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本芬道歉后，讀者還在爭論什么？

李巖摳去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幾個短句，請朋友們填空。有人憑“背誦全文”的記憶默寫，有人聯系上下文推敲，答案各不相同。在他看來，這恰恰證明了文學的動人之處：面對同一情境，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表達。

日前，他通過小紅書賬號“抒情的森林”發布的帖子，指出楊本芬作品部分段落與余華、王朔、霍達等作家的高度相似。2月25日，楊本芬通過社交平臺向原作者和讀者致歉，承認自己的作品中“襲用別人的語句”。

事情并未因道歉告一段落。有人對楊本芬的行為表示震驚，也有人揣度“鑒抄”者的動機，質疑“是否到了‘抄襲’的程度”，還有人追問，AI、查重軟件普及的當下，為什么書籍出版前，編輯人員沒有發現雷同之處？

對于一本文學類的書籍來說，有人視其為商品，也有人將其當作與靈魂交流的橋梁。但無論哪一種，都無法回避一個前提——讀者在閱讀原創故事的同時，更希望它來自于真誠的生命表達。

為什么要“鑒抄”？

“所有景語皆情語。”李巖覺得文學是剝離敘事之后升華的語言。他像往常一樣，把帖子發到了社交平臺，沒想到因為楊本芬的回應再次引發大量關注。

“抒情的森林”發布的對比圖。

“抒情的森林”發布的對比圖。

“抒情的森林”發布的對比圖。

李巖是“90后”，工作涉及行業分析研究。他并不是出版行業從業人員，“讀書是我的愛好”。2024年下半年，李巖在為親戚的孩子挑選讀物時發現，暢銷童書《故宮里的大怪獸》中某些段落似曾相識。《故宮里的大怪獸》是一部多達十八冊的系列叢書，他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比對核查，發現其中一冊的創作內容本身的句式、用詞搭配、細節描寫、選用的意象等本應呈現千人千面的語素，竟與一位日本作家高度雷同。甚至，其中一些字句，僅僅作了一兩個字的改動，就原原本本地挪用到了《故宮里的大怪獸》一書中。而這個系列的叢書有十八本，不少書冊都存在這樣的情況，且幾乎每本都有很高的銷量。

一個成熟作家的獨特性，正是通過其不可復制的語言風格和表達方式得以確立。因此，任何對這種獨特性表達的直接挪用，都可看作是對原作者的竊取行為。他感到，“這事值得說”。

他注冊了小紅書賬號，起名“抒情的森林”，把相似度高的文字、段落標紅，以對比圖的形式指出不同作家作品中的“異曲同工”之處，即作家“基本照搬”前人作品語句的地方。

比對的工作量龐大。他選擇自己讀到后一些似曾相識的作品，再通過查重軟件找到這本書與前人作品極為相似之處，再通過自己逐字逐句核實。一年多里，李巖找到了賈平凹、傅真、李碧華、呂崢、王火等作家作品中與前人作品的“異曲同工”之處。這些作家中不乏著作等身、廣受好評的，也有并不為大眾熟知的。截至目前，“抒情的森林”的賬號也有了6.4萬的粉絲。

李巖表示，此次發布關于楊本芬的帖子，也是因為之前在閱讀時發現了在一些情景描寫中有明顯前人的“痕跡”。在李巖的看來，“語言是一個作家的指紋。”對抄襲的界定并非基于法律條文中的量化標準，而是根植于一種更為根本的創作倫理。

他認為，“抄襲”是一種隱蔽的掠奪行為，抄襲者會小心翼翼地掩飾來源，試圖將他人的思想成果據為己有。而“模仿”則完全不同，它如同書法愛好者臨摹碑帖，是一種公開的、坦誠的學習過程，模仿者不會刻意隱藏自己的師承。

“不抄，是一個寫作者的底線。”李巖說。

如何界定抄襲？

2020年，時年80歲的楊本芬出版了首部作品《秋園》，講述母親顛沛流離卻有不向命運屈服的一生。該書問世后備受關注，被讀者譽為“女版《活著》”，銷量突破30萬冊，并先后獲得谷雨文學獎等榮譽。楊本芬也被讀者們稱為“廚房作家”。此后，陸續出版《浮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

2月26日，楊本芬公開回應抄襲爭議，承認襲用他人語句違背寫作倫理，并向相關作家及讀者致歉。

楊本芬的回應。

“沒有接受過文學教育，沒有從事過任何與文學有關的工作，閱讀是我學習寫作的唯一途徑。我讀手邊能找到的一切讀物，像個小學生一樣勤勉地抄寫好詞好句。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爛了，一些詞句和段落就印在腦子里，寫作時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場景，有時它們便會跳出來。有時候覺得別人的表達更妥帖，便也用到自己筆下。”“我的故事來自我的生活，它們是不可替代的生命體驗……它們是實實在在的生命印跡。不完美，但它們是我的。”

楊本芬的摘抄本

李巖深挖過不少作家，而楊本芬是少數正面回應“鑒抄”帖子的作家。也有網友認為，楊本芬是一位年過花甲才開始寫作的高齡“素人”作家，她的回應已算真誠，作為讀者也能體諒。

讀者繆寧讀完《秋園》后，還買了一本贈予好友。抄襲事件進一步發酵，兩人討論起自己對這本書的感情，都認為“有點難過，有點可惜，但是好像沒有那么憤怒。”

風波后，繆寧曾想起自己初讀《秋園》時，腦海閃過一個念頭：如此細膩、流暢的文字，竟然來自于一位素人奶奶？看到楊本芬在社交平臺對抄襲事件的自白，繆寧找到了答案。原來，這樣的“摘抄”與模仿便是他們自學寫作的方法，她很難評價這樣的過程和結果。“他們就是沒有受過非常專業的文學訓練。”她解釋道，“可能在素人作家的身上，他們對抄襲的認知不是特別的強烈。”

對此，有網友表達，抄襲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對于這份自白，讀者李絳卻覺得致歉信的段落中有一種矯飾：通過強調自身素人作家、老年人的標簽，促使讀者“心軟”。這讓她懷疑致歉信出自專業的公關人士。

有讀者表示，“抄襲”對于一個作者來說是個極其嚴重的指控。楊本芬等作家行為是否可以理解為借鑒和致敬？有讀者舉例，《圖書、期刊版權保護試行條例》中提到，“適當引用”指作者在一部作品中引用他人作品的片段。引用非詩詞類作品不得超過兩千五百字或被引用作品的十分之一……他們覺得，楊本芬是否構成抄襲還有待討論。

反對這個觀點的也大有人在。有讀者指出，從網絡文學網站晉江文學城的規定看，具體描述語言上雷同超過25字，就有可能被標紅顯示，提醒讀者這段話可能涉嫌了抄襲。“雷同總字數低于1000字的，判定為借鑒過度。超過1000字的，判定為抄襲。”網絡文學尚且有如此嚴苛的規定，遑論由正規出版機構出版的圖書。

然而，界定抄襲是件困難的事情。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李昀鍇告訴記者，我國《著作權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并未對“抄襲”設定統一的量化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普遍采用“接觸 + 實質性相似”的原則進行個案審查。

“‘接觸’是指被訴侵權人在創作前是否有合理機會接觸到原作品。”李昀鍇解釋。判斷的核心在于“實質性相似”。他強調，法院比較的并非作品的主題、創意或情感等思想層面，而是作者在具體表達中的取舍、選擇、安排與設計。例如，文字本身的相似度、特殊細節是否雷同、是否存在相同的錯誤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李昀鍇表示，文學作品的抄襲界定是知識產權審判中的公認難點。首先，思想與表達的界限極為模糊。法律只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例如，“時間循環”是一個可自由使用的故事框架，但用何種句式、比喻去描繪這一循環中的細節，則屬于受保護的“表達”。高級的“洗稿”行為，往往通過替換同義詞等方式，將具體表達抽象化。界定起來，極度依賴法官乃至文學網站審稿人的個人主觀判斷與文學素養。

其次，必須精準排除公有領域素材，考量作品的整體獨立性。成語典故、日常修辭、特定題材下的慣常情境都屬于公共財富，不能被壟斷。審查時需剝離這些不受保護的內容，僅聚焦于獨創性表達。如果一部作品僅有少量語句雷同，且其故事走向、情感內核均源于作者的獨立創作，那么其中認定也存在很大的辯論空間。

另外，新型“洗稿”方式加大了認定難度。如今的侵權行為多表現為“融梗”——即抄襲核心人物關系與故事主線，僅更換背景、人名和字面表述。這種“換皮”式抄襲，在字面上毫無重合，卻讓讀者產生“似曾相識”之感，法官、審稿人必須深入剖析作品的“內部骨架”才能作出判斷，這對專業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

圖書出版查重能遏制抄襲嗎？

還有網友質疑當下的圖書出版流程和楊本芬身旁的團隊，在書籍出版過程中，是否對書籍過度營銷？機構編輯是否忽略了應盡的原創性審查職責？

繆寧從事文學相關學術研究。她提到，現在的出版機制中，為了能在市場上得到更好的銷量，書籍的營銷占比越來越大，且由出版方而非創作者決定，使得團隊工作注意力聚焦于傳播，而非文本本身。

另一方面，圖書出版查重與學術論文查重存在本質區別，論文查重的邏輯不能簡單套用于圖書出版。出版行業從業人員付嘉豪表示，學術論文查重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國內學位論文高度集中于知網等少數數據庫，形成了相對封閉且標準化的數據池。而圖書領域則截然不同：國內已出版巨量圖書，其版權分散于上千家出版社及民營圖書公司手中，現有的圖書出版查重工具無法覆蓋海量、權屬復雜的圖書文本數據庫。如果要構建一個相對完整的數據庫，不僅面臨高企的版權采購成本，更在技術整合與數據授權上存在難以逾越的壁壘。出版行業在原創性審核上所依賴的，更多是編輯的專業素養、經驗判斷與有限工具輔助相結合的復雜流程，而非“萬能查重系統”。

進一步而言，圖書出版分為多種著作方式，包括“著”“編”“主編”和“譯”等。付嘉豪介紹，對于《秋園》一書，書籍標注為“楊本芬著”，即代表是其原創性文字。在出版“著”類型的書籍時，出版方會要求作者在合同內作出原創的聲明與保證，也就相當“文責自負”。

一位自述參與了《秋園》《我本芬芳》等書籍編輯的工作人員通過豆瓣網發帖表示，看到帖子后查閱了當年收到的原稿，李巖指出的抄襲詞句都在其中。

她告訴記者，出版行業中遵守“文責自負”。出于對作者的信任，編輯團隊不會第一時間去“查重”。她也自省，編輯需要回到語言本身去觀察一個文本，語素、文體是否屬于這個作者，需要及時發現書稿的問題。

讀者在期待怎樣的書？

打動讀者李絳的，是《秋園》一書的主人公秋園像是“水中的浮木”，在時代洪流中掙扎求生。書籍記錄下了楊本芬與母親的故事，也讓李絳在閱讀時向內審視起自己與母親的關系。

這份感觸，也讓《秋園》成了她們母女之間的紐帶之一。2022年，還是高中生的李絳將《秋園》作為母親節禮物，贈予母親。她在朋友圈寫下：“愿所有母親和女兒享受親情的親密，也享受獨立的自由。”后來，不善言辭的母親和李絳也分享起閱讀的感受，表示想起了自己的母親，一位出生于抗戰時期、歷經跌宕的女性。

李絳認為，“不得抄襲是原則性的。如果知道它不真實，那就無法產生真實的感受。”

楊本芬筆下真摯的文字，是讀者們不約而同被打動的原因。2022年，繆寧在一個平淡的下午翻開《秋園》，一口氣讀完了。繆寧形容，自己當時也正處于“漂浮”的生活狀態：“很多東西都不確定，也看不到什么生活的希望。”書中人物秋園的堅韌，給予她重新打掃生活的力量。

閱讀的過程中，繆寧感受到作者已然“按捺不住”的表達欲望。幾年過去，她早已不記得小說的具體細節，留在她腦海里的，是文字背后，那股來自一位真實生命體驗的寫作沖動。

“人類永遠渴望過一種精神生活，仍然渴望故事。”李巖說。

談及對未來的期待，李巖希望看到的是，作家寫好自己的書，圖書編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讀者認真看書，給出自己的評價。作為消費者也好，文學愛好者也好，讀者閱讀原創故事的同時，更希望它來自于真誠的生命表達。

（李巖、繆寧、李絳為化名）

原標題：《楊本芬道歉后，讀者還在爭論什么？》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鄭子愚 實習生 瞿王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