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中東地緣沖突下的中國能源安全戰略與綠色轉型路徑

王震 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院長

以下觀點整理自王震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7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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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沖擊與形勢研判

近期，中東戰事及霍爾木茲海峽受到高度關注。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的原油貿易量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從該海峽進口的原油量亦占進口總量的三分之一。海峽中斷劇烈沖擊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3月9日，布倫特油價曾沖高至119美元/桶；3月17日，迪拜首行合約油價漲至153美元/桶，近期維持在150美元/桶以上。中東地區的重要性體現在多個方面：其原油產量占全球總量的31%，石油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同樣為31%。此外，市場關注點也從石油擴展至天然氣領域。在天然氣全球化程度持續提升的背景下，近期東北亞現貨價格大幅攀升，3月17日，東北亞LNG現貨價格漲至17.8美元/百萬英熱單位，為2023年1月23日以來最高水平。IEA釋放4億桶戰略儲備創歷史紀錄，OPEC+宣布自4月起增產20.6萬桶/日，但所提供的供應量難以彌補缺口，油價持續處于高位。盡管當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但即便與1978年進行比較，尚未演變為類似當年的石油危機，這表明當前國際能源市場與1978年相比已存在根本性變化。

中東原油供應中斷的脆弱性與1978年相比存在顯著差異。從數據層面分析：中東原油產量占全球比重從1978年的34.3%略降至目前的31%，變化幅度有限。美國原油產量占比則從15.8%提升至18.9%，頁巖革命后美國實現了能源獨立，石油和天然氣均為凈出口國。當前美國頁巖油產量占其原油總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頁巖氣產量占天然氣總產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天然氣年產量維持在一萬億立方米以上，占全球總產量的25%；原油及液體燃料產量基本達到10億噸水平。美國經濟對石油的依賴程度大幅下降，GDP石油強度從1978年的1.5噸/億美元降至目前的0.4噸/億美元，反映出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轉變。資本市場方面，1978年整體市盈率為8，目前為29，這與高科技股占比提升密切相關。盡管當前油價大幅上漲且供應出現一定程度減少，但尚未構成石油危機，未來走勢將隨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的進展及伊朗反制能力而變化。沖突范圍有向能源基礎設施擴展的趨勢，若進一步升級，將對全球能源市場產生深遠影響。

未來無論沖突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可以觀察到三個特點和趨勢：一是美國主導的中東傳統能源安全體系正面臨嚴峻挑戰。二是全球油氣貿易的去全球化程度將進一步加深。這種去全球化體現在多個層面：物理層面表現為貿易路線多元化分散，以及通過能源轉型降低對石油的依賴；在貨幣層面則體現為計價結算體系的多元化發展。三是當前市場關注焦點集中在霍爾木茲海峽的物理封鎖風險，但實際上，即便該海峽逐步恢復運輸，運費和保險費仍將大幅增長。從市場結構看，海運保險和再保險體系的高度集中使得供應鏈風險從物理層面延伸至金融層面，傳統的航道安全保障模式面臨新的挑戰。

未來油價走勢與戰事發展態勢高度關聯，難以準確預測。若沖突短期內得到控制，但“封鎖恐懼”心理可能長期持續，主要進口國對中東能源安全的信任將進一步削弱。屆時地緣政治風險溢價雖有所下降，但布倫特油價中樞仍將上移。2025年年底至2026年年初，國際主要機構曾普遍認為石油市場進入寬松狀態，預計油價將較2025年下降8-10美元。然而自年初以來，油價定價機制已從供需基本面主導轉變為政治風險溢價主導，無論是委內瑞拉局勢變化，還是此次中東軍事沖突，均推動了這一轉變。在此情境下，油價中樞可能上移至70-80美元或更高水平。若海峽長期受控且選擇性通航成為常態，非美元石油結算比例可能進一步上升，全球能源格局加速重構，原油供應鏈遭受嚴重破壞，油價中樞將維持在80美元以上，甚至突破100美元的概率也將顯著增加。

二、中國能源安全應對體系

對中國而言，能源進口結構呈現以下特點：原油進口量的40%來自海灣地區，經霍爾木茲海峽進口的原油占總進口量的34%；液化天然氣（LNG）進口量占LNG總進口量的28%。約80%的進口原油經由南向海上通道運輸，來源地包括中東、非洲、南美及東南亞等地區。在化工產品領域，伊朗甲醇產能占全球總產能的9.2%，中國進口甲醇量的50%來自伊朗。國內仍具備多種替代手段，包括煤制甲醇等化工產品生產路徑。

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對全球尿素供應的沖擊不容忽視，中國總體為尿素出口國，國內受影響有限，但對全球市場沖擊較大。當前正值北半球春耕季節，尿素供應波動將對全球糧食生產造成影響。烏克蘭危機期間，俄羅斯和烏克蘭作為全球主要化肥生產及出口國，其沖突曾對全球糧食產能構成嚴峻挑戰。

中國能源安全應對體系包含短期與長期兩個維度。自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以來，能源安全保障工作受到空前重視、能源轉型持續推進。短期措施方面：一是強化儲備體系建設，目前已形成政府儲備、商業儲備與企業庫存相結合的完整體系，該體系歷經二十余年建設已基本成型，目前仍在持續擴容，并不斷提升儲備能力與使用效率；二是加強進口多元化布局。原油方面，通過中亞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和中緬原油管道等重點管線實現陸上進口；天然氣進口則采用LNG海運與管道輸送相結合的方式，管道方面包括西北方向的中亞天然氣管道、東北方向的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和西南方向中緬天然氣管道；東部從北到南已建成34座LNG接收站。自1993年實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走出去”戰略以來，海外油氣投資水平和貿易能力大幅提升，油氣進口資源更加多元化。特殊時期，在成本可承受的前提下，海外份額油可運回國內。若霍爾木茲海峽遭遇封鎖，非洲、南美及加拿大等地的權益油或份額油仍可運回國內。此情形下，運費與保費將有所上升，成本相應增加，但在保障基本供應安全方面，這些渠道資源仍具有重要戰略價值。三是推進國內油氣增儲上產。自2019年以來，我國政府推行了為期七年的“增儲上產行動計劃”，原油產量回升至2億噸，并于2025年達到2.16億噸的歷史最好水平；天然氣產量亦突破2600億立方米的新高。“十四五”期間，國內油氣勘探開發投資成效顯著，年度投資規模維持在3900億元水平，較“十三五”時期增長近50%。據統計，中國石油企業的勘探開發投資占全球相應總投資的10%，投資強度保持在較高水平。中國原油產量持續保持在2億噸水平以上，天然氣產量連續九年增產100億立方米以上，四川、鄂爾多斯兩個千億立方米級氣田基地建設加快推進，海上“深海一號”及其二期工程相繼投產，整體保持快速增長態勢。盡管我國常被描述為“富煤、貧油、少氣”，但原油與天然氣產量分別位列全球第5和第4，產量位次居全球前列。由于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是全球制造業大國，能源消費總量大，國內油氣產量難以滿足需求、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73%和40%，油氣供應成為我國能源安全的短板。因此，“增儲上產”是保障油氣安全的物理基礎，特別是國內產量每增加1噸原油、1立方米天然氣，即可相應減少同等規模的進口敞口風險。渤海油田2025年油氣當量突破4000 萬噸，海洋原油連續五年貢獻全國原油增產60% 以上，海洋油氣正處于產量爬坡的黃金窗口期。四是煤制油、煤化工技術和商業化取得積極進展，成為供應的有效補充。

需求側替代效應已規模化顯現。2025年，新能源對成品油的替代量預計達5000萬噸。電動汽車對燃油車的替代持續推進，2025年新能源乘用車在新車銷量中的滲透率已達53.9%；柴油LNG重卡與電動卡車亦在替代傳統燃油車輛。非化石能源裝機保持快速增長態勢，終端電氣化持續推進，加快替油步伐。成品油需求收縮的同時，石油的重要用途轉向化工原料領域。高油價環境下，石油從燃料向化工原料轉型，既是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撐，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發展的關鍵領域。高分子材料及化工新材料作為新興產業的基礎性原材料，其需求持續增長。汽油、柴油消費已達峰值，石油消費總量預計在近1-2年內達峰，燃料用油的減量將部分轉化為化工原料增量，化工原料用油增量規模總體小于燃料減量規模。

天然氣在全球能源轉型中仍具有重要地位，被視為轉型的橋梁與支撐。在多國電力燃料結構中，天然氣占比最高：以美國為例，天然氣在電源結構中穩居首位，這主要得益于頁巖革命，其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已與原油基本持平，煤炭占比已降至不足10%。中國天然氣供應體系涵蓋國內增儲上產與進口多元化兩大路徑。天然氣消費總量的40%依賴進口，2025年管道天然氣進口占天然氣總進口量的45%，LNG進口占55%。目前，全球主要LNG出口國幾乎均為中國進口來源地，供應多元化程度處于較高水平。天然氣儲備保障工作同步推進，儲氣調峰能力大大增強。

三、新型能源體系和能源強國戰略建設

從長遠來看，盡管中國短期能源應對能力已顯著增強，但仍需加快新型能源體系與能源強國建設步伐。美國新一屆政府將確立能源主導地位作為優先政策方向，專門成立能源主導委員會。該戰略以傳統化石能源為根基，特別是鞏固美國油氣產業的既有優勢，不僅強化其國內油氣產能地位，更致力于擴大對全球油氣市場，特別是美洲地區油氣資源的控制力。

中國已探索出一條更具前瞻性的發展路徑，即新型能源體系建設，該體系建設的重點在于新型電力系統建設，關鍵是要解決新能源消納問題，突破方向是發展未來能源和新型儲能技術。中國在終端電氣化方面進展迅速，2025年電氣化率已達30%，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預計未來幾年每年還將提升約1個百分點。電氣化水平提升帶來雙重效應：一方面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另一方面推動全社會用能轉型。盡管電氣化推進很快，但非電領域能源消費仍占較大比重。因此，在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同時，需加強新型燃料系統建設，推進非電領域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氫能與綠色燃料等近年來已列入政府重要工作，“未來能源”一詞更納入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中，綠色燃料亦被再次強調。氫能、綠色燃料等新型燃料領域將迎來更大發展空間。

在制度框架層面，中國已構建起圍繞“雙碳”目標的“1+N”政策體系，并在能源領域確立了能源安全新戰略與新型能源體系建設路徑。其中最為關鍵的抓手在于以“碳排放雙控”取代原有的“能耗雙控”，這并非簡單的表述調整，而是從根本上應對氣候變化、推進能源轉型的戰略之舉。傳統高能耗領域需持續降低能耗強度，而與算力相關的新型高能耗行業屬于國家鼓勵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傳統產業能耗控制依然重要，但政策關注點已轉向碳排放雙控指標，體現了更為精準的制度設計理念。“十五五”期間，政策關注點將更多集中于碳排放強度管控，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提出3.8%的具體量化目標。2030年之后，為實現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1+3+3”目標，碳排放總量乃至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將受到更高程度的關注。

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在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領域已取得顯著進展，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已提升到21.8%，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已接近四成、達38%。在取得顯著進展的同時，仍需正視若干深層挑戰，特別是新能源和能源轉型領域對戰略性礦產資源高度依賴所帶來的開發與利用問題。美國等西方大國積極布局這一領域，資源稟賦高的國家也加強資源保護，未來新的地緣政治格局正在從傳統油氣地緣政治轉向戰略性金屬地緣政治。加強國際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構建與全球大變局相適應的國際能源治理機制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唯有堅持新發展格局，實施積極“走出去”戰略，同時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筑牢自身安全底線，方能在未來發展中獲得更為主動的戰略地位。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