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停辦，民辦教育不該“背鍋”

明星學校“一土”學校停辦五個月后，家長們仍在維權。學費交了，學校沒了。有家長呼吁，民辦教育在資金監管、法人治理等方面應加強管理。

事件自進入公共視野以來，圍繞創新學校“水土不服”、民辦教育管理缺位的討論持續發酵。

然而，在不少專家看來，我國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出現停辦的案例極為罕見。一所小眾學校的謝幕，被過度解讀為一種教育探索的潰敗，有失公允。他們擔憂，如果因此給整個民辦教育行業“加碼”監管，那些正在探索多元教育的學校，會不會也跟著“吃藥”？

或許，更應關注的，是如何在規范辦學的同時，保護辦學者的合法權益與學生家長的正當訴求，維護教育系統的整體穩定，實現民辦教育的健康、有序、多元發展。

“不要學校了”和“學校不要了”

一土學校是國內較早嘗試小班制、項目制學習（PBL）、家校共建社區化學校等教育理念的機構，外界一度視其為中國創新學校的代表樣本。

但究竟什么是創新學校？

從性質上說，創新學校并非獨立于公辦、民辦之外的“第三類學校”。本質上，它是以“創新教育”為辦學特色的民辦學校。然而，創新教育不是民辦學校的專屬，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部分公辦學校也在課程改革、項目制學習等方面有所探索。

像一土這樣的“創新學校”，實際上是為某兩類特定家長提供的“義務教育階段體制外的選擇”。這兩類家長可被簡單概括為——“不要學校了”和“學校不要了”。

前一類家長，既不愿讓孩子承受傳統公辦教育的應試壓力，也不愿或無法選擇國際教育路線。后一類家長，孩子在公辦學校內因各種原因被壓垮，輕度厭學，重度出現軀體化反應，無法正常就讀。

秦海洋（化名）就屬于后一類家長。

秦海洋至今記得，當他得知在公辦學校就讀的兒子秦川（化名）拿到朝陽區某科技競賽一等獎時那種不可思議的心情。獲獎論文是秦川自己完成的，在論文中他運用了大模型工具和嚴謹的統計學方法。

可同時，兒子在公辦學校的數學成績是不及格。

秦川是去年3月轉學到一土的。此前，他就讀于北京朝陽區某公辦初中實驗班。初一時，作業多，他每晚寫到12點，“又想寫，又會睡著”，最終發展成焦慮狀態，一到學校門口就會出現軀體化反應。

秦海洋翻看兒子的作業，大部分是在刷題。秦川喜歡數學和統計，但不能接受這樣的教學方式。

一定程度上，秦海洋認同兒子的想法。以刷題為主的教學，很難培養孩子真正的興趣。他曾看過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美國奧賽獲獎者是真正喜歡數學，而中國很多參賽者拿完獎就不學了。

秦海洋是從河南省考出來的“做題家”，目前就職于一家前沿科技企業，他親眼見證了AI時代對人才的要求正在顛覆。“去年招的員工，今年就被裁了。核心原因是欠缺自主性。”他認為，大多數公辦學校采用的教學方式，無法培養出有創新能力的學生。

秦海洋不忍心看到兒子痛苦。他把兒子轉到一所民辦學校讀了半年，又轉到另一所公辦學校。整個過程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后來，秦川自己在網上看到一土“探索者項目”的介紹，想要申請。當時，秦海洋不了解創新教育，也沒聽說過李一諾。

“探索者項目”由一土學校校長申華章主導，核心是項目制學習——學生自主選擇感興趣的方向，經輔導老師認可后，可免修統一課程。學校提供專屬場地和導師支持，幫助學生設定項目目標，并根據未來規劃靈活選課。

秦川面試順利通過，成為“探索者項目”的第一位學生。當天，秦海洋和妻子開車回家，妻子依然焦慮，問他“怎么辦”。秦海洋心里清楚，“沒有辦法，沒有學校可以收納這樣的孩子。”

在一土，秦川與另一位從北京某頭部公辦學校轉校而來的學生一起合作一個與心理學有關的項目。秦川以軟件為主，另一位學生主攻硬件，兩人合作直至一土停辦。

目前，秦川轉校至北京另一所創新學校。談及一土的教育理念，父子倆依然認可。“一土還是給了我兒子信心的。”秦海洋說。

作為創新教育的親歷者，秦海洋希望社會能給創新教育留一扇窗，“教育要讓陽光照進來。”

“多元化教育選擇的存在，不意味著某個機構探索出問題后，整個創新教育就該被否定。”熊丙奇強調，機構暴雷可能有自身經營原因，但不應因此否定教育探索的價值，也不應讓學生的多元選擇就此消失。

管，還是不管？

經了解，一土致知停辦主要涉及資金挪用問題，目前警方尚未公布調查結果。家長們還有半學期學費未退。

多位受訪家長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對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資產與財務管理有著相關規定，要求“資金往來應當使用在有關主管部門備案的賬戶。有關主管部門應當對該賬戶實施監督。”

但家長們認為，這樣的規定還不夠細化。有家長建議，可參考房地產預售資金監管模式，設立學費監管賬戶，設置資金使用比例，按需撥付。超過相應比例的支出，須經審批或備案后方可動用。

同時，家長們質疑監管未能真正落地。《實施條例》規定，民辦學校的章程（其中包括開辦資金、注冊資本、資產來源等）應當向社會公示。有家長曾向朝陽區教委申請信息公開，希望了解學校的章程，得到的答復是“延期公開”。

帶著家長的追問，我們采訪了幾位研究民辦教育的業內人士。他們的回應指向另一個方向——中國民辦教育已不適合再“加碼”監管。

2021年，《實施條例》修訂版、《關于規范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雙減”政策相繼出臺，監管措施密集落地。政策的初衷是引導民辦教育回歸育人本位，防止部分民辦學校過度商業化、違規招生、超標教學等問題，保障教育公平。

但業內人士表示，從行業實際影響來看，政策的疊加效應，讓本就面臨生源減少、成本上升的民辦學校雪上加霜，部分辦學規范、確有特色的學校也被波及。

“在學齡人口減少和消費降級的雙重影響下，義務教育階段民辦教育已進入深度調整期。即便沒有政策出臺，部分民辦中小學和民辦幼兒園也已逐步退出市場。”業內人士表示。

關于家長們在意的資金監管，業內人士表示，現行體系已有相應措施。例如，許多地區要求民辦學校開設“學費專用賬戶”或“銀行共管賬戶”，并建立大額資金異動監控預警機制。

但防止暴雷的前置監管確實難以實現。

根本原因在于，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資金管理的邏輯不同。公辦學校實行收支兩條線，學費上繳財政再下撥；民辦學校則擁有資金自主使用權。“民辦學校的立身之本就是自主性，如果沒有自主性，和公辦學校就沒有差別。”業內人士表示。

同時，他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關規定，挪用辦學資金歸個人使用，數額較大且超過三個月未還，或進行營利活動的，即構成挪用資金罪。“我們不能預設所有民辦學校舉辦者都是‘掙一筆跑路’的心態，那這個行業沒辦法發展。”

多位業內人士向我坦言，他們擔心一土這一極端個例，可能引發“一人生病，全家吃藥”的連鎖反應。

“很多問題，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都存在。公辦學校也會出現挪用經費、違法違紀的情況。但一旦民辦學校出問題，往往會被輿論過度放大。”該專家表示。

熊丙奇也持相似觀點。他指出，長期以來，社會對民辦教育存在歧視與偏見，甚至有污名化傾向。一旦出現負面事件，污名化效應便會放大，進而引發針對整個民辦教育行業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

一邊是家長的追問，一邊是行業的顧慮。這種兩難，讓“規范”與“發展”如何平衡，成為一道復雜的治理命題。

明星學校“一土”謝幕了，但它留下的追問并未消散：如何在守住資金安全底線、防止極端個案的同時，保護好民辦學校的辦學自主性與行業活力，給教育探索留出必要的試錯空間？這不僅是留給監管者的考題，也需要家長、辦學者和行業共同作答。

（實習生黃佳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標題：《一土停辦，民辦教育不該“背鍋” | 記者手記》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朱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