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閹豎邏輯，正是滋生惡的溫床！

hi，我是胖胖。

昨天的文章，在意料之中。

找了一圈關注的作者，寫這件事被刪的，大概也就我一個。

寫的時候就知道大概是這個結果，一種蚍蜉撼樹的無力和悲涼油然而生，百感交集，怫然長嘆。

我只是提出自查的不合理性，還有，這不只是人的問題，很多問題的根子，都是結構出了問題，是有沒有把人當人的問題。

譬如另一條新聞：

學校后來否認，說只是隨口提醒，不是禁令。教委的回應也是反復推諉。

直到有家長說，孩子老師通知現在可以帶紙了，廁所也配上了垃圾桶，事情才算有了個說法。

換位思考，這只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啊。

你想，連這件事，也可以被一個“怕麻煩”的管理決定給堵死。

新聞中提到，有孩子為了少上廁所，干脆不吃午飯了。

飯盒晚上拿回來，干干凈凈。

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已經學會了用餓著自己來規避一個不合理的規定。

其實方法多得是，放個垃圾桶，勤打掃，問題就解決了，這真不是一個技術難題，是一個有沒有把孩子當人來考慮的問題。

學校后來的否認方式也很典型。

先說沒有這回事，后來又悄悄改了。

沒有人站出來說“我們做錯了，對不起”，只是事情平息了，就算過去了。

這種處理方式，我想孩子們都看在眼里的。

還有，我上一篇寫AI跑步監控的文章，沒想到，現在高科技手段可謂是越來越多了：

孩子狀態要被一個頭環捕捉，被算法分類，被貼上“走神”的標簽，被老師看見，被發到家長手機上。

一個孩子，連發一下呆的余地都沒有了，你們這是在培養什么？

這和培養專注性質不同，專注，和被監控到不敢不專注，是兩件根本不同的事，前者是一個人內心生長出來的能力，后者是外部壓力塑造出來的行為。

這種隱性的消耗，比任何一次明確的懲罰都更難說清楚，也更難愈合。

頭環這里，已經很明顯，因為被監控的已經不是你的行為，是你的大腦。

一個從小戴著頭環長大的孩子，他對思考是私人的這件事，會有什么樣的感知？

他會認為，自己腦子里發生的事，天然就是可以被讀取、被評判、被管理的。

他長大之后，如果面對更大范圍的、更深層次的信息采集，他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對。

這才是讓我脊背發涼的地方，不是這一個頭環，是這一個頭環在塑造什么樣的人。

上一篇寫AI跑步監控，另一個平臺，有人在評論區陰陽怪氣：

我不知道這些閹豎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他們曾經也是孩子，也在某個課堂里坐過，也被規定約束過，也有過說不出口的委屈。

然后有一天，他們長大了，開始替那些不合理現象辯護！

難不成批評者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或者離開？不走就別說話。

一個人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提出異議，本身就是正當的。

難道沒有條件離開的人，就該閉嘴接受？

還有，你所謂的普世，恰恰是另一個方向：

每個孩子，不論家境，都不該被這樣對待。

還有，我想問一下這位“何處是岸”，這個類比，合理嗎？

監考老師在場，和把一個孩子的生物特征錄入數據庫、全天候追蹤行動軌跡、生成永久可調取的檔案，這是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

前者是當下的、現場的、事后消散的，后者是系統性的、持續的、無限期存儲的。

你在街上走路，路人可以看見你。但這不等于任何機構有權把你每天的行走軌跡錄入系統并永久保存。

可見，和被記錄，是兩回事。

閹豎何其多：

這位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晚期患者，它把“被監控”等同于“被保護”，把“抵制監控”等同于“想做壞事”。

那誰來定義壞事？

如果監控權和定義權掌握在同一只手里，那定義有意義么？

還有，隱私權保護的不是“壞事”，而是保護人的全部內心生活——你的情緒、你的狀態、你的軟弱、你的猶豫。

每個人都有權利不讓它們被記錄、被分析、被評判。

還有，你所謂的，“出事了別問為什么沒有監控”，不過是用極端情境為常態監控背書。

你自己愛上狗鏈是你的事，但不要替別人的孩子也套上一條。

這些愚氓、閹豎，我發現有一個共同點：

它們都不關心那個具體的孩子是什么感受。

事情沒發生在它們自己身上，你問它們：你覺得這公平嗎？它們會說，公不公平跟我有什么關系？

不是每個人都時常遭受不公正的對待，所以為他人尋求公道，很難激起廣泛的共鳴，這很正常，也很可悲。

像昨天那篇文章，包括今天這篇，我想說的是，很多問題是結構問題，但結構是人構成的。

當這樣違背普世選擇的愚氓積累到一定數量，它就不再只是個人的問題，它變成了一種風氣，一種默認，一種事情本來就是這樣的空氣。

結構龐大到了一定程度，人和結構就互相構成，互相強化，很難說誰先誰后。

正因為結構是人構成的，人的改變才有意義。

那些正在被頭環監控、被算法追蹤、被迫用餓肚子來規避不合理規定的孩子——若干年后，他們又會變成什么樣的人？

包括，那些在評論區替監控辯護的人，他們也曾經是孩子，也在某個課堂里坐過，也被規定約束過，也有過說不出口的委屈。

那又是什么把他們塑造成了現在這樣？誰又希望他們變成現在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