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走向覆滅的那幾十年,爛得比任何人預料的都要快。至正年間,黃河決口,良田盡毀,數十萬民夫被強征服役,死傷無算。賦稅年年加重,各地義軍卻年年壓不住。
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在潁州揭竿,紅巾軍席卷中原,元軍四處救火,節節敗退。這個靠彎刀打下的帝國,終于開始自己瓦解自己。
鐵木健的處境,比普通人更危險。他是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嫡系后裔,在元廷官拜高位,被封南平王,膝下九子并一女婿,十人皆中進士,號稱"九子十進士",家族在朝中顯赫一時。功勞越大,越是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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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朝一旦建立,這樣的家族,幾乎不會有好結局。鐵木健早早辭官,帶著家眷和隨從共三百余人,一路南行,進入四川境內。
隊伍在瀘州鳳錦橋附近停下來。一百多口人聚在一起,目標太大,遲早會被追上。商議過后,族人決定分頭逃命,并將姓氏從"鐵"改為"余",取"斬不盡、殺不絕,留有余地"之意。這段歷史,后來被稱為"鐵改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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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前,十人各吟一句,合成認親憑證:"本是元朝宰相家,紅巾作亂入西涯。瀘陽岸上分攜手,鳳錦橋頭插柳杈。否泰是天還是命,悲傷思我又思他。十人識別歸何處,散時猶如浪卷沙。余字更無三兩姓,一家分作萬千家。"詩成,眾人折柳插地,各自離去,再沒有一起碰過面。鐵木健本人在子孫散去后不久便去世,沒能等到重聚的那一天。
各房落腳何處,《余氏族譜》有記。長子余德元輾轉至安徽,后入江西;九子余德興落腳榮縣、犍為一帶;另有幾支散入四川各處,各自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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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年間修撰的《余氏族譜》明確記載,始祖余德興"本蒙古籍,明洪武初自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遷蜀嘉定府榮縣",其后裔再分遷犍為、威遠、富順各地。族譜在犍為境內存有手抄本和木刻本多種版本,內容大體相同,來歷記述如出一轍。
落腳犍為同興鄉的余德興一支,在一處四面環山的壩子里扎下根來,這個地方后來被叫作余家灣。六百年間,這里的余姓人放棄了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開始種地務農,學當地話,與周邊漢族通婚,語言、習俗早已和普通四川人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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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紅村支部書記袁成發介紹,余家灣現住有十九戶人家,人口九十余人,絕大多數都姓余,身份證上民族歸屬也是"漢族"。蒙古血統歷經數百年稀釋,外表上已無從分辨。
但有幾件事,從未斷過。族人從不過中秋節,這個規矩代代相傳,沒有人廢除。每年清明,無論路途多遠,必須祭祖,這是寫進家訓的條目。家中供奉成吉思汗畫像,重要節日全家行禮。
余元富說,為了紀念成吉思汗,他家中一直供奉著成吉思汗的畫像,每天都要在畫像前注目片刻。最重要的,還是那首分別詩。老人交給兒孫,兒孫再交給子女,不管識不識字,先把這十句話背牢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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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朝,余家灣的人不敢聲張自己的來歷。改朝換代后,主動亮出元朝皇族身份,無異于引禍上門,尋親的愿望只能壓在心底,等待時機。這一等,等了六百年。
2004年,家住犍為縣同興鄉余家灣、時年七十六歲的余海奎老人,翻出家中珍藏多年的《余氏族譜》,向外界道出了這段身世。
長期從事修譜工作的余元富,花費近三十年走訪四川、重慶、貴州、內蒙古等地,根據祖先遺留詩句,在犍為發現了大批鐵木健后裔,大家才陸續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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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親并不順暢。各地保存的族譜版本繁多,字輩排列各有出入,相差多達七代。有些家族在戰亂中遺失了家譜,只憑口耳相傳記住了殘句,來人核驗時將信將疑。更麻煩的是,部分余姓家族在清代附會入鐵改余的譜系,實際來歷并不相符,尋親過程中鬧出不少烏龍。
嚴格核對字輩、家譜、墓銘志,成了確認血脈的必要程序。鐵改余姓這段秘史引起了不少專家學者的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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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此保持審慎態度。樂山師范學院歷史學者楊炳昆認為,元末蒙古貴族在全國各地留下后裔,完全有可能;但《余氏家譜》的具體內容,仍需與相關史籍詳細對照核驗,才能確認真實性。爭議至今未有定論,DNA檢測結果也因各支通婚情況復雜而難以作為決定性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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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歸爭議,余家灣祠堂里的成吉思汗畫像,每年清明還是會被擦拭一新,香爐里添滿新灰。各地趕來的族人圍坐在一起,由年長者帶頭,將那首詩從頭到尾念出來。
六百年前,這十句話在鳳錦橋頭被拼出來,是一次告別;六百年后,它被聚在一起的人一同念出,是一次重逢。兩件事之間,隔著改朝換代、隔著民族交融、隔著無數個不知道祖先來歷的普通農耕歲月。這首詩什么都沒有改變,卻把所有人留在了同一條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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