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俄羅斯偷偷拍了一部電影

作者：Georg Szalai/Stephen Saito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The Moveable Fest

（2026年3月5日）

帕維爾·塔蘭金——大家都直接叫他帕夏——生活和工作在卡拉巴什，這是一座位于俄羅斯烏拉爾山區的小鎮，卻因被視為地球上污染最嚴重、毒害最深的地方之一而聞名。作為當地一所小學的活動協調員兼攝像師，他深受大家喜愛：既是學生們的引路人，他的辦公室也是孩子們可以安心停留的避風港。

但當弗拉基米爾·普京針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蔓延進課堂，教育與自我表達被意識形態和軍事化的角色扮演所取代時，帕夏發現自己不情愿地被裹挾其中，成了國家宣傳機器上的一枚齒輪。

他那場靜默的反抗——在兩年間秘密拍下自己所目睹的一切，并將這些影像偷運出俄羅斯——正是紀錄片《反對普京的無名先生》的主題。

《反對普京的無名先生》(2025)

這部影片由帕夏與大衛·博倫斯坦聯合執導，記錄了俄羅斯校園中軍事化兒童組織的興起、狂熱民族主義的蔓延，以及應屆畢業生被招募前往烏克蘭作戰的現實——而這一切，都是由一個親歷者拍下的；當他意識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已受到威脅時，也不得不策劃一場危險的逃亡，離開自己的祖國。

《反對普京的無名先生》獲得了2025年圣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單元紀錄片特別評審獎，以及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紀錄片獎，并入圍了2026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譯者注：最后本片獲得了該獎項。）

問：在各種嚴密保密措施之下拍攝這部電影、再把它帶出俄羅斯，是怎樣一種經歷？此后一路走來——包括拿下英國電影學院獎——你們有沒有稍微享受一下這一切？

博倫斯坦：拍這部電影極其困難，原因其實很簡單：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素材最后的命運是什么。帕夏在拍攝時，完全不知道這些影像有沒有機會流出海外。我一邊構思影片結構，一邊推進剪輯，同時還要組織一些額外的拍攝。我們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但也清楚，只有成功讓帕夏離開俄羅斯，這一切才有可能奏效——而這件事本身就非常、非常困難。所以整部電影從頭到尾都是一次巨大的冒險。

拍攝這部電影時承受的壓力，后來變成了帕夏必須離開俄羅斯帶來的壓力。再后來，壓力又變成了：「如果他離開俄羅斯，到頭來卻白白荒廢——沒有電影節愿意接收這部片子，也沒有人看到它——那該怎么辦？」所以，我們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不過，過去這一年，確實像是一個終于能夠長舒一口氣的過程，因為我們意識到，帕夏作出的犧牲并沒有白費。人們看到了這部電影，它也獲得了認可。這本來就是一場巨大的豪賭，因為當下的發行環境實在太艱難了。但我真的非常欣慰，帕夏付出的犧牲最終有了意義。

問：帕夏，當時大衛——一位住在國外的電影人——第一次聯系你時，你會不會覺得這事兒很奇怪？你當時是什么反應？成為一部電影的主角，你有什么感受？

帕夏：沒錯，的確有一點奇怪，我當時也不太確定該如何應對。僅僅是這樣一種想法——發生在俄羅斯偏遠地區一所學校里的這些事，你自己的故事，竟然會讓別人感興趣——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所以，沒錯，這件事讓我很意外。

博倫斯坦：帕夏當時其實是一個吹哨人。（轉向帕夏）你的目標，是讓全世界看到俄羅斯學校里究竟發生了什么。而我的工作，則更多是把這些影像整理、塑造成一個故事，并讓帕夏成為這個故事的核心人物。

問：他愿意站到聚光燈下嗎？這一點對你們合作完成這部電影意味著什么？

博倫斯坦：帕夏其實并不一定想成為這個故事的中心人物。我們之間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我總會對他說：「你為什么不拍一拍你自己呢？」而聯合執導最妙的一點就在于，帕夏始終非常專注于政治層面，專注于呈現俄羅斯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那是他的家鄉，他對俄羅斯有自己必須說出來的話。而我的工作，則更多是去講述帕夏這個人的故事，尋找一種方式，把它提升為一種更具普遍性的敘事，并聚焦于其中那些具有共通意義的主題。

帕夏：有一次，大衛給我發消息說：「嘿，你拍的方式挺有意思。我特別喜歡你始終用第一人稱視角來拍攝的方式。過去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紀錄片采用過這種手法。我給你列個片單發過去吧。」但其實我一部都沒看，因為我擔心，一旦開始看別人的電影，自己可能就會受到啟發，不自覺地去模仿他們。而我不想冒這個風險，不想復制任何人的做法。

博倫斯坦：是的，關于一個人該如何學習成為電影人，帕夏和我算是各自保留不同意見吧。

帕夏：是的，在這一點上，我和大衛的看法確實有一點不同。對我來說，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才是真正體現「如何學習」這一方法的人。他從沒受過正規的音樂訓練。據說他原本只應該用四根手指彈鋼琴，但后來卻成為最早用五根手指演奏的人之一。我當時其實很無知，也不懂這些，但我很欣賞那樣一種理念。

博倫斯坦：這一點上，我認同帕夏。因為他拍下的那些影像，確實有一種驚人的質地。那并不是一個在研究電影、試圖「拍出一部電影」的人會有的狀態。那些畫面完全是從他的個性中生長出來的，來自他的情緒。

他拿起攝影機，是因為他感到自己被困住了，覺得自己迷失在一個卡夫卡式的體系之中。拍攝成了一種改變自我身份的方式——因為他必須這么做，因為他心懷愧疚。他拿起那臺攝影機，是為了不再感到自己被困住。因此，拍攝這一行為本身承載了很重的情感分量，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影像才顯得格外不同。

問：為了保證帕夏留在家鄉的那些人不受牽連，你們當時是怎么考慮這件事的？又做了哪些保護措施？

博倫斯坦：這件事從來就不只是我和帕夏兩個人的討論。BBC很早就通過旗下的國際紀錄片欄目加入了進來，他們內部有專門負責剪輯和設計的團隊，也有安全顧問全程參與。正是這些專業判斷，讓我們決定把影片重心集中在帕夏這一位核心人物身上，而不去深入鋪展其他人物線。

到了最后，他們甚至逐幀審核影片，核查除帕夏之外片中每個人說過的話——這些都是出于安全考慮。與此同時，我和帕夏之間的協作方式、素材傳遞方式以及溝通方式，也都經過了嚴格的安全設計。整個過程緊張而高壓，甚至讓彼此溝通本身都變得異常困難。

帕夏：最大的審查者，可能反而是我自己。在一個粗剪版本的片段里，一個女孩一邊說話，一邊擠臉上的痘痘。我當時就說，這個絕對不能放進去。

博倫斯坦：這些人都算是他的鄰里鄉親，對吧？所以，帕夏知道這些細小的地方哪些會讓他們在意。他在保護這些十幾歲的孩子、這些女孩時，非常謹慎。那種心意其實很動人。

問：說到這兒，我能強烈感受到，作為影片核心人物的帕夏身上始終散發著很多愛意；盡管他周圍的一切又是如此灰暗壓抑、如此令人恐懼。你們是怎么處理這種平衡的——一邊是積極、希望、愛與關懷，另一邊則是黑暗，以及那種強烈的《1984》式氛圍？

博倫斯坦：這很大程度上和我們是什么樣的人有關。我顯然是一個非常溫和的電影人。我們剛剛還在一場映后問答里和另一位導演聊天，當時我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我們這部電影的質感，就像是《向光而行》的組，但拍了個《距安德烈夫卡2000米》。

《向光而行》(2025)

《反對普京的無名先生》是一部和戰爭有關的電影，但我和帕夏有我們自己的處理方式。我們更溫和，不會去拍一部那種特別生猛、特別沉重、情緒強度極高的電影。相反，我們想呈現的是一種更完整、更豐富的情感譜系。

這其實也和我親身經歷這個項目的過程很像。我最初認識帕夏時，他是一個想讓全世界看到這些學校里正在發生什么的舉報者。我原來以為，這會是一部非常緊繃，甚至有些令人窒息的紀錄片，某種程度上會像《第四公民》那樣。

《第四公民》(2014)

可隨著他拍攝的素材不斷傳過來，我看到的卻是愛，是他們在他那間房間里做的藝術項目，是笑聲，是一個由學生構成、彼此關愛的共同體，還有他拍的說唱MV。于是我就想：「這些素材給人的感覺并不像《第四公民》；這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這些素材給人的感覺更像是《搖滾校園》或者《生命因你動聽》的內容。這也讓我們在剪輯時擁有了很大的空間，去找到一種獨特的基調——那種基調本來就很契合我的個性，也很契合他身上那種積極樂觀的氣質。就像是命運把我們帶到了一起，我們確實非常合拍。

這部電影講的是帕夏失去了他的教室，講的是他在這所學校里建立起來的那個共同體的消逝。它也通過這所學校，折射出俄羅斯自由的喪失。而要真正明白這種失去有多沉重，你就得先像帕夏那樣去愛這一切，也得像他那樣切身感受過其中的快樂，感受過那些笑聲、那些輕松明亮的時刻。

問：你提到自己像帕夏一樣，也收到過一封郵件，正是那封郵件促成了你們兩人的聯系。這件事最初是怎么發生的？

博倫斯坦：基本上，那像是一則為某種俄羅斯網絡內容發布的選角啟事，幾乎有點像真人秀節目。他們在尋找這樣一些人：他們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的影響。我覺得，他們原本并沒打算收到像帕夏那樣如此政治化、又那么激烈的信息；但有人收到了他發去的那段話，又轉發給了我。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聯系的。

一開始，帕夏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什么導演之類的人。他只是想作為一個人物，被選進某個故事里。但在一起工作了幾年之后，我們最終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從最初設想自己只是「被選中的人」，到后來他說：「好，那我們就一起把它做出來，一起導這部電影吧」——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問：你們兩個人當時是怎么合作的？我想，在拍攝過程中，你們應該始終都沒辦法見面吧？

博倫斯坦：整個過程相當瘋狂，簡直都可以再拍一部關于這部紀錄片的紀錄片！

但一開始，是我提議我們一起把它做出來的。帕夏本來就是學校里的官方攝像師，所以我當時就覺得，他拍出來的素材本身就有一種很特別的質感。他總是隨身帶著攝影機在學校里到處跑，孩子們也早就習慣了他這樣跑來跑去，所以在他們眼里，他就像個拿著攝影機的活寶。而他的素材里，也因此有一種非常真實的日常生活氣息。

他還給我發來了很多素材，那些都是我們正式開始合作之前，甚至戰爭還沒開始之前他就已經拍下來的。其中有不少第一人稱視角的鏡頭，比如沿著學校走廊往前走的畫面。我當時就覺得，他這種拍法特別好，特別有意思。我們很快意識到，正因為他這樣的拍攝方式如此準確地捕捉到了日常生活本身的流動，我們才得以看見：隨著軍事化和「特別軍事行動」的影響不斷滲透，這所學校在隨后幾年中是如何緩慢而明確地發生變化的。

合作開始以后，我們每周都會通過一條加密級別很高的線路通話。但即便這樣，每次聊起來還是有點緊張，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手機是不是已經被盯上了。也許是我想太多了，可我們之間隔著那么遠，又一直覺得這事有風險——甚至可能這種危險感在我們這邊比在他那邊還強——所以通話的時候，我總是不太敢把我們在做什么說得太明白。

我們用了很多暗語。在一年半的時間里，我們一直都非常小心。基本上，他不斷把素材發給我，我就不斷地剪。我會給他一點方向上的建議，但說到底，拍攝這件事還是完全由他自己掌握。

直到整個制作過程快結束時，我們才終于在國外見了面。那其實也是我第一次把影片的粗剪版本放給他看。我還找了一位俄羅斯朋友來念旁白，而那段旁白的文本完全是根據他自己的話寫出來的——都是從我們平時通話的內容里整理出來的。我錄下了很多我們之間的通話，所以那些文字其實全都出自他本人。

那一刻真的很瘋狂，因為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這部片子，我當時特別緊張；但后來他非常喜歡，我們也終于得以面對面地一起把這部電影完成。

問：影片的整體調性其實相當輕快，這一點還挺讓人意外的。你真的能夠從他的個性里把這種基調提煉出來嗎？

博倫斯坦：這種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那里。他是一個狂放又迷人的人，而且也不會太按照我的指揮來。對他來說，拿起攝影機這件事本身就帶有很強的情感驅動力，而他在學校里也一直不停地這樣拍。

他不斷給我發來大量素材，所以要從中找到這部電影自己的聲音，實際上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些年我一直坐在剪輯室里，一遍又一遍地看這些畫面。你現在看這部電影，會覺得里面大概有四五個主要人物，但其實，原本完全可能從一百個人里挑出任何一個來。因此，這個過程某種程度上就是不斷梳理這些素材，慢慢看清他身邊那些人身上有意思的規律和關系。

而影片的基調，則來自去觀察他在片中的狀態，把他這個人真正呈現出來，讓觀眾也能像我通過這些素材認識他那樣去認識他。從一開始最打動我的，就是即使在非常黑暗的時刻，整部片子的氣息依然是輕的。因為（帕夏）始終很在意，要在孩子們面前成為一個能帶來光亮的人，盡量讓他們的處境好一點。

這也讓我們有機會拍出一部基調非常獨特的電影——它在明與暗之間來回擺動，而這種擺動，我覺得，也以一種很有意思的方式呼應了主人公本人的精神狀態。

問：除了帕夏之外，片中還要決定把鏡頭更多地放在誰身上，這肯定也是個很大的挑戰。像帕維爾——那個盲目忠誠的老師——或者瑪莎——她的哥哥在軍隊里——這樣的人物，后來是怎么一步步浮現出來的？

博倫斯坦：這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從素材里尋找某種規律和線索的過程。帕維爾顯然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對他很早就產生了興趣。他「講課」本身就很有戲，甚至可以說相當「史詩」。

至于瑪莎，直到帕夏離開前、拍攝接近尾聲的時候，她才真正進入我的視野。她后來遭遇了一場非常沉重的悲劇，而那件事也促使我回過頭去翻她過去的素材，試著弄清楚，之前到底發生了什么，才一步步走到了那里。后來我們找到了很多片段，里面是瑪莎和帕夏在談她哥哥被送去參軍的事——這些鏡頭我之前甚至都沒有意識到它們的重要。

把這些場景從海量素材里找出來，簡直就像大海撈針。素材有那么多小時，也正是在看到了后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之后，我才回頭去翻，把這些片段一點點找出來。

問：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發生過什么事，改變了你原先對這部電影可能會變成什么樣子的想法？

博倫斯坦：這樣的時刻太多了。這個項目最有意思的一點就在于，劇情本身是在我們拍攝的過程中不斷生成的，而影片自身的發展也在推動著這部電影往前走。它講的，其實也是帕夏如何一步步決定要拍這部電影、要和我們一起把這件事做下去。而在拍攝過程中，我們根本不知道這部電影最后會以什么樣的方式結束。

在離開俄羅斯前不久，帕夏還在籌劃一場不可思議的拍攝，就是那場畢業典禮。我之前已經為結尾想過差不多二十種方案了，可最后他還是讓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琢磨了那么久怎么給這部電影收尾，結果他一下子就把答案交到了我手里。

問：這部電影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對你來說是什么樣的感受？

博倫斯坦：壓力特別大，但也終于能松一口氣了，因為至少知道這部電影會有一個像樣的首映。帕夏把那么多信任，甚至把自己整個人生都押在了我身上——當然，其實是押在我們兩個人身上。可他為了這部電影付出了那么大的代價，而如果這一切最后什么都沒成，那種可能性真的困擾了我很久。所以我在剪輯室里一直憋著一股勁，不想讓他失望。這也成了我很大的動力。現在看到它去了圣丹斯，也知道他的犧牲某種程度上是值得的，感覺真的很好。

問：你有沒有聽到來自家鄉那些人的反饋？你知道俄羅斯當局對此有何反應嗎？

帕夏：反應有很多種。去年影片在圣丹斯電影節放映之后，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即克格勃的繼承機構——來到了卡拉巴什，把全城所有教育機構的負責人都召集到一個房間里，對他們說：「聽清楚，也記住這件事，把這些話傳達給你們所有同事。這個人——帕夏·塔蘭金——不存在了，也從來不曾存在。你們不得與他有任何接觸。這部電影不存在，也從來不曾存在。你們也不得對此發表評論。」

與此同時，當地和地區級報紙也開始白紙黑字地編造關于我母親——她也出現在電影里——的謊言。他們寫，她因為我和這部電影感到羞恥、難堪，不得不辭職。結果她打電話給我，說：「我正坐在辦公室里上班呢，但報紙瞎寫的是我已經不在這里工作了。」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她一切都很好！

不過，我也記得自己有一次受邀去布拉格的「自由歐洲電臺」。我叫了一輛出租車，卻沒有把地址輸對。那位司機是烏克蘭人，他問我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我告訴他之后，他說：「哦，那片子就是你拍的啊？所以他們在俄羅斯不是給孩子吃面包，是給他們發手榴彈和武器？行，我這就趕緊把你送過去。」

問：你們還有什么想補充分享的嗎？

博倫斯坦：我只是想把這部電影所傳達的信息再往更普遍的層面推開一點：它講述的不只是俄羅斯，也是在說，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道德選擇。我們都可以從帕夏身上學到一些東西。任何政治行動都不可能沒有風險。當然，我們不一定都要像他那樣走到那么極端的一步。對我來說，帕夏就是政治風險領域里的邁克爾·喬丹。

帕夏：在電影拿了英國電影學院獎之后，卡拉巴什那所學校內部其實明顯分成了兩派。有一半學校里的人會到圖書館找到我媽媽，向她表示祝賀，還請她轉達他們有多為我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