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直被人稱為弱宋,主要是軍事實力弱。整個宋朝都沒能收回燕云十六州,失去了古代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長城屏障,南宋甚至丟失北方中原地區,只偏安于南方,領土面積仿佛如一個比較大的割據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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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看來,宋朝是交保護費換和平,這一切來源于北宋初年第三代皇帝宋真宗的澶淵之盟。
現在,先了解澶淵之盟簽訂的背景,就是宋朝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兩次北伐(高梁河、雍熙北伐)均慘敗,北宋在北方防線,從主動進攻轉為戰略防御。之后,宋朝再沒有能征善戰的皇帝,皇帝都是如深閨的宮婦一樣,對外軟弱。
之后,公元 1004 年(景德元年),遼圣宗與蕭太后親率大軍南下,一路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陽),威脅北宋都城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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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北宋大多數大臣建議遷都南逃(金陵、成都),朝廷一片慌亂。此時,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反對逃跑,強勸宋真宗御駕親征澶州,以穩定軍心。
宋遼雙方經過澶淵之戰,遼軍由于孤軍深入、補給線長、主將戰死,難以久戰;北宋朝野大臣也不愿意戰斗,于是雙方在1005 年初,雙方正式簽訂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中,遼國和北宋雙方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宋真宗和遼圣宗,都是兄弟之國(宋為兄,遼為弟)
宋朝給遼的錢叫“歲幣”,不是“貢賦”。宋朝每年給遼:銀 10 萬兩、絹 20 萬匹(后增到銀 20 萬、絹 30 萬),這筆錢只占宋朝財政收入的不到 1%。相比較,北宋開戰一年軍費動輒數千萬緡,死傷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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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于北宋來說是非常滿意,用極小成本,關掉了無底洞的戰爭機器。北宋通過交歲幣,換來了宋遼之間120 年大體和平的紅利。之后,在北宋和遼國邊境榷場,貿易繁榮,宋朝順差巨大,歲幣基本“賺回來”。
之后,北宋一直把把重心放在內政、文化、經濟,造就巔峰盛世。從這一方面來看,澶淵之盟也是中古時代最成功的和約之一,用低成本換長期和平。在道德視角上不丟人,是務實的大國博弈。
但是澶淵之盟后,雖然北宋長達一百年國內無大戰,使得北宋朝野上下都認為可以用錢解決戰爭,導致邊防、軍制、練兵全面松弛,禁軍戰斗力斷崖式下跌,軍隊從“戰兵”變成了維持治安、混飯吃的冗兵,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的問題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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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錢換和平的思維下,北宋士大夫普遍重文輕武,把“不打仗”當成常態,完全忽視軍事是和平的底線。必然造成尚武精神的淪喪和國防危機感,外交上也徹底軟弱,在后來面對崛起的西夏、金,北宋軍隊幾乎一觸即潰,最終釀成了靖康之恥,北宋皇室被金軍掠走,皇帝為奴,公主太后宮女妃子為妓。
雖然北宋遞交的歲幣本身不多,但在和平時期三冗(冗官、冗兵、冗費)持續惡化,朝廷為維持龐大臃腫的機構開支,養活沒用的文官系統和軍隊,對百姓加征苛捐雜稅,導致民間矛盾積累,為后來農民起義(如方臘)埋下伏筆,催生了王安石變法。
可以看到,澶淵之盟雖然用短期經濟紅利,換來卻是長期的武備廢弛、戰略惰性與民族精神軟化。如一劑見效快的“止痛藥”,止得一時,卻使北宋患上了無法自愈的“國防肌無力癥”,最終使北宋遭受游牧民族鐵蹄的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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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與金朝的合約更是恥辱性,在政治地位上更是徹底不平等。在南宋紹興和議(1141)開創了漢王朝對少數民族的屈辱協議,宋高宗向金稱臣,南宋“世世子孫,謹守臣節”,金朝冊封宋主為皇帝。后來隆興和議改為叔侄之國(金為叔,宋為侄)。嘉定和議改為伯侄之國。
無論是君臣、叔侄、伯侄,始終都是從屬/半從屬的關系,不是對等外交。南宋給金的叫“歲貢”,“貢”字眼就帶有臣服意味,數額也遠大于北宋歲幣。
與澶淵之盟不同,南宋的紹興和議在軍事有翻盤可能(岳飛北伐)的前提下,主動自毀長城換來的,廢掉武功換來的,可謂是恥辱無比。南宋趙構皇帝愿意恥辱活著,都是為了害怕岳飛收復中原,迎接二帝,私心太重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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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宋如此卑膝,最終還是如北宋亡國一樣,與蒙古聯合滅了金朝,最終又被蒙古滅了,在崖山海戰南宋皇室成員集體跳海,還是華夏文明的一曲悲歌!
所以,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交保護費給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重文輕武,都是造成宋朝滅亡和皇室的恥辱。所以,不少人悲哀,如果后周世宗柴榮和宋太祖趙匡胤,這兩個皇帝只要有一個多活十年,可能燕云會收回來,可能不會有澶淵之盟。但歷史都是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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