨行動,封鎖海峽影響全球能源市場。
這種打法讓美軍雖技術占優,卻難以速勝。特朗普政府通過巴基斯坦等渠道提出15點停火方案,包括限制伊朗核計劃、導彈研發和地區代理人支持,同時許諾部分制裁緩解。
伊朗回應了自己的條件清單,表面審閱方案,但軍方發言人明確否認正式談判,強調不會在壓力下讓步。
雙方通過第三方傳遞信息,進展緩慢,伊朗堅持不給美方“漂亮戰果”,而特朗普則需在短期內展示成果,以平息國內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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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沖突的本質,因此不是美伊兩國作為整體國家的碰撞,而是特朗普政府推動的特定政策,與伊朗政權生存意志之間的拉鋸。
特朗普上任后優先處理伊朗核問題,退出舊協議后尋求新框架,但談判破裂后轉向軍事選項。行動從一開始就嵌入美國國內政治:國會辯論戰爭合法性,民調反映公眾疑慮,共和黨雖在關鍵投票中支持,但部分議員已公開要求更多監督。
這讓美軍行動受制于“最小足跡”原則,避免傷亡激化反對聲音。伊朗則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咽喉,制造經濟外溢效應,迫使國際社會關注,同時在國內維持抵抗敘事。
全球影響已顯現:石油價格波動推高通脹,海灣國家加強信息管制以防內部動蕩,歐洲多國增援塞浦路斯保護設施。
普通人成為最直接的承受者——伊朗平民在襲擊中失去家園,美國民眾為油價買單,中東旅客滯留,供應鏈中斷波及更廣地區。
進入3月下旬,局勢仍膠著。特朗普宣布暫緩能源設施打擊,稱與伊朗“對話富有成效”,并暗示伊朗做出讓步,如放行部分油輪。
但伊朗官方否認直接談判,軍方繼續零星發射,顯示出不愿在軍事壓力下妥協的姿態。美國考慮再增派部隊,但國會阻力猶存。
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認為沖突可能持續半年以上,對地面部隊部署反對率高達74%。這種國內約束,讓特朗普必須在政治窗口期內尋求突破,否則行動本身會成為選舉包袱。
伊朗則通過拖延,放大美方內部矛盾,等待對方耐心耗盡。雙方目標看似清晰——美方要限制核與導彈能力,伊朗要維護主權和地區影響力——但實現路徑卻卡在華盛頓的權力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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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一個月來的發展,這場戰爭暴露了當代大國沖突的新形態。傳統意義上,國家間戰爭依賴全國共識、資源動員和明確合法性,而這里,美國的行動更多依賴行政推動,面臨立法和民意的雙重掣肘。
伊朗則把國家生存轉化為持久抵抗,利用不對稱手段放大對手弱點。結果是,沖突不僅在戰場上拉鋸,更在政治和經濟層面考驗各方底線。
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被卷入:從德黑蘭的廢墟到美國加油站的漲價,再到全球供應鏈的抖動,都提醒人們,戰爭的代價從來不是抽象的。
未來走向取決于特朗普能否在國內壓力下維持行動勢頭,以及伊朗是否能在拖延中找到外交轉機。
目前看,真正的較量,仍是美國內部的協調難題,與伊朗國家意志的持久對峙。這場戰爭的結局,或許不會以傳統勝利告終,而是由誰先承受不住政治和經濟雙重負擔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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