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逝世30周年｜她要創造出寫作，也要創造出孤獨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4.4-1996.3.3 ）

“在您看來，瑪格麗特·杜拉斯，普魯斯特的優點在哪里？”1963年，法國一次普魯斯特紀念活動上，記者把她的名字鑲嵌在對她的提問中——通常人們似乎不這么做——仿佛對這個名字懷有強烈期待，仿佛這個名字變成了某種圖騰。

《1962-1991私人文學史：杜拉斯訪談錄》是瑪格麗特·杜拉斯三十年間在媒體發表的四十四篇訪談的結集，她談論文學、電影、戲劇，事實上當她走出虛構，她談論一切，一切又都指向自己。她二十六七歲才開始寫作，她覺得有點遲了，但沒有錢沒有地位的家庭，也沒有他想，除了謀生。九歲之前的童年，她是在印度支那度過的。一直到青春期，都住在窮鄉僻壤，一片充分有自主權的白人殖民地。守寡的母親在學校任職，帶著她和小哥哥一起生活，無論是她還是母親，身邊的朋友都是越南人。母親曾遭受強烈的不公，靠狂熱的天性維系著生活。而杜拉斯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十分艱難”。一個被關進集中營的丈夫，一個早逝的哥哥，一個因戰爭死去的孩子，“當這種事發生在你身上，個人的不幸顯然會戰勝其他一切，但是……應當說我不可能從這種事情中緩過來。”在她講述自己的生平，或者說用一套更有可讀性的語言翻譯了自己那些“自我虛構性”的小說時，也撕下了小說被貼上的風格和流派標簽。她談論普魯斯特教會她精神的引力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作者的良心。這指的是，如果作者將自己的良心與別人傳授的虛情假意混為一談，那么不僅作品不會和諧，作者本人還意識不到。

在隨筆《寫作》中，她責備書的不自由，作者像警察，出于自我審查而尋求最好的形式，也就是最清楚、最無害的形式，寫得死氣沉沉，十分靦腆。她更愿意將錯誤留在書里，使它成為一本真正的書。否則，書“沒有發展，沒有黑夜，沒有沉默”。作為強調文學中音樂性的作家之一，杜拉斯的“沉默”也是她表達方式中非常明顯的特征之一。最近一次當我朗讀《畫展》——收錄于包括《寫作》在內的同名隨筆集——因為費解，讀完一段又停下來默讀一次，沉默突然變得具體可感了，原先它們只是段落之間行距的空白。這一片片沉默穩穩站住了腳，隨著一段段朗讀重新開始，我所在的房間漸漸空曠起來，畫展的畫面出現了，同時我想象到了這樣一部聲畫分離的杜拉斯電影可能的樣子。過去，沉默隱身在她的小說尤其是短促絮叨的對話中，打斷語意的連貫，使句子生來就像斷章，過去我著迷的正是也只是它們的費解，句子的形式產生出一種誘惑，源于字句本身而非它們承載的意義。有趣的是，這恰恰印證了她追求的寫作的無知——絕不寫一個被清算過、探究過的故事，絕不會帶著對自身的負罪感，寫滿足別人期待的東西。忍受赤裸、枯燥的文字，那里只有基本的黃金規則：拼寫，含義。杜拉斯要創造出寫作，也要創造出孤獨。

法國導演伯努瓦·雅克拍攝的紀錄片《寫作》

當她在鏡頭面前，那些書頁中另起一段來表示的長時間的沉默，使畫面隱入黑暗。法國導演伯努瓦·雅克與杜拉斯在她諾弗勒堡的家中拍攝的紀錄短片《寫作》，被這些沉默切割，一樣變得破碎、模糊。《寫作》便是杜拉斯為這個短片寫的隨筆，相比之下，文字更完整地闡述了她寫作的本質。寫作和孤獨，那孿生的甜味對準了她。

“在這所房子里我們從來不扔花。”鏡頭掃過窗邊長桌上一排玻璃花瓶，沒有一朵是開著的。夏日傍晚屋里不開燈，這樣才能看見窗外的黃昏。這所杜拉斯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電影改編版稅買下的別墅，她以為是為了招待朋友，后來才知道是為了自己。在“被書卷走”之前，她花費時間打掃它，照料它，她和她的孩子都喜歡它。這間房子住過杜拉斯小說里的很多女人，這個居所帶給她本人的、持續的重大的意義塑造著她們，她們也在不斷更新、肯定這個居所的價值。“只有這所房子，”伯努瓦·雅克在攝影機背后問道，“而不是在別的房子里，讓你感到孤獨嗎？”房子看起來很熱鬧，人來人往，夜晚常有聚會。但散場讓杜拉斯更感被遺棄。想象夜晚我一個人的時候，她說，想象瑪格麗特·杜拉斯一個人躺在床上，臉上蓋著一塊布，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我害怕自己，不敢在夜里走到房子的盡頭。十年她獨自這樣生活——主要是寫作，沒有告訴朋友，沒有要求陪伴。“大多數人承受不了我說的這些。”她相信人人都在寫作，只是作家沒有從這種孤獨中逃走，因為它對寫作是必須的。她處于巨大的矛盾中，她的孤獨也是多義的，形成一個莫比烏斯環：孤獨是種思維方式，日常的思考，不妨礙她觀察四周，她也不要求安靜的環境；她起初在二樓寫，后來換去了更大的房間，因為那里讓人覺得不那么孤單；她的整座房子都在寫作，到處都是文字，墻面的光暈，儲藏室里一只蒼蠅的死亡，這種感覺讓她不安；生命中總會出現的那個時刻，一切都遭到懷疑（除了孩子），懷疑包括孤獨、也出自孤獨；這里沒有主題，沒有任何可以寫進書里的東西，而就在這里，她指指這間房子，她發現了一種，可以說是激情。“在這所孤獨的房子里我還能做什么呢？”她花了三年寫完《副領事》，這三年里，她不能和任何人談起這本書，電影可以，戲劇可以，閱讀可以，但書不能，她堅信對這本書的任何入侵都會將這本書全部抹去，真是神奇！丟棄一本正在寫的書也是不可能的，內心的感覺像在犯罪。“書就是黑夜。”說出這個句子讓她流淚。

紀錄片《杜拉斯的處所》

有時朋友懷著好意去看望她，而她沒法立刻將他們認出來。并且寫作因此變得可以辨識的粗野，這是一種古老的、懼怕一切的粗野。杜拉斯還用“森林的”去形容它。“森林”也是杜拉斯文學中一個重要的意象。森林是禁地，男人進森林是為了打獵——監督和懲罰，女人們在森林里游走，因為受長年累月無法想象的孤寂侵擾，而與植物、野獸說話，開始和大自然一起創造一種智慧——米什萊（《寫作》里她說自己讀了不少男人寫的書，重復的就是這個名字 ）認為這就是女巫的來歷。總之，森林是屬于瘋子的，也就是說，除了女巫還有孩子。小時候她和小哥哥在森林里過得十分自在，赤腳走路，小河里游泳，那時森林里還有很多別的孩子。但她的母親對森林陌生而感到害怕，暴力躲藏其中，森林變得危險，它引起的女人們的恐懼，是最初與森林對話的女人們為自由的聲音受的懲罰。杜拉斯和米歇爾·波爾特（她們是好朋友，《寫作》里蒼蠅的故事提到她，杜拉斯向她宣布蒼蠅死于下午三點二十分，波爾特大笑）為1976年的電視節目《杜拉斯的處所》交談時，語氣里沒了《寫作》里的游離。這兩期節目也被整理成書《在欲望之所寫作：瑪格麗特·杜拉斯訪談錄》，而這本書只會讓人贊同德博拉·利維的評價：在關于女人的說法上，沒有比她更殘酷更仁慈。杜拉斯作品中出現的謀殺，有些荒誕毫無動機如小說《副領事》，有些來源于社會事件如戲劇《塞納-瓦茲的高架橋》，而她向波爾特說，“我見過最接近謀殺的事就是分娩。”——不是對母親的——孩子在極樂的沉睡中被痛醒，空氣進入他們肺泡時喚起的難以名狀的痛苦使他們…… “叫喊。”波爾特說。“不只是叫喊，”杜拉斯說，是“某個不愿被殺的人發出的吶喊”，是“被害人的尖叫”。讀到這里我也發出了尖叫。我不能平靜地讀完杜拉斯。

“我以為我已經到了遠離杜拉斯的年齡，她的激情，她的絕望，她時時刻刻處在死亡陰影之下的歇斯底里。我不再可以用欣賞的眼光看她酗酒、嘮叨和寫作，我已經不再關注她的生命，不再可以像十八歲的時候那樣深深地為她所震撼。”袁筱一為杜拉斯的新聞性寫作集《外面的世界》作的譯序讓我得到巨大的共振。她說杜拉斯真的是這樣讀的，不經意間撞到，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經上。但她也寫道，熱衷于私人寫作的杜拉斯“工作臺鋪得很開”，她對外面的世界很感興趣，但她沖入那個世界仍如她沖向愛，是激烈的，毫無保留的，這反過來也引發我們重新衡量，她的私人寫作只是向內嗎？

《我想聊聊杜拉斯》電影海報

杜拉斯的許多訪談，內容相互勾連，彼此建立的聯系建造起她的欲望居所，孤獨的欲望，創造的欲望。記得《我想聊聊杜拉斯》里，飾演杜拉斯最后一位情人揚·安德烈亞的斯萬·阿勞德，用他精湛演技重復的那句杜拉斯對他說的話嗎——“我要先毀滅你，才能創造你。”必須掌握主動權，也無懼顯得專橫的杜拉斯，總是被問到為何寫作。有時她反問，有必要知道為何寫作嗎？有時她思索，至今也無法說出寫作的原因。但也許她的名字是創造的圖騰，而造物中，寫作給了她話語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