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桐散文研究】情況哲學中的半取義諦
——論譚延桐經典散文《在半空中飛翔》中的解構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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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桐在延安進行音樂采風期間
【譚延桐簡介】
譚延桐,哲學家,書畫家,音樂家,教育家,編輯家,畢業(yè)于山東大學文學院,先后做過《山東文學》《作家報》《當代小說》《出版廣角》《紅豆》等報刊社的文學編輯,現為香港文藝雜志社總編輯、香港書畫院院長、《人文科學》編委會主任、《中國詩人·國際版》總監(jiān)、中國現代詩高峰創(chuàng)作筆會名譽主席。
中學時代開始發(fā)表詩歌、散文、小說、評論、劇本、報告文學、歌曲、書畫等,著有詩集、散文集、詩論集等共二十部,入選《中國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名家名篇獲獎散文》(人民日報出版社)、《21世紀中國經典散文》(內蒙古文化出版社)、《當代散文隨筆名家名篇》(青島出版社)、《當代散文精萃》(中國文聯出版社)、《當代散文精品》(延邊大學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當代散文排行榜》(漓江出版社)、《當代散文精品》(廣州出版社)、《新世紀優(yōu)秀散文選》(花城出版社)、 《1999中國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0中國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中國散文年選》(花城出版社)、《2004中國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05年中國隨筆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中國年度雜文》( 漓江出版社)、《2007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散文百家精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國散文家大辭典》(作家出版社)、《大學語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三百余種選本。主要著作有《夏天的剖面圖》《民國大藝術》《一城浪漫》《筆尖上的河》《時間的味道》《遍開塔樹花》《和火苗慢慢切磋》等。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意、俄、荷、韓、波蘭、亞美尼亞等多種文字。曾獲“第二十一屆百花文學獎”、“第五屆金青藤國際詩歌獎”、“廣西政府第五屆銅鼓獎”,以及《人民文學》《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詩選刊》《星星》詩刊、《詩潮》、《時代文學》《廣西文學》《西湖》等頒發(fā)的文學獎或編輯獎,并榮獲“山東省十佳青年詩人”、“十佳華語詩人”、“中國十大杰出詩人”及“超吟游詩人”、“全國十大為學精神人物”等稱號。散文《家是地球的中心》《決斗》《不畫別人的風景》《對面的蔦蘿》《櫻桃樹下》《石頭里藏著雕塑》等,被用作全國各地中高考語文試題,引起廣泛影響。
在半空中飛翔
譚延桐
藝術家代達羅斯為了逃脫自己親手建造的迷宮和麥諾斯國王的百般禁錮,想來想去,終于想出了這樣一個神術妙計:把千辛萬苦地搜集來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羽毛拼成了許許多多、且長且實的羽毛,然后,就用麻線把中間捆住;再然后,就用臘把末端封住……按照他的腦子里的那張可靠的圖紙,做成了一副大體上還算滿意的翅膀。翅膀做成之后,他自然是反復地試用了,果然,如他想象的那樣,十分湊效。接下來,他便給自己的兒子伊卡洛斯也做了同樣的一副,并把做好的翅膀仔細地縛在了伊卡洛斯的雙肩上——這時候,代達羅斯的雙手,明顯地有些發(fā)抖——準備,一起飛走,逃脫始終都在籠罩著他們的噩夢。
起飛之前,他一再地囑咐自己的兒子:千萬要當心!必須在半空中飛翔!如果飛得太低了,翅膀就會碰到海浪,打濕了翅膀,變得非常滯重,最終栽到大海里去;如果飛得太高了,翅膀上的封臘就會因為靠近太陽而被熔化,甚至引燃……千萬要當心!千萬要當心!必須在半空中飛翔!必須在半空中飛翔!說完之后,代達羅斯便熱烈地擁抱了一下雛鳥一樣信心有些不足的兒子,并給了兒子一個深沉的鼓勵的吻。然后,就毅然決然地,一起飛上了萬里蒼穹。
剛開始時,一切都很順利。可是,當他們終于飛到了薩瑪島上空的時候,伊卡洛斯便不由得驕傲起來,并且,被云空里的數不勝數的美景所惑,禁不住內心的激動和喜悅,慢慢地失去了控制,以致越飛越高,越飛越高……就在這個時候,命運之神帕爾卡飛來了,可是,好心的帕爾卡,遲到了一步,還沒有來得及阻止不祥之神的一步一步的挨近,伊卡洛斯的翅膀便已經完全地熔化、松動了。眨眼之間,便一下子栽進了大海里,掀起了一朵比最大的嘆息還要大的浪花。漂在海面上的羽毛,零零散散,像極了挽歌。
這個從古羅馬神話中遷徙來的故事,在我的腦子里安居樂業(yè),已經是由來已久了。陵谷變遷,這個故事在我的腦子里的地位,卻始終沒有變。
當,一聲,再次敲在了我的心上。是的,它,確實是使我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中國的“中庸之道”和德國的“中派主義”的。
《論語·雍也篇》里曾經這樣說過:“中庸之為德矣,其至矣乎!”孔子的嫡孫即孔子的兒子孔鯉的兒子孔伋在其《子思子》中,南宋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中,也都把孔子的這種“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道德觀做了大肆的渲染和宣揚。于是,“中庸”思想也便世世代代香火不斷了。人們的臉上寫著“中庸”,心里想著“中庸”,嘴上念著“中庸”,耳朵里灌滿了“中庸”,就連骨頭里和血液里也都刻著“中庸”流著“中庸”。
至于出現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內部的“中派主義”,實際上,也是一種“中庸”,是“中庸”的翻版。它以德國理論家、活動家、第二國際領導人之一卡爾·考茨基為代表,主張要立于馬克思主義左派和修正主義右派之間的“中派”立場上,要求左派放棄革命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利益服從于資產階級利益,保持一種“大和平”和“大統一”……這樣的“中立意識”和“中性反應”,自然是還有很多。其根本點或集中點,也都無不在于做一個隱蔽的機會主義者,從而始終保持著“在半空中飛翔”的姿態(tài)。這,倒是頗有意思的。
細思……
哦,按照他們的邏輯,也只有在半空中飛翔,才是最最安全的。如果不是像伊卡洛斯那樣突然失去了控制,偏離了方向的話,也的確算得上是“最最安全”的。這,也便在無形中給了世人這樣的一種警示:忽上或忽下,過前或過后,偏左或偏右,太冷或太熱……都是最最危險的。因此,在半空中飛翔,也便代表了一種時代性,甚至,代表了一種人類性。也就是說,時代本身就是“中速”、“中間”、“中和”、“中規(guī)中矩”的。如果,你比時代走得快了,過于激進了,超前了,就會遭到眾人的嫌棄,或冷落,或排擠,或誹謗,或打擊,或追殺,最終落個悲慘的下場;如果你比時代走得慢了,就會遭到眾人的鄙棄,或蔑棄,或唾棄,或遺棄,走著走著,就會走到萬分窩囊的地步里去。因此,漸漸地,世人也便越活越聰明了,越活越精明了,習慣了不古不今、不衫不履、不葷不素、不三不四、不倫不類、不瞅不睬、不癡不聾、不哼不哈、不管不顧、不聞不問、不疾不徐、不緊不慢、不瘟不火、不冷不熱、不豐不殺、不間不界、不夷不惠、不好不壞、不稂不莠、不上不下、不雌不雄、不明不白、不尷不尬、不得不爾、不痛不癢、不僧不俗、不死不活、不日不月、不仁不義的生活了。時代走到哪里,他們也就跟到哪里,既不超前半步,也不落后半步,始終都與時代保持著絕對并行的姿態(tài)。往往的,這樣的人,既熱不著,也凍不著,既好不了,也差不了,一生都是保持著他們的“中游水平”的。而那些生來就敢于探險的人,深具大無畏精神的文化戰(zhàn)士和思想將士等,可就慘了。保守、迂腐、落后的人被時代冷落,甚至甩得遠遠的,自然是有其道理的,誰讓他們膽小怕事來呢;可是,吃虧的,如果總是那些沖鋒陷陣的人,浴血奮戰(zhàn)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科學家之類的,就不能不讓人沉思甚至費解了。如果,沒人去探險,沒人甘愿去做人類的“人文路標”、“精神路標”和“思想路標”的話,不知人類的精神肌體如今還在哪個泥潭里打轉轉、苦苦地掙扎呢。探險的人,一般來說,都是得不到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任何的好處的,比如文森特·梵高、艾米莉·狄金森、弗蘭茲·卡夫卡、費爾南多·佩索阿……尋找精神的黃金,總是要付出血的甚至是生命的代價的。精神的黃金終于找到的那一天,往往的,他們也便倒下了,倒在了世界的迷霧之中。
你看,那些漫天的迷霧啊。迷霧,連著迷霧。迷霧,套著迷霧。迷霧,還是迷霧。世人的目光,是那樣地有氣無力。
寫到了這里,兀地,我便又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篇言近而旨遠的《最先和最后》——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于“不為最先,不恥最后”。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為倘若一開始便拼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適用于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卻奉為人的處世金針了。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于“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后”,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于“鍥而不舍”的人們也一樣。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于單身鏖戰(zhàn)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zhàn)具比我精利的歐美人,戰(zhàn)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魯迅先生的文字,總是讓我的內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痛楚。他,確確實實,是太了解我們國人的內在的頑漬了。我們的國人早就已經習慣了一塊兒往前趕的“熱鬧”,鮮有沖在前面的大無畏者,大長厚者,大孤獨者,大落寞者,大清醒者,大思想者,大徑啟者,大出息者,也便,在意料之中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是非皆因多出口,煩惱皆因多出頭”、“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等等,我們的國人,都背得熟而又熟了啊。雖然,真正成熟了的生命,并不多見。這熟與不熟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問題,既是生命問題,更是心靈問題,當然也是社會問題、民族問題和人類問題。
話又說回來……是的,我必須說回來:如果大家都絞成一團,在半空中飛翔,既不會被太陽灼傷或者烤焦,也不會被海浪咬傷或者咬死,難道,真的就安全了嗎?你擠我我擠你、你咬我我咬你的生活,難道,真的就會擠出力量來,咬出幸福來?所謂的“中間道路”,難道,真的就是通向安魂定魄、安身立命、安堵樂業(yè)、安常處順、安閑自得、安枕而臥、安富尊榮、安邦定國、安然無事的最佳途徑?就算是安全的,可那樣的安全,又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是能擠出力量來,咬出幸福來,可那樣的力量和幸福,又有什么益處呢?就算是最佳途徑,可那樣的“最佳途徑”,又有什么價值呢?怕是早早地便有了“結絲千緒不勝愁,莫怪安仁鬢早秋”的慨嘆吧?怕是早早地便會有“惟是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斃”來做結論了吧?安宅正路,怎么會是那樣的呢?
只聽,《莊子·則陽》云:“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解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還要繼續(xù)執(zhí)迷不悟甚至至死不悟呢?
聽話要會聽,會聽,才會聽出話中話兒,味中味兒——“千萬要當心!必須在半空中飛翔!”我終于聽出了代達羅斯的這句話里的別樣味兒和反諷味兒了。代達羅斯,不愧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既是一位偉大的雕刻藝術家和建筑藝術家,也是一位偉大的生命藝術家和生活藝術家。只可惜,這位西西里島的土著文化的奠基人,雖然成了科卡羅斯國王的座上客,受到了西西里島的居民的敬重和禮遇,其晚年,同樣孤苦伶仃,同樣憂患成疾,同樣死得很慘。不禁唏噓。
我曾經讀過宋代文學家李公明的《大安人至》《過修誠館》《宿鄭山鋪》《晚行青村》《題曹坑鋪》《木芙蓉》《遇故人》《燈夕》《曉煙》《漫作》《芙蓉》《偶作》《早梅》等,然而,李公明的所有作品中,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卻是他的一首題為《中庸》的短詩——
要識中庸義,中庸乃是庸。
不須求勝解,只此是奇功。
卓卓孤峰上,明明百草中。
若將聲色舍,聲色卻盲聾。
哦。
“要識中庸義,中庸乃是庸……”我,默誦著,默思著,默嘆著。
(刊于《廣西文學》2003年第1期,曾獲首屆廣西青年文學獎)
情況哲學中的半取義諦
——論譚延桐經典散文《在半空中飛翔》中的解構與重構
史傳統
在當代文學的版圖上,譚延桐的名字,如一顆璀璨的星辰,不可忽視,不可替代。譚延桐不僅是香江畫派的領軍人物,也是“情況哲學”、“佯狂哲學”、“通感教育”和“寫意散文”的先驅。他的散文,好評如潮,比如:
作為寫意散文的首倡者,他的一個個智性、哲性、詩性的發(fā)現,不僅僅反復擦亮了閱讀者的眼睛,還給人帶來了頓悟與驚悚。在譚延桐的筆下,這些凡常的事件活了,有了深度,有了姿勢、色彩、韻致和智慧,成為一篇篇厚厚的重重的濃濃的值得反復玩味的美文。(《文學報》2002年10月10日)
思想和文字呼嘯而去,就像是意氣風發(fā)的駿馬,風馳電掣的天馬……有時候,它又像是翩翩起舞的鳥兒,或在陽光中,鑲著一道又一道金邊;或在白云里,銜著一個又一個天機;或在夢幻的深處,手持無數的秘密……既是超現實的,又是三維的,立體的,全息的,現代的……與時尚無關,與主流無關……所帶給我們的世界,卻總是那樣地廣袤、深邃、斑斕。人性的光輝,思想的光輝,詩性的光輝……這諸多的光輝,其實我更樂意把它叫做“譚延桐的藝術光輝”。(《出版廣角》2007年第2期)
譚延桐先生首先是以詩人而聞名的。他的特立獨行的品格和獨樹一幟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九十年代物欲化日盛的潮流中,愈益顯示出他作為真正有良知的詩人的可貴和真誠。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的同時,也寫下了大量的散文作品,讀他的文章,常常心靈為之震動,心緒為之澄明,心胸為之開闊。譚延桐散文已不同于傳統散文乃至20世紀的中國散文。與魯迅先生相近,譚延桐將散文之船置入靈魂的海洋中,靠知性思辨之舵和詩象語言之漿,來駕駛前行……(《山東當代散文作家論》泰山出版社 1998年3月出版)
譚延桐的寫意散文完完全全是一個異數。這個異數,來源于他的極具活力的巴羅克基因和極具創(chuàng)造力的巴羅克精神,徹底更新了的人文觀念和嶄新的審美特性,以及對“統一風格”的放棄和對“驚異感”的逼近。從這個異數里,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的卓爾不群的文化性格以及他所給予的自己的寫作史的罕見的純粹的意義。(《廣西日報》2003年月10月10日)
完全可以這樣說,譚延桐的散文,獨樹一幟,獨領風騷,不可多得!
譚延桐的經典散文《在半空中飛翔》,曾獲得“廣西首屆青年文學獎”并被選入以他的篇名命名的《在半空中飛翔》一書,深受好評。這篇如同手術刀般精準解剖國民性與人類生存困境的宣言書,以古羅馬神話為引,以中國畫論為骨,以魯迅式的批判為魂,在文字與畫布的互文中,完成了一次關于飛翔的終極哲學辯證。這是譚延桐“佯狂哲學”最早的文學雛形,是一把在平庸的世俗泥沼中以此刺破虛偽“中庸”的利劍,其思想的閃電,以逼近之勢,直抵肺腑。
神話的解構與“中庸”的范式:從生存策略到自我審視
散文以代達羅斯與伊卡洛斯的神話開篇,這是一次極具顛覆性的神話重構。在奧維德的《變形記》中,這或許只是一個關于技藝與逃亡的故事,但在譚延桐的筆下,代達羅斯的警告“必須在半空中飛翔”,不再僅僅是父親對兒子的舐犢情深,而被賦予了某種令人不寒而栗的時代隱喻。作者以一種近乎殘忍的冷靜,將這個神話從關于逃逸的故事轉化為關于生存姿態(tài)的寓言。
譚延桐敏銳地捕捉到了半空中飛翔這一狀態(tài)的荒誕性。如果飛得太低,會被海浪打濕翅膀;飛得太高,會被太陽熔化封蠟。于是,中間狀態(tài)成為了唯一的生存法則。然而,作者的筆鋒隨即如刀鋒般轉向,直指中國儒家文化中的“中庸”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派主義”。他用一種極具張力的排比句,將“中庸”描繪成一種無所不在的精神枷鎖:“人們的臉上寫著‘中庸’,心里想著‘中庸’,嘴上念著‘中庸’……就連骨頭里和血液里也都刻著‘中庸’流著‘中庸’。”這種批判是犀利且不留情面的。譚延桐指出,所謂的“中庸”,在現實操作中往往異化為一種隱蔽的機會主義。要求人們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于不為福先。這種哲學造就了一種中游水平的人生,既不超前,也不落后;既不熱烈,也不冰冷;既不痛苦,也不快樂。這是一種不死不活的僵尸美學,是一種為了安全感而自我閹割的精神自宮。作者在此處的論述具有極強的邏輯穿透力,他引用魯迅先生《最先和最后》中的觀點,痛陳中國人“不為最先,不恥最后”的處世金針,實質上是一種卑怯的逃避。
譚延桐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揭示了這種“中庸”背后的恐懼機制。正如文中那一連串令人窒息的“不”字排比:“不古不今、不衫不履、不葷不素……”,這不僅僅是修辭的鋪陳,更是對一種無個性的集體人格的精準素描。這種無個性正是“佯狂哲學”所要反撥的對象,當世界的荒誕性和公眾的默認性日益突出時,“不偏不倚”實則是同謀。
佯狂哲學:在荒誕中確立主體性與“骨頭里的灑脫”
如果說對“中庸”的批判是顯性的,那么“佯狂哲學”則是這篇散文隱性的精神脊梁。譚延桐曾言:“佯狂哲學”是“假裝疏狂,而不是真的疏狂”,其目的在于反撥,在于更好地屹立。在《在半空中飛翔》中,這種哲學體現為一種骨頭里的灑脫和風在的超越。
散文以一種近乎癲狂的姿態(tài),羅列了一長串“不”字頭的詞匯,這種語言的暴烈與內容的萎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本身就是一種“佯狂”的語言表述。他故意打破語言的常規(guī),用一種“瘋言瘋語”的姿態(tài),去沖擊正統話語的圍墻。正如譚延桐在后來的哲學闡述中所說:“只有那些‘非正統’的即貌似瘋言瘋語實非瘋言瘋語的話語才飽含著真正的思想。”
這種“佯狂”并非無的放矢,而是一種極具策略性的能動性與自由意志的東方變體。面對世界的荒誕性和公眾的默認性,作者選擇不沉默,也不盲從,而是以一種夸張的、變形的姿態(tài)進行反撥。文中提到代達羅斯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晚年“孤苦伶仃,憂患成疾,同樣死得很慘”,這不僅是對神話人物的同情,更是對反撥者命運的預警與致敬。但這種慘并未讓作者退縮,反而讓他看清了安全的代價。
“佯狂”在這里成為了一種保護色,也成為了一種武器。它讓作者得以在“半空中”保持一種清醒的痛感。當世人都在為“中庸”的安全感沾沾自喜時,佯狂者卻看到了這種安全背后的虛無,你擠我我擠你、你咬我我咬你的生活。這種痛感,正是生命力未被完全閹割的證明。正如《宋史》里所說的“姿稟勁特,氣節(jié)豪邁”,這種“勁特”與“豪邁”,正是佯狂者在精神的廢墟上重新站立的姿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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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互文:從文字到畫布的精神飛升與“雷電”的隱喻
譚延桐的文學與繪畫從來都是“相輔相成,彼此提攜”的。隔了二十多年后,《在半空中飛翔》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幅超驗繪畫。這幅畫不僅是散文的視覺注腳,更是其哲學思想的升華與具象化,也是對“佯狂哲學”最直觀的補充說明。在這幅同名畫作中,譚延桐運用了極具表現力的色彩與筆觸。畫面下部是鋪天蓋地的黑,那是被揉皺的夜,是現實的重力,是“中庸”帶來的窒息感;而上部則是碎金般的橙與幽藍的絲縷,那是從黑暗中滲出的光,是精神的升力。這種構圖完美對應了散文中必須在半空中飛翔的張力,黑是海水的威脅,橙藍是太陽的誘惑,而半空中正是現實與理想角力的戰(zhàn)場。
畫作的筆觸驚心動魄。譚延桐沒有用畫筆去描繪,而是用身體行動把精神沖動痕跡化。刮擦留下的深淺劃痕,像是在黑夜中踩碎枯枝的聲音,又像是潛意識里的焦慮;而暈染的橙色,則像母親織了一半的毛衣,帶著記憶的溫度。這種無線條的線條引導著觀者的視線從底部的黑暗掙扎著向上,穿過灰黑的過渡帶,最終落在那片神秘的橙藍之上。這幅畫深刻地詮釋了飛翔的本質,不是到達,而是過程;不是擁有,而是成為。正如散文中所言,伊卡洛斯的悲劇在于他失去了控制,而代達羅斯的警告在于必須控制。但在譚延桐的超驗視閾下,真正的飛翔恰恰包含了這種失控的風險。畫作中那些正在上升的張力,那些粗糙的顆粒,都在訴說著一個真理,為了擺脫重力,必須承受撕裂的痛苦。
結合“佯狂哲學”來看,這幅畫就是一種視覺上的“佯狂”。它不追求和諧的美,而是追求骨頭里的灑脫;它不回避黑暗,而是在黑暗中用淚水泡大自己,讓自己成為用鮮血淬就的一塊鋼鐵。更重要的是,譚延桐在畫作的闡釋中補充了一個關鍵的維度,不是我們沒有能力高飛,而是,在有些時候,高飛是危險的,因為高處有雷電。這句話如同一道閃電,擊穿了之前關于飛翔的浪漫想象,將其拉回殘酷的現實語境。這里的雷電既是物理上的太陽火舌,也是社會權力的暴力隱喻,更是命運無常的象征。這正是“佯狂哲學”中反撥的深刻性所在,這不是盲目的沖鋒,而是對危險的清醒認知。選擇在半空中飛翔,不是因為不能高飛,而是因為要躲避雷電;但也絕不墜落,因為要拒絕海水的吞噬。這種懸置的狀態(tài),這種在夾縫中求生的姿態(tài),恰恰是生命智慧的最高體現,這是一種有意識的危險,一種帶著鐐銬的舞蹈。
思想深度:存在主義的東方回響與價值重估
散文《在半空中飛翔》之所以經典在于它觸及了存在主義的核心命題。譚延桐借李公明的《中庸》詩:“要識中庸義,中庸乃是庸”,完成了對傳統價值觀的徹底顛覆。他指出,如果為了安全而犧牲了聲色,那么這種生命就是盲聾的。這是一種深刻的生命悖論,是選擇像伊卡洛斯那樣在追求光明中瞬間燃燒,還是選擇像中庸者那樣在平庸中漫長腐爛?譚延桐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但他通過佯狂的姿態(tài)表明了立場。他引用莊子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暗示真正的安全不在于靜止的中點,而在于動態(tài)的游逛。
這種思想在譚延桐的“情況哲學”和“價值哲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展。在他看來,世界是荒誕的,但人可以通過覺知和重估價值來重建意義。散文結尾處對代達羅斯晚年凄慘結局的描寫,并非為了宣揚悲觀,而是為了揭示一種殘酷的真實。在這個世界上,清醒的痛苦遠勝于麻木的幸福。那些吃虧的卻總是那些沖鋒陷陣的人,但也正是這些人,構成了人類精神的脊梁。譚延桐通過佯狂的視角告訴人們,正是因為高處有雷電,高飛才顯得如此壯麗;正是因為海浪洶涌,飛翔才成為一種反抗。
在雷電中飛翔的孤勇者
細讀經典散文《在半空中飛翔》,發(fā)現譚延桐早在多年前就已經為自己的精神王國立下了法則。這篇散文是他所有哲學思想的胚胎,包含了對正統的反叛(佯狂哲學),對現實的超驗(超驗繪畫),以及對生命本質的追問(情況哲學)。譚延桐用他的文字和畫筆告訴人們,真正的生命不是在避風港里茍延殘喘,而是在雷電交加的半空中,保持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勇。他讓人們看到,在一個充斥著中派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時代,依然有人愿意做那個不合時宜的伊卡洛斯,愿意用自己的鮮血和淚水,去喂養(yǎng)那只名為真理的怪鳥。
最終,散文與畫作在佯狂的維度上達成了和解,飛翔不是為了逃離地面,而是為了在空中確立人的尊嚴。那半空中的姿態(tài),不再是怯懦的妥協,而是一種充滿張力的、與荒誕世界博弈的英雄主義姿態(tài)。譚延桐以其絕代的才華和孤絕的姿態(tài),在半空中為人們留下了一道永恒的飛翔軌跡,那是永遠在路上的、痛并快樂著的精神突圍。在這個意義上,譚延桐不僅是在飛翔,更是在用靈魂撞擊時代的鐘,讓那沉悶的空氣中,多了一絲清醒的裂響。
太多的散文,都沒有什么思想,而譚延桐的散文,卻篇篇飽含著思想的汁液與養(yǎng)分。語言的功夫,他是一流的,由于思想的注入,他的散文也便愈加地彪柄了。因此,就不能不說,譚延桐的散文是當代中國最好的散文之一,這點,毫不含糊。既有哲學背景也有美學觀照的散文家,是少數,譚延桐的散文在這少數中熠熠生輝。大概,正因如此吧,他的散文才成了中高考命題專家的青睞,頻頻選取。不僅如此,還被譯到五十多個國家,且倍受推崇。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譚延桐的文化底蘊,非一般人所想象。是譚延桐的深厚的文化底蘊,酵化了他的整個藝術世界的。走近他的藝術世界,便覺琳瑯滿目,異彩紛呈,且是以不可阻擋之勢。
幸甚,當代有如此的散文大家,像地火一樣在燃燒,且燃燒得熾烈!
【評論作者介紹】
史傳統,資深媒體人、知名評論家;《香港文藝》編委、簽約作家;香港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學術專著《鶴的鳴叫:論周瑟瑟的詩歌》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作品散見《芒種》《青年文學家》《香港文藝》《中文學刊》《河南文學》等。先后發(fā)表詩歌、散文、文藝評論2000多篇(首),累計500多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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