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站十二小時：鏡頭下在餐廳打工的朝鮮女服務員！

2017年，我隨一個旅游團來到平壤，在一家涉外餐廳用餐。那頓飯吃了什么，我早已記不清了。但我永遠記得那些女服務員的臉。

她們穿著統一的制服，化著淡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上菜時雙手遞送，微微鞠躬，嘴角永遠掛著標準的微笑。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不會知道那笑容背后藏著什么。

她們不是普通的服務員

“你們是從中國來的嗎？”

上第三道菜時，為我們這桌服務的女孩終于忍不住開了口。她叫崔英子，二十二歲，中文說得磕磕絆絆，但每個字都努力咬清楚。

團里的大姐跟她聊了幾句，夸她中文好。她害羞地低下頭，說是在服務員培訓學校學的，“學了兩年，每天背單詞到半夜。”

大姐問她一個月掙多少錢，她猶豫了一下，伸出手指比了個數字——折合人民幣不到兩百塊。

“夠花嗎？”大姐脫口而出。

英子笑了笑，沒有回答。

后來我才知道，那不到兩百塊的月薪，已經是涉外餐廳服務員里不錯的待遇了。普通餐廳的服務員，一個月也就折合人民幣七八十塊。

一天十二小時，站著

那家餐廳的營業時間是上午十點到晚上十點。服務員們九點就要到崗，打掃衛生、擺放餐具、更換制服。晚上客人走后，還要收拾清洗，常常折騰到十一點多才能下班。

英子告訴我，她沒有休息日。“一個月休息兩天，但客人多的時候，兩天也沒有。”

“不累嗎？”我問。

“累。”她說了一個字，然后沉默了。

她指了指自己的腳，聲音很輕：“每天都腫。晚上回去要用熱水泡很久，不然第二天穿不上鞋。”

我低頭看了一眼她的鞋——那是一雙黑色的低跟皮鞋，鞋面已經磨得發白，鞋底薄得幾乎能感覺到地板的溫度。

“我們不敢出錯”

在朝鮮的涉外餐廳工作，看似光鮮，實則如履薄冰。

英子告訴我，她們每個月都有考核。服務態度不好扣分，上菜慢了扣分，跟客人多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也要扣分。扣分就意味著扣工資。

“有一次我打翻了一個杯子，”她說著，聲音不自覺地壓低了，“水灑在客人身上了。我跪下道歉，客人沒生氣，但主管還是扣了我半個月的工資。”

她說話時，眼睛一直往主管站的方向瞟。那種小心翼翼的警惕，像一只隨時準備逃竄的小動物。

團里的大姐心疼得不行，偷偷塞給她一包餅干。英子嚇得連連擺手，臉都白了：“不行不行，被看到就完了。”

那包餅干最后被塞進了她制服里面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她用手按著口袋，快步走開了，像揣著一個天大的秘密。

“我想媽媽，但我回不去”

英子不是平壤人。她來自咸興，一個靠海的城市。從平壤到咸興，坐火車要七八個小時。

“我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她說，“過年的時候，如果能請到假的話。”

她的宿舍在餐廳后面的小樓里，六個人擠一間，上下鋪。沒有熱水，洗澡要自己燒水端上去。冬天暖氣不好，她們就兩個人擠一張床取暖。

“最難熬的是晚上，”她突然說，“躺在床上的時候，會想媽媽做的泡菜。這里的泡菜沒有家里的好吃。”

她的聲音有些哽咽，但馬上又憋回去了。她看了一眼墻上的時鐘，快到下班時間了，主管已經在清場了。

“我得走了，”她站起來，把椅子擺正，“謝謝你們來吃飯。歡迎下次再來。”

她鞠了一躬，轉身快步走向后廚。走了幾步，又回頭看了我們一眼，笑了笑。

那個笑容，和營業時的標準微笑不一樣。那個笑里有疲憊，有感激，有一點點不舍，還有一點點——我不知道該怎么形容——像是一個人在黑暗中，看到了遠處的一盞燈。

她們也是女兒

離開朝鮮后，我常常想起英子。想起她那雙磨得發白的皮鞋，想起她口袋里藏著的那包餅干，想起她說“我想媽媽”時紅了的眼眶。

她不過是個二十歲出頭的女孩。在我們國家，這個年紀的女孩還在上大學，在逛街，在抱怨食堂的飯不好吃。而她，已經在異鄉的餐廳里站了整整兩年，腳腫得穿不上鞋，一個月掙不到兩百塊，一年只能見媽媽一次。

她沒有抱怨過。她甚至很感恩，覺得能在涉外餐廳工作是一種幸運。

但正因為她不抱怨，我才更加難過。

英子，如果你能看到這篇文章，我想告訴你：那天你偷偷藏起來的那包餅干，是你應得的。你值得更多的餅干，更多的溫暖，更好的生活。

你不是服務員。你是一個女兒，一個姐姐，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女孩。你值得被看見，被記住，被溫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