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伊朗內憂外患，巴列維遭美背叛卻自認穩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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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伊朗的反對派組織在薩瓦克的打擊下幾乎完全潰散。

主要的游擊隊組織人民敢死隊和人民圣戰者組織內部分裂，其領導人被殺或被逮；人民黨、民族陣線、自由運動等主要反對派組織都處于薩瓦克的嚴密監視之下，其大多數活動家被迫流亡；那些敢于公開反對政權的烏里瑪被薩瓦克監禁或流放，大部分烏里瑪不得不采取無為主義的立場。

正是薩瓦克的強力控制以及對它無所不在的恐懼，使得這些團體和反對派網絡無法從事有效活動。

巴列維政權似乎無懈可擊，薩瓦克、軍隊、官僚機構這3張國王手中的王牌，構成了一種強大的威懾力量，壓得民眾俯首帖耳；在國際上，作為中東這一戰略關鍵區域的強國，再加上豐富的石油資源，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大國都不敢得罪伊朗。這些因素不僅讓國王自己心安理得，而且外部世界的學者和觀察家們也一致認為，伊朗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順利推進，國王的統治是穩定的。

盡管薩瓦克能夠壓制住反對派的活動，卻無法根除對專制政府不滿的根源。在國王萬能的穩定表象之下，伊朗社會已經處于爆炸的邊緣，充滿了對國王政權的失望、疏遠和仇恨。誠然，此時的反對派是碎裂的、軟弱的，對于推翻國王的前景尚難以設想，但只要給它一個適宜的時機，它就有挑戰政府的組織、人力和財政潛力，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引爆革命火山的火花。

1977年美國卡特政府的人權政策和巴列維政府的自由化政策相結合，恰恰成了這樣一個火花。

巴列維國王一向重視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口碑，刻意樹立仁慈統治者的形象，但巴列維政權在國際上易遭攻擊的一面恰恰是其可恥的人權記錄。20世紀六七十年代流亡于歐洲、北美的伊朗反對派和一些海外學生組織，敏銳地抓住了巴列維政權的這一軟肋，在國際上大肆宣揚國王的殘暴統治，宣稱伊朗存在著政治大屠殺，獄中關押著數以十萬計的政治犯。

他們向國際人權組織申訴，要求國際社會關注并干預這一問題，幫助伊朗人民擺脫暴政。從70年代開始，外部世界以人權的名義要求國王放松社會控制、開放政治體系的壓力越來越大。

1972年，一個聯合國小組發現伊朗有一貫侵犯人權的罪行；1975年大赦國際指責伊朗是世界上人權記錄最可怕的國家。巴列維對自己一度在國際上享有的現代化改革者形象受損深感不安，更讓他緊張的是，這種外部壓力競然主要來自于他一向視為靠山、曾經幫助他保住王位的美國。

在美國外交史上，一直存在著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種理念和路線，相互交錯，時常擺動。是赤裸裸地賺取現實利益，還是要兼顧民主、自由、人權等美國人最珍愛的價值觀，這種爭論一再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

60年代聲勢大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不僅改變了美國國內的政治氣候，也影響到對外政策，自由主義傾向開始抬頭。

1973年美國國會對外援助法案的通過就是這一趨勢的反映，它禁止美國向任何“出于政治目的而扣留、關押其公民”的政權提供援助。

1976年是美國大選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特在競選中祭出了人權武器，鼓吹要在全世界增進人權和自由，抨擊福特總統的共和黨政府對包括伊朗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武器出售政策和對右翼獨裁政權的支持。

卡特宣布他的政策“將消除遭受迫害人群中經常爆發革命的根源。因此，我們不應該以一個右翼極權主義政權取代同樣具有專制性質的左翼政權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卡特對人權的強調有著雙重目的：在國內，它希望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治愈越南戰爭的創傷；在國際上，它意欲削弱甚至切斷美國與專制政權的聯系，加強與第三世界“進步”力量的聯系，在東西方競爭中贏得世界各地千百萬飽受專制暴政之苦的民眾的心靈和思想。

1977年初，卡特就職新一任總統，美國政府中自由主義派別的力量得到加強，他們在國務院和白宮都占據了重要位置，并在國務院內設立了人權事務辦公室。在卡特總統的批準下，他們組織了一場有選擇地反對某些反人權國家的運動，其中，伊朗就成為他們熱衷的目標之一。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回憶道：“國務院的一些較低官員，特別是伊朗組負責人亨利·普雷切特受這種主張的影響不喜歡（巴列維）國王，只想讓他放棄權力。”

作為一個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地位、有著豐富石油儲存，又是美國戰略盟友國家的統治者，巴列維國王卻讓卡特政府頓感棘手，人權政策面臨著一個微妙的兩難抉擇：能夠既改進伊朗人權狀況又不得罪國王、不破壞兩國關系嗎？面對這一難題，卡特政府內部出現了深刻分歧：以國務院和駐德黑蘭大使館領銜的一派，認為自由化是伊朗長期穩定和能夠抵御共產主義誘惑的必要前提，主張盡可能壓服國王滿足反對派的要求；而以布熱津斯基為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預感到貿易自由化難以預知的后果，希望不惜代價維持國王統治和美伊關系。

當時正專心于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和阿以戴維營協議的卡特總統，在革命運動早期無暇顧及伊朗，當他不得不關注伊朗時，卻搖擺于兩派之間，未能協調統一美國官方立場。由于未能界定對伊朗政策的準確目標：是僅僅要壓服伊朗改革政治制度以限制國王獨裁，還是要取代國王？1977-1979年間，當伊朗的反政府運動愈演愈烈、巴列維政權岌岌可危之時，作為國王重要支柱的美國政府卻自困于競選時的人權政策諾言，對伊朗執行了一種搖擺不定的政策。

雖然人權政策這一美國對外政策工具的形成與出籠與伊朗社會的內部矛盾幾乎毫無瓜葛，但這一政策的推行卻深深影響了伊朗的事態發展。

1977-1979年間雖然美伊兩國關系總體模式沒有本質改變，但美國對伊政策確有變化，美國國會和國務院中都出現了限制對伊軍售的呼聲，美國財政部對一直鼓吹提高世界石油價格的巴列維國王也頗不耐煩。作為雙邊交往中處于軟弱、依賴地位的一方，伊朗不可避免要受到美國政治變遷的沖擊。

巴列維對美國的壓力十分敏感，來自華盛頓含糊不清的信息更增加了他對美國真實意圖的猜疑，懷疑美國是要削弱甚至推翻他的政權。巴列維對美國共和黨政府心存感激(1953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曾經幫助他奪回了王位)，而對民主黨總統素懷戒心，高唱民主改革的肯尼迪曾經壓服他施行改革，推行人權外交的卡特大概對他也不會客氣。

巴列維深知卡特鼓吹人權的強硬真誠，認識到美國國會對其統治方式和石油政策的強烈不滿，意識到國際社會對自己獨裁政治的冷嘲熱諷，因此，1977年初，很可能是為了保持與美國民主黨政府的和諧關系，平息對其政權日益增長的國際批評，國王開始了自由化計劃。

巴列維也希望，自由化能夠如同1963年的“白色革命”一樣使自己的專制王權化險為夷。1975年開始的經濟逆轉已經造成國家政權與商人、工廠主等富裕階層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引發了下層民眾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貧富懸殊而對社會現狀的嚴重不滿，自由化政策打算開設一些宣泄孔道來撫慰民眾的怨憤，稍稍放松控制以消解反對派的不滿。

此外，當年“白色革命”表面上的轟轟烈烈，反對派在當局的高壓政策下處境艱難、四分五裂，似乎成不了氣候，使得國王產生了虛幻的安全感，認為自己得到大多數伊朗人的支持。

甚至到1978年4月，反對派運動已成燎原之勢，國王仍然對自由化政策充滿信心，聲稱：“所有這些人（指反對派領導人）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們害怕我在1962年實行的改革一樣。自由化政策砍斷了他們的老根。他們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將繼續前進。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

巴列維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實際上，這時伊朗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已空前尖銳，反對派囊括了幾乎所有在政治上活躍的社會集團，革命的風暴正不知不覺地在伊朗的上空形成，高踞統治之巔的國王正坐在隨時都可能噴發的火山口上。

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實行自由化，猶如打開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參與急劇膨脹，政府權威一點點流失，專制君主逐漸成為眾矢之的。

自由化政策為反對派提供了自1963年以來的第一次機會，它允許反對派去動員它的資源，引導民眾的不滿與失望走向集體政治行動，促成一場突然的革命大潮，不僅推翻了國王的統治，而且毀滅了巴列維王朝。

國王向人民許諾要“創造一個自由的政治氣氛”。1977年3月，大赦國際的恩奈爾思拜見了國王。兩個月后，國際律師考察團的巴特勒當面向國王提出一些改革措施。

1977年11月伊朗議會通過立法，要求在政治犯被捕24小時內對被告進行初步審訊，給予被告得到民事法律顧問的權力，必須公開審判而不是由軍事法庭審判，保證審判的司法獨立。

國王宣布政治犯將不會受到拷打，要求安全部門對持不同政見者要容忍。數百名政治犯被特赦，國際紅十字協會被許可視察監獄，外國觀察員被允許出席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訊。一個一年前還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見的自負政權，突然對數百個協會和政治團體的擴散漠不關心，它許諾自由選舉和放松新聞審查，聽任媒體自由發表一些煽動性的素材，這在一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為了創造與新政策相宜的新氣氛，1977年8月7日，國王解除了長期擔任首相的胡韋達的職務，任命復興黨總書記阿穆澤加爾接任首相。

反對派，尤其是霍梅尼，當然明白形勢的這一新發展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在當時發布的一份布道中，霍梅尼這樣表達了自己對于當前形勢的理解和希望：

美國的人權政策在伊朗產生了這樣一種感覺——華盛頓以前對國王無條件支持的政策已經改變了，國王受到卡特政府的壓力不得不改革其政治體制，盡管卡特一再宣稱支持國王，但伊朗人越來越相信這一感覺。

不管這種感覺是否準確，它無疑給了反對派一個重新振作的機會，加強了民眾的挑戰勇氣，慢慢地粉碎了薩瓦克煞費苦心建立起來的國王不可戰勝的神話。在一個長期被迫服從、近來沒有接觸過自由的國家里，有限而又突然的自由化喚醒了蟄伏的反對派，引發了政府難以遏制的政治騷亂。

最終轉變為一場革命的這場運動的第一階段開始于1977年2月，當時國王在國內外壓力下，釋放了357名政治犯，標志著政治控制出現松動。

6月，40名作家聯名致信首相胡韋達，要求言論自由和承認民間社團的合法地位，取消新聞審查。9月，54名法官寫信給最高法院，指責政府違憲，尤其是違背了憲法關于司法獨立的規定。

6月，巴札爾甘起草、民族陣線領導人桑賈比、巴赫蒂亞爾和弗奧盧哈簽署了一封給國王的公開信，哀嘆伊朗盛行的貪污、鎮壓和國王的獨裁，信中說：“打著改革或革命幌子的計劃失敗了，最惡劣的是，人權和個人的自由受到踐踏。憲法原則和人權宣言受到空前的侵犯。”

公開信認為，伊朗國內現狀令人壓抑，國王違背憲法精神實行君主獨裁；經濟上，通貨膨脹，食品和住房短缺，石油資源即將耗盡。公開信要求國王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要求國王“遵守憲法和普遍的人權宣言的準則，廢除一黨制，允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釋放政治犯，允許政治流亡者回國，建立一個以代表大多數人為基礎的政府”。

各界知識分子、政治家、律師等不斷寫公開信，抨擊當局專制獨裁的制度與政策，寫公開信一時成為向國王及專制制度發難的重要形式。這些公開信的簽字人都未受到薩瓦克的侵擾，這被反對派視為結束長期全面鎮壓的好兆頭。隨后事態的發展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感覺。

8月，一小群親霍梅尼的追隨者在德黑蘭巴札舉行示威，要求允許流亡的阿亞圖拉歸來。令人驚訝的是，警察并未像1963年“六月起義”時那樣以暴力驅散人群。在國外密切關注事態進展的霍梅尼意識到，某種社會革命在伊朗已經開始，而宗教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9月，在給國內烏里瑪的一封信中，霍梅尼呼吁宗教界利用這一大好時機開展自己的活動：

10月23日，在納杰夫陪伴霍梅尼的霍梅尼長子穆斯塔法突然去世，人們懷疑是被薩瓦克毒死的，這導致人們對霍梅尼的同情和懷念。10月26日，由莫塔哈尼和卡尼組織在德黑蘭一清真寺舉行的大型禮拜集會上，信徒們高聲稱贊霍梅尼，稱穆斯塔法為殉難者，霍梅尼抓住機會將這一事件擴大化，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事件為自己的反國王運動贏得支持。

在致伊朗人民的感謝信中，霍梅尼聲稱，“我們正面臨著一場巨大的災難，不應該僅僅關注個人的不幸”，他告誡人們要團結一致，“不要被近來新聞審查的放松所欺騙。…這種明顯的放松目的是要洗刷國王的罪惡”。

11月4日，在德黑蘭為穆斯塔法舉行的悼念儀式上，從伊拉克走私偷運進來的霍梅尼講話錄音帶被分發，大量集會人群齊聲譴責薩瓦克的殘暴和國王的專制。令反對派迷惑的是，警察并未打擾這次參加者甚眾的集會。此后，霍梅尼的動員網絡開始在全國各地復活，并擴展到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科威特等國以及在西方的伊朗學生群體。

這一系列事態意味著巴列維政權的銅墻鐵壁開始出現第一道裂縫，鼓舞著反對派進一步采取行動。

逐漸地，在這種充滿希望的政治氣氛中，伊朗數十個被查禁的協會和政治團體恢復了活動，而各種各樣新組建的政治組織則更多。

1977年6月，作家協會恢復，7月自由出版和思想團體恢復。10月，120名律師建立法界聯合會，著手揭露薩瓦克拷打犯人的劣跡、檢查監獄的條件。

1977年秋天，伊朗律師協會、全國大學教師組織等相繼成立。同一時期，桑賈比恢復了摩薩臺的民族陣線，正式組建了第三民族陣線，巴札爾甘和阿亞圖拉塔勒喀尼恢復了伊朗自由運動。

10月，囊括許多著名作家、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家協會在德黑蘭組織了10個夜晚的詩歌朗誦會，朗誦向往自由的詩篇，要求取消政府審查制度及其他許多問題。自由運動在德黑蘭的戈拜德清真寺組織了一系列政治演說。

11月27日，29名反對派人士宣布建立伊朗自由和人權保護委員會，并向卡特總統發去聲明，要求美國幫助在伊朗建立自由和民主。

12月，巴札爾甘在德黑蘭開設了人權保護協會辦公室，并對外國新聞記者舉行了一次新聞發布會，這件事反對派在一年前做夢也不敢想象。最令反對派感到鼓舞的是，在1977年11月15日國王正式訪美期間，國王的反對者和支持者在華盛頓發生激烈沖突，這一場面被伊朗電視臺在全國范圍內轉播。伊朗的反對派認為這是華盛頓放棄對國王無條件支持的又一跡象。

在德黑蘭和其他城市，學生們上街舉行示威，要求國王“將卡特總統的人權計劃立即付諸實施”。

到1977年底，反對派已經斷定，在國王的長期統治中，一個政治寬容的新時期已經開始，但此時還沒有任何團體能想到這竟然是巴列維王朝終結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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