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中見美 怪中寓真——從張宜《福到眼前》斬獲法國“雙面神”獎

19世紀中后期，在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位于根西島的住所“高城仙居”客廳門板上赫然繪著“鐘馗嫁妹”的圖案。一個半世紀后的今天，中國大寫意人物畫家張宜的鐘馗主題作品《福到眼前》在巴黎獲頒2025法國“雙面神”國際設計大獎文創類全球TOP10人物獎——雨果所鐘愛的那個“丑怪”的中國神祇，穿越時空，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與法蘭西再次相遇。這并非偶然的文化巧合，而是兩種美學傳統在“丑怪”這一核心命題上的深層共鳴。當張宜筆下的鐘馗以“雙面神”的姿態走進法國觀眾的視野，他所承載的，不僅是一個中國民間神祇的千年故事，更是東西方藝術在“丑中見美、怪中寓真”這一人類共通審美理想上的精神對話。

獲獎作品《福到眼前》

“雙面神”：東西方文化原型的隔空相遇

在世界各國的神仙體系中，鐘馗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西方神話中，“捉鬼專家”和“跨越陰陽的民間正義判官”往往是分散的：赫耳墨斯是神界與人界的信使，哈迪斯掌管冥界，赫卡忒是魔法與幽靈的女神，提豐則是妖魔之父——他們各自履行著單一的職能。而鐘馗，卻將所有這些角色集于一身。正如上海翻譯家協會常務理事黃福海所言：“西方神話里鬼和人是兩分法的，說到ghost（鬼），通常都是惡的、害人的，而在中國神話里，人與鬼的善惡有多元辯證，為人打鬼驅邪的鐘馗本身也是鬼。”

張宜作品《目中噴出兩團火》

這種“多元辯證”的善惡觀，在張宜筆下得到了最生動的呈現。在《福到眼前》這幅畫中，鐘馗身著鮮紅袍服，身姿挺拔，佩劍在背，目光如炬地凝視著上方翩然飛近的蝙蝠。畫面中的鐘馗不再是我們慣常認知中那個怒目圓睜的驅邪之神，他的眼神里不見傳統中的怒瞪，反而透出幾分俏皮與期待，仿佛在與觀者輕聲交談。畫家在這里完成了一次巧妙的角色轉換：鐘馗從單純的“捉鬼之神”轉化為“引福之人”。大紅主調既喜慶亦具視覺張力，蝙蝠的淡墨輕點與鐘馗的濃重形貌形成巧妙平衡，整幅畫不見陰森恐怖，反而洋溢著一派祥和與活潑之氣。

張宜作品《鎮宅降福圖》

這種處理，與西方神話中的雅努斯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雅努斯是羅馬神話中的門神，掌管開始與結束、入口與出口。他有兩張面孔，一張看向過去，一張望向未來。這種“雙面”并非分裂，而是統一——一個完整的神祇必須具備同時處理兩種對立力量的能力。同樣，鐘馗的“雙面”也非矛盾：他既能驅邪，也能納福；既有威嚴，亦有溫情。張宜通過筆墨捕捉到的，正是這種對立統一的和諧。

“丑怪”之美：張宜鐘馗藝術與法國浪漫主義的美學共鳴

如果說“雙面神”的意象為東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個可資比較的原型框架，那么當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何這樣一個“丑怪”的中國神祇能夠跨越萬里，在巴黎這樣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獲得如此深刻的共鳴？答案或許要追溯到19世紀那場深刻改變了西方審美觀念的浪漫主義運動。

張宜作品《豹頭環眼虬髯翁》

對法國人而言，鐘馗無疑是一個“丑怪”的藝術形象代表。他蓬頭虬髯，面目猙獰，與古典主義所崇尚的和諧、優美相去甚遠。然而，正是這種“丑怪”特質，讓鐘馗在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美學的語境中找到了深刻的共鳴。浪漫主義文學巨匠維克多·雨果曾在其著名的《〈克倫威爾〉序言》中提出“丑怪”美學原則：“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惡與善并存，黑暗與光明相共。”這一原則與中國道家“陰陽相生”的學說頗為契合，也與鐘馗形象的“雙面”特質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對話。

雨果本人不僅是一位大作家，更是一位具有濃厚中國情結的浪漫主義畫家。他的大部分繪畫作品均為水墨畫，而水墨正是傳統中國畫的主要媒介；他在紙面上直接灑墨成像的創作方式，與中國大寫意繪畫也頗為相似。雨果的繪畫將中國元素與其他文化的符號相混雜，實現了一種超越時空的跨文化互動。在“高城仙居”所藏的多幅壽星圖中，他看到了“壽星既是道教神仙，又是民間文化中福壽綿延的象征，因此勾連了世俗幸福與永恒世界”——這正是浪漫主義將外部征象與內在精神相統一的東方印證，用到鐘馗身上同樣合適。

張宜作品《敢來乎》

在雨果看來，中國藝術中的“丑怪”并非簡單的畸形與丑陋，而是一種能夠激發想象、打破常規的審美力量。他在詩歌《跌碎的花瓶》中，通過對中國花瓶的描繪，將“丑怪”與“迷人”以及“蠢笨”與“奇妙”并置，再次強調了“丑中孕育著美”的核心觀點。這種對“丑”的推崇，在19世紀法國文藝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巴爾扎克曾敏銳地指出，丑遠比美更為豐富多樣，而中國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經認識到“丑所體現的巨大力量”。戈蒂耶則更為直接地比較了東西方的審美取向，認為希臘人追求的是“美的理想”，而中國人追求的是“丑的理想”——這里的“丑”并非貶義，而是指一種打破常規、充滿生命力與想象力的美學形態。

波德萊爾將這種思考提升到了哲學高度。他從中國藝術的線條與造型中，看到了與西方古典主義完全不同的美學邏輯：那些彎曲的線條、奇異的紋樣、不規則的構圖，挑戰了古典主義對和諧與對稱的執念，卻恰恰體現了“美的多樣性和相對性”。在他看來，“不規則性——即意外、驚奇、詫異——實為美的本質特征與核心要素”。龔古爾兄弟則用詩意的語言描繪了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一個奇異的天堂！玉一般的天空，紅色的樹林，淡黃色的河流，幻想的精靈……”這種對“奇異”與“幻想”的推崇，正是浪漫主義美學的重要基石。

張宜作品《柳梢風轉不多寒》

正是在這樣的美學傳統中，張宜筆下的鐘馗形象獲得了法國受眾的深度理解與欣賞。鐘馗的“丑怪”——蓬頭虬髯、面目猙獰——恰恰契合了浪漫主義對“不規則性”“意外”和“驚奇”的推崇；而他在“丑怪”外表下蘊含的正氣、溫情與悲憫，則完美詮釋了“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的對照原則。張宜在《福到眼前》中讓鐘馗從“捉鬼之神”轉化為“引福之人”，這種對同一形象的多面塑造，呼應了雨果筆下卡西莫多“外丑內美”的經典形象——二者都在“丑怪”的外殼下，包裹著赤誠善良的靈魂。

張宜作品《一襲紅袍劍在腰》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宜的鐘馗藝術之所以能在法國獲得“雙面神”獎，不僅因其高超的繪畫技藝，更因其在精神內核上與法國浪漫主義美學傳統形成了深刻共振。比如，張宜畫中的鐘馗，與雨果小說里的卡西莫多、笑面人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呼應：卡西莫多、笑面人畸形丑陋的外表下，藏著一顆最為純凈善良的心；鐘馗猙獰可怖的面容背后，是護佑蒼生的赤誠與悲憫。他們都證明了同一個道理：真正的美，往往藏身于看似丑陋的外殼之中；真正的崇高，常常與粗俗、畸形相伴而生。

頒獎現場

當法國評委在《福到眼前》中看到鐘馗那既威嚴又俏皮、既剛正又溫情的“雙面”形象時，他們感受到的不僅是一個中國神祇的故事，更是一種與自身美學傳統深度共振的審美體驗。這種體驗，超越了文化與語言的隔閡，在“丑怪”與“崇高”以及“黑暗”與“光明”的對照中，抵達了人類共通的精神深處。

民俗滋養：濰坊年畫中的鐘馗基因

然而，張宜筆下的鐘馗并非憑空而來。這種獨特的“雙面”氣質，既承接著中國大寫意繪畫的筆墨傳統，更深深扎根于滋養他成長的故鄉土壤。如果說浪漫主義的美學共鳴讓鐘馗獲得了跨文化的理解，那么濰坊民俗文化的滋養，則賦予了這個形象不可替代的本土基因。

張宜作品《招財進寶》

張宜出身老濰縣“四大家族”郭、陳、張、丁中的張家，自幼便浸潤在濰坊這片民間藝術的沃土之中。濰縣自古便是金石書畫的繁盛之地，木版年畫、撲灰年畫、剪紙、風箏等民間手工藝品類繁多，蔚為大觀。這種濃郁的民俗文化氛圍，如春雨潤物般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張宜的藝術感知，為他筆下的鐘馗形象注入了獨特的民間氣質。

濰縣楊家埠木版年畫中的鐘馗形象，對張宜的創作影響尤為深遠。楊家埠年畫題材豐富，既有神話傳說、小說戲文，也有辟邪納福、祥禽瑞獸，恰如民諺所云：“巧畫士農工商，描繪財神菩薩，盡收天下大事，兼圖里巷所聞，不分南北風情，也畫古今軼事。”鐘馗作為民間信仰中驅邪納福的重要神祇，自然成為年畫的重要題材。楊家埠年畫中的鐘馗，形象質樸剛健，線條豪放流暢，色彩濃艷鮮明，既保留了鐘馗的威嚴正氣，又融入了民間藝人的質樸想象與百姓的生活期盼。

張宜作品《抬頭見喜福在眼前》

與楊家埠木版年畫齊名的高密撲灰年畫，“稚拙粗獷，古樸典雅，兼工重寫”的藝術精髓，也在張宜的大寫意人物畫中得到了巧妙的轉化與升華。他筆下鐘馗的形象，既有文人畫的筆墨意趣，又有民間年畫的質樸與熱烈；既有傳統判官的威嚴肅穆，又有民間傳說中的詼諧幽默。這種雅俗共賞的特質，使他的鐘馗藝術既能為文人雅士所欣賞，又能為普通百姓所親近。

張宜在濰坊風箏上畫鐘馗

濰坊豐富的民俗文化生態，為張宜的藝術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養分。金石之都的古拙渾厚、木版年畫的剛健質樸、撲灰年畫的濃艷熱烈、剪紙的玲瓏剔透、風箏的輕盈靈動——這些民間藝術的語言與精神，都被他吸收轉化為大寫意筆墨的內在氣質。故鄉的文化土壤，不僅賦予了他藝術的根基，更塑造了他對藝術的理解：真正的藝術，不應高高在上、脫離大眾，而應如年畫一般，與百姓的生活、情感、期盼緊密相連。

張宜作品《醉鐘馗》

正是這種來自家鄉民俗文化的滋養，讓張宜筆下的鐘馗具有了獨特的“雙面”氣質：他既是文人畫中的高士，有著筆墨的雅致與精神的超拔；又是民間信仰中的神祇，有著年畫般的質樸與百姓的溫情。在《福到眼前》中，鐘馗身著大紅袍服，色彩濃艷熱烈，頗有年畫中“著色濃重、色彩艷麗”的遺韻；他目光中透出的俏皮與期待，又讓人想起撲灰年畫中那些“胖耳大腮”卻“不失雋秀感”的人物形象。這種雅俗交融、剛柔并濟的特質，正是張宜鐘馗藝術獨樹一幟的魅力所在。

跨文化傳播：從“迎合”到“自信”

當這樣一種深深植根于中國民間土壤的藝術形象走向世界時，它所面臨的不僅是審美的共鳴，更是跨文化傳播的深層命題。張宜的藝術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迎合”到“自信”的寶貴樣本。

在全球化時代，藝術作品的跨國傳播往往面臨“文化折扣”的挑戰。即一種藝術作品在其原生文化環境中可能具有很高的價值，但在傳播到其他文化環境時，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其價值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折損。過往，中國藝術作品的海外傳播很多采取的是“迎合”策略，以減少文化折扣的影響。

法國雙面神國際設計大獎獎杯

而張宜鐘馗主題作品《福到眼前》在法國摘得國際大獎，進一步體現了從“迎合”到“自信”的重要轉變。張宜在這幅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并未為了獲獎而刻意淡化作品的中華文化元素，相反，他將中國大寫意繪畫的獨特魅力作為作品的核心看點，吸引海外評委去主動了解和認識中華文化。這種成功，源于對文化傳播規律的深刻理解。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站在當今全球美術史的視野下重新審視張宜的鐘馗藝術，就會發現中西方并非處于二元對立的話語結構中：在西方審美現代性的背后總是縈繞著“東方”的身影，正如雨果的漆畫中始終存在著一種以“中國”為名的觀念之維。

張宜作品《鐵肩擔道義辣筆著文章》

中華神話體系經過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其深度和廣度遠非一般的文化符號所能比擬，這種深厚的文化底蘊正是中國文化藝術在國際上的最大亮點。張宜的藝術創作，正是一種“以我為主”的文化表達。他堅守中國大寫意繪畫的本體語言，以狂草筆法入畫，大筆大墨，筆蒼墨古，將北派山水的蒼茫崢嶸與南派的秀潤靈動融入人物畫中。同時，他又在題材處理和情感表達上，尋找能夠引發跨文化共鳴的普遍主題——對守護的渴望，對幸福的期盼，對正義的堅守，這些情感是超越文化邊界的。

張宜作品《將軍有劍不斬蒼蠅》

鐘馗沒有像《西游記》這樣的經典文本依托，在西方從來沒有被廣泛介紹過。但鐘馗的形象善惡鮮明、愛憎分明，西方文化中也有鬼和陰間的概念，鐘馗斬妖除魔、幫助人類，他的故事所具有的善惡觀也是西方人容易理解的，也會拓展西方人對鬼的概念和范疇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法國浪漫主義美學傳統中，“丑怪”早已被視為美的本質特征與核心要素。張宜通過對鐘馗的藝術創作，讓法國觀眾看到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熟悉的是“丑怪”外表下蘊含的人性光輝與對照美學，陌生的是東方大寫意的獨特美學和鐘馗“雙面神”的復雜性格。這種既契合又新穎的審美體驗，正是張宜鐘馗藝術能夠在法國獲得認可的內在原因。

以畫筆架起跨文化對話的橋梁

從雨果“高城仙居”客廳門板上的鐘馗，到張宜創作的鐘馗藝術作品在巴黎獲獎，這條跨越一個半世紀的文化軌跡，最終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啟示：真正的跨文化傳播，不是在異質文化面前稀釋自我，而是在堅守本真的同時，讓世界看見其中蘊含的普遍價值。

張宜作品《進士神威圖》

張宜在藝術創作上對鐘馗這個形象的選擇，既是對傳統文化的致敬，也是對現代創新的探索。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人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娛樂消遣，更需要精神上的指引和價值上的堅守。鐘馗所代表的正義、守護、調和與秩序信念，正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價值坐標。

2025法國雙面神國際設計大獎頒獎現場

鐘馗主題作品在巴黎獲得“雙面神獎”，是對張宜藝術成就的肯定，更是對中國傳統藝術當代價值的一次確認。它告訴我們，真正的藝術，總是能夠在堅守文化本色的同時，打動人心最深處的共鳴。張宜的鐘馗藝術，之所以能夠引起法國評委的共鳴，根本原因在于它既扎根于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又觸及了人類共通的情感需求——對守護的渴望，對幸福的期盼，對秩序的信念。

這種跨文化傳播模式的核心在于，不刻意迎合，不盲目模仿，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語境，通過當代的表現手法與高超的繪畫藝術，讓世界認識和理解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這種細雨潤物的文化傳播方式，往往比直接的文化宣教更加有效。

張宜作品《龍年大吉》

從張宜的鐘馗主題藝術創作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古老神祇在當代獲得的新生，也看到了一位中國畫家用筆墨架起的跨文化對話橋梁。這座橋梁，連接的不只是東方與西方，更是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守護與希望的主題下，全人類都是命運共同體，都在期盼著屬于自己的那份福運，都在渴望著被守護、被祝福。而這，正是張宜鐘馗藝術最深遠的跨文化意義。

文/湯啟衛，濟南日報報業集團首席記者，山東省美術家協會美術理論委員會副秘書長 來源：愛濟南）

藝術家簡介

張宜，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藝志愿者協會理事、中國藝術研究院寫意畫院特聘研究員、山東省美術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受聘為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培訓中心研修班導師，山東藝術學院兼職碩士研究生導師，山東大學藝術學院、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曲阜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外聘碩士研究生導師，韓國牧園大學美術專業博士生、碩士研究生導師，泰國烏隆他尼皇家大學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