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下克上”傳統是否會重蹈軍國主義覆轍？

據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消息，24日上午，一名自稱“日本自衛隊人員”的不法之徒（日本陸上自衛隊3等陸尉村田晃大）翻墻強行闖入中國駐日使館，威脅殺害中國外交人員。但是日本警視廳則稱，嫌疑人供述其目的是想與中國大使會面，希望大使克制強硬發言，并表示如果大使不接受意見的話就用刀自殺。

日方的這一敘事，不禁讓人聯想到日本軍隊中長期以來反復出現的“以下犯上”——“下克上”現象，尤其在昭和前期（1926—1945年），軍隊中下級軍官以“忠君愛國”為名，多次違抗上級、刺殺政要、發動政變，直接把日本推向軍國主義深淵，給亞洲和全世界安全帶來極大破壞。

當下，日本防衛政策正加速“正常化”進程。2026財年防衛預算達到9.04萬億日元（約580億美元），連續第12年增長，已提前實現占GDP 2%的目標。自衛隊組建統合作戰司令部，遠程彈部署西南諸島，與美軍聯合演習越來越頻繁。一些觀察者不禁擔心：昭和時代“下克上”釀成的軍國主義，會不會借地區緊張卷土重來？有必要從歷史和制度深處探尋日本當今是否還存在軍隊“下克上”引發軍國主義災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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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隊中的“下克上”傳統追溯深遠

日本自鐮倉時代（是 日本歷史 中以 鐮倉 為全國政治中心的 武家政權 時代 —— 從1185年至1333年 ） “下克上”就是武士文化的暗流：戰國時期，下級武士或平民如北條早云、齋藤道三，都能憑武力躍升大名。 明治維新（1868年）也是“下克上”的產物——薩摩、長州等藩的下級武士推翻德川幕府，建立天皇親政的近代國家。

明治維新雖然讓日本走上富國強軍之路， 但是也埋下了軍部特權的種子 。1889年制定的明治憲法的第11條確立了“統帥權獨立”原則，將軍隊的最高控制權交給了天皇 。從封建領主手中奪取權力，旨在增強 天皇 的權力，實際上 允許 軍隊獨立于文官政府運作。 由于軍部可以憑借這一原則擺脫政府和議會的干預而介入國家政治 。

圖1：明治維新后，天皇頒布了《軍人敕諭》，要求軍人對天皇保持絕對忠誠

進入大正（1912年－1926年）、昭和時代（1947年5月前期），日本表面是政黨政治（大正民主），實則 軍部獨立于文官，擁有“帷幄上奏權”，可以繞過首相直接向天皇報告。

02

“下克上”推動日本軍國主義釀下戰爭巨禍

日本軍隊中的“下克上”傳統則將日本和全世界拖入了戰爭泥潭。 1929年世界大蕭條重創日本農村貧困、城市動蕩，讓青年軍官相信，只有“昭和維新”、武力擴張才能救國。他們受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等思想影響，視財閥、政客為“國賊”，以暴力“清君側”。

1931年，關東軍下級軍官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不滿東京“不擴大方針”，擅自策劃：在沈陽北郊柳條湖炸毀南滿鐵路一小段，嫁禍中國軍隊。9月18日晚，關東軍未經中央完全授權就發動進攻，僅用幾個月占領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東京內閣和陸軍省多次下令“克制”，但現場置若罔聞；甚至擴大戰果。東京方面怕“軍心動搖”而事后追認，結果，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國際孤立加劇，卻刺激國內軍國主義狂熱。軍費占比從1931年的30%多飆升。日本由這一事件開啟侵華序幕，軍部開始主導日本外交。

圖2：明治維新后，天皇頒布了《軍人敕諭》，要求軍人對天皇保持絕對忠誠

1932年5月15日，“五一五事件”爆發。日本11名海軍少壯派軍官聯合陸軍士官生和右翼“血盟團”，刺殺試圖緩和對華關系的首相犬養毅。同一晚，他們襲擊銀行、警視廳。審判時，民眾竟遞交超過11萬份請愿書（部分用鮮血寫成），要求輕判“愛國英雄”。軍官僅判10—15年，幾年后假釋。結果， 日本政黨內閣終結，軍部大臣必須由現役武官擔任，文官再難制約軍隊。

1936年2月26日，“二二六事件”達到高潮。陸軍“皇道派”青年軍官率約1483名士兵，在東京大雪中政變，刺殺內大臣齋藤實、前首相高橋是清等4名要員和5名警察。叛軍占領政府核心區，喊“尊皇討奸”“昭和維新”。昭和天皇下令鎮壓，三天后叛軍投降。19名主謀被槍決， 但“統制派”軍部借機加強控制，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壟斷組閣權。 日本軍費到1937年占國家預算40%以上，為全面侵華和太平洋戰爭鋪路。

圖3：2026財年，日本防衛預算已達到9.04萬美元，實現連續十二年增長

1931-1936年間，日本發生多起未遂政變，刺殺政要至少10余起。每次事后 ，輿論同情“純真愛國者”，法院輕判，導致政黨政治消亡；軍部從輔助變成主導。日本走上擴張-戰爭-毀滅之路。

這種痼疾在二戰中愈演愈烈。1937年全面侵華后，少壯派迷信“速戰速決”“以戰養戰”，結果多線作戰、補給崩潰。日軍死亡210-230萬（含平民超300萬）。60%死于饑餓和疾病等非作戰原因，而非直接作戰。

1939年“諾門坎事件”再次暴露“下克上”的弊端。關東軍第23師團下級指揮官無視東京“不擴大”對蘇方針，擅自大規模進攻，導致遭朱可夫領導的蘇聯軍隊重創：日軍損失飛機150架、坦克近100輛，傷亡1.8-2萬，占精銳近半。 這一挫敗迫使日本轉向南進，直接推動1941年偷襲珍珠港，引發美國對其報復。

戰爭末期，1945年8月“宮城事件”中，陸軍少壯派軍官畑中健二少佐等闖皇宮， 試圖阻止天皇投降詔書廣播，殺死近衛師團長森赳中將。幸計劃倉促，詔書播出，避免本土決戰。

日本在二戰戰敗前的瘋狂舉動，特別是軍隊對國家的“政治綁架”以及軍隊內部的“下克上”傳統負有巨大責任，軍隊不再是天皇或首相一聲令下就能控制的“鐵軍”，而是派系傾軋、狂熱冒進和軍紀崩壞的失控戰爭機器，連同日本自己也被拖進戰爭深淵。

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缺陷，即 明治憲法賦予軍部獨立性，缺乏文官制衡；經濟危機放大不滿；武士道與國家神道扭曲“忠君=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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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四道“防火墻”從根本上阻斷“下克上”

二戰戰敗后，1945年盟軍占領下，麥克阿瑟領導駐日盟軍司令部推動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進程， 和平憲法、國會監督、內閣指揮、防衛省內部文官輔佐， 四道“防火墻” 已從根本上斬斷了日本軍隊“下克上”的制度土壤。 日本自衛 隊從1954年至今從未發生過一次“下克上”式政變或戰場抗命，與戰敗前九一八、盧溝橋、諾門坎、英帕爾等事件形成鮮明對比。

一是和平憲法切斷舊制根源

1947年《和平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不保持軍隊 ；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 內閣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必須是文官 ”。這意味著現役軍人不得擔任首相或閣僚，徹底切斷軍部繞過文官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的舊制。

麥克阿瑟在1946年3月宣布憲法草案時公開講話：“這部憲法把主權交給人民，把軍隊置于文官控制之下，永遠消除軍國主義復辟的可能。”時任首相吉田茂在國會聲明：“必須接受戰敗教訓，建立不再讓軍人干政的國家。”

二是國會監督把控總閘門

國會監督是文官治軍的“總閘門”。自衛隊的一切大動作，都需國會把關：年度防衛預算必須經眾參兩院審議通過；海外派遣（如聯合國維和行動）需事前或事后國會同意；重要安保法案更需激烈辯論。

三是內閣指揮堵死舊路

《和平憲法》第66條第2款明確規定：“內閣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必須是文官。”這意味著現役軍人不得擔任首相或閣僚，直接堵死了戰前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導致的“帷幄上奏”、軍隊繞過文官直達天皇的舊路。首相是自衛隊最高指揮官 ， 防衛大臣（文官 國會議員 ）負責日常管理與運營。

四是防衛省內部治理架構筑牢最后一道“防火墻”

防衛省由“西服組”（內部局文官）和“制服組”（自衛官）組成。內部局（官房長、各局局長）負責政策立案、預算編制、人事管理、國際協調等核心事務，直接輔佐防衛大臣。防衛大臣下達指示時，內部局從政策角度審查，統合幕僚監部（相當于參謀本部）從軍事專業角度建議，二者“相輔相成”。這種設計避免了戰前少壯派軍官“現場判斷、先斬后奏”的空間，軍官無法繞過文官直接決策。實際運作中，防衛大臣政策參與官（文民政治任命）進一步強化政治把關。

經過四道制度“防火墻”，日本在戰后逐步擺脫了軍國主義的道路，戰后和平主義成為日本的社會主流意識，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支持率常年超過60%。即使在冷戰中面臨蘇聯威脅，或近年來面對地區緊張，日本也通過日美安保條約借力，而非恢復戰前軍部獨立性。

歷史學家約翰 · 道爾在《擁抱戰敗》中指出：“占領改革把軍國主義從制度上連根拔起，讓日本走上和平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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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美國駐軍以及中俄制衡持續發力

一是美日軍事同盟捆緊韁繩

美日軍事同盟 捆緊 日本軍國主義 的 “韁繩”。 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至今仍是基石：美國提供核保護傘和常規威懾，日本則提供基地、經費和后勤。美國在日本駐軍約5.4萬至6萬名，占美海外駐軍首位；日本承擔“思念預算”每年約2000億日元（約130億美元）。這種安排讓日本軍力增長始終被美國“紅線”框住，無法發展成自主擴張型力量。

歷史學家約翰 · 道爾在《擁抱戰敗》中指出：“美日同盟把日本防衛‘美國化’，避免了獨立軍國主義復活。”

二是美國駐軍擔任在場監管人

美國駐軍則成為震懾日本的“在場監管人” 。美軍直接駐扎在橫田、嘉手納、佐世保等120處設施，沖繩就占74.7%。2026年1月，美軍司令部升級為聯合部隊總部，與日本統合作戰司令部對接，但指揮權仍牢牢掌握在美國四星上將手中。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上將多次公開強調：“駐日美軍確保同盟一體化，防止任何單邊行動 。” 每年數百次聯合演習，自衛隊只能在框架內“輔助”，沒有獨立決策權。這相當于在日本身邊放了一個“監護人”：任何“以下犯上”式的冒險，都可能面臨美方直接干預或切斷支持。戰后80年，日本從未出現軍隊失控，正因為美軍“在場”構成強大威懾。

圖4：美國在日本的駐軍

三是中俄承擔外交警示角色

圖5：中俄聯合海上軍演

中國和俄羅斯 的 “外交警示者”角色 ，以高壓姿態提醒日本勿重蹈覆轍。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國會稱“臺灣有事即日本生存威脅”，中國外交部長立即回應：“這是日本右翼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信號，中國絕不允許。”2025年12月中俄聯合聲明，更明確“共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這些表態 對 日本國內右翼 勢力也形成了極大外部壓力， 日本每次增加防衛預算，都必須向國際社會反復解釋“專守防衛”。

圖6：日本右翼愈演愈烈，持刀闖館事件發生當日

美日同盟+駐軍提供制度性壓制，中俄提供外交警鐘，讓日本軍力增長“強而不獨”。 但是， 日本2026年國防白皮書直指“中國是最大安全關切”，以此推動 國防 預算增長 ，如果日本右翼勢力持續猖獗，可能借外部緊張局勢推動 日本逐步“松綁”，從“和平國家”向“正常國家”轉型 ，這成為亞洲和全球都必須警惕的危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