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創紀錄撤僑行動：一月撤離十五萬越南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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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南越大使馬丁則在答復美國參議院質詢時自信地說，南越軍隊是在有條不紊地后撤，放棄南越北半部只不過是減輕了負擔，因為這些地方貧困、落后，只會白白耗費政府財源；軍隊南撤便于集中兵力保衛南越富庶地區。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也認為：“南越軍隊的力量足以守住西貢以北的防線，直到5月份雨季開始。雨季到來后，北越的進攻必將由于氣候的原因遇到困難；而政府方面則贏得了時間，重新休整和集合力量，并且可能在一個較強的態勢上重開談判。”

但是，人民軍的進攻很快就打破了南越政權及其美國顧問一廂情愿的想法。

在人民軍的打擊下，3月28日，南越軍隊撤離峴港。緊接著，芽莊、金蘭以及其他沿海城市相繼為北越解放。南越政權所能控制的地區僅剩下西貢及其周圍地區。南方形勢的發展，大大超出了河內越南勞動黨中央的預料，以致于“河內的計劃趕不上南越軍隊潰敗的步伐”。

根據形勢的變化，1975年4月1日，越共中央給南方下達了“總攻擊”的指示，指出完全解放南方的條件已經成熟，要求在雨季來臨之前(5月上旬)解放西貢。

南越政權的急劇崩潰使包括北越、南越以及美國在內的各方人士都感到吃驚。雖然很多人都知道南越的軍事失敗不可避免，但其失敗的速度出乎人們意料。美國政府中的許多人士都認為南越政權至少可以再堅持六個星期。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一位官員曾表示：“即使美國的軍事援助中斷，他們（南越軍隊）還有可供繼續戰斗三年所需的彈藥。”馬丁大使則認為南越政權會長期存在下去。

伴隨著南越政權的崩潰，南越地區出現了大批難民逃亡的現象。南越難民問題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

首先，第一次印支戰爭結束后美國插手制造的越南境內人口遷移是南越難民大量外逃的歷史原因。1954年日內瓦協定第14條第4款規定，在人民軍和“法蘭西聯邦”軍隊集結到各自地區的300天時限內，越南平民可自由遷徙到北方或南方。

由于吳庭艷政府專門負責難民南遷問題的部長聯席會議無所作為，在西貢從事秘密軍事行動和心理戰的美國特別小組組長愛德華·蘭斯代爾和中央情報局西貢分站，便出面組織和策劃了煽動北越平民南遷的行動。

他們在西貢制造出各種聳人聽聞的謠言，然后通過身著便衣的南越軍隊“心戰”小組或通過其他途徑將這些謠言散布到北越各地。例如，在人民軍接管河內前夕，由美國訓練的南越特工假借人民軍的名義，危言聳聽地介紹接管后實行的可怕政策。在美國軍官的指導下，南越特工還利用越南人的迷信、風俗，編制預言北兇南吉的歷書，在北方城鎮中兜售。

除策劃和煽動外，美國還直接為北越移民的南遷提供交通工具和安置資金。美國第七艦隊耗資9300萬美元，用艦船和飛機把31萬北越難民運送到南越。1954年12月，美國又增撥2.82億美元作為安置難民的費用。

由于美國和南越政權的煽動和“幫助”，在日內瓦協定規定的期限內，共有90多萬人從北越遷移到南越。

南遷的人中絕大多數是天主教徒（約60萬人）。50年代越南的天主教會是極端反共的，它們把共產黨污蔑為反基督的惡魔。教會與美國方面及吳庭艷政權相配合，散布“圣母瑪麗亞已去南方”等謠言。受教會宣傳的影響，河內周圍地區村莊的人在教士帶領下整村整村地南遷。

南遷的人中還有許多親法國的越南人，他們或是在法國殖民政府中工作過的官員、士兵，或是與法國聯系密切的商人。這些人因擔心人民軍到來后自己原有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丟失并會遭到懲罰而南遷。

這兩類人由于其信仰天主教和反共而在南遷后成為南越政權的政治基礎。他們的移民特權地位在佛教徒和其他本地人占多數的南越社會中引起了憎恨，1975年南越政權的垮臺使他們失去了政治依靠。由于早早就站到了反共陣營一邊，他們極為擔心在越共到來后遭到懲罰，因此他們選擇了逃亡。由于他們早年是在美國的“友好幫助”下遷往南越的，所以在他們在南越的生存面臨威脅時，他們再次把希望寄托到了美國身上。

美國長期在越南進行的干涉和戰爭是造成1975年南越難民外流的直接原因。從60年代初開始，數百萬越南人為躲避美軍的狂轟濫炸而背井離鄉，流入城市及其近郊的難民營。

1966年春，美國陸軍的一份研究報告確認：“美軍和南越政府軍的空中轟炸和炮火，加上其他地面作戰，是難民流入政府控制的城市和海岸地區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

隨著難民的流入，城市人口急劇增加。1961年西貢的人口是30萬，到1975年增加到300多萬。峴港、芽莊以及順化人口也有類似增長。涌入城市的難民了解戰爭的可怕并把這種恐懼情緒傳播給了城市中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

再次，因曾與美國有聯系而害怕受到越共懲罰是南越人口逃亡的重要原因。與美國關系密切的政府官員、軍隊中高級軍官、警察頭目、美國新聞署和中央情報局雇傭的越南特務、美國大使館的越南雇員、美國公司雇傭的越南人、與美國有貿易聯系的商人等擔心留在越南會被越共處死。

50年代北越槍斃地主、1968年越共在順化進行的鎮壓反共分子以及戰爭期間越共進行的處決親南越政權的村長等活動，使他們在西貢即將被解放之際心驚膽戰，迫不及待想逃離越南。

最后，美國和南越政府散布的南方臨時革命政府掌權后會進行大屠殺的言論加劇了南越人的外逃。為了說服國會同意向南越提供追加援助，馬丁大使及其屬員搜集了大量有關“共產黨暴行的情報”。基辛格在國會聽證會上聲明“那些在南越政權行政機構、各省立法機構、警察部隊以及參與了美國的各種行動的人受到了嚴重威脅”。

一些國會議員更是添油加醋，參議員約翰·托爾說“至少有17萬南越人如被（越共）逮捕就會被處死”。而眾議員約翰·康蘭則危言聳聽地說，越共在其占領的村莊“一律割斷信天主教的人的喉嚨”。

美國官員和議員的這些說法登到了西貢報紙的顯要位置。南越報紙也連篇累牘地報道所謂越共的“暴行”。例如說越共拔掉婦女們的指甲、殘害地方官員等等。在西貢政權臨近垮臺的一個月中，各種各樣關于越共“暴行”的謠言到處蔓延。這些本來是為爭取民心、打擊越共而進行的宣傳，這時的主要作用卻是使大批南越人相信，如果他們不逃跑，他們將會在共產黨統治下遭受折磨。

為了向國會施加壓力，行政當局在此之前已利用各種場合動員國內輿論支持南越政權。行政當局試圖通過接納小批特殊的南越難民的做法煽動公眾情緒。

福特政府制訂了一項名為“空運幼兒行動”的計劃，準備將2000多名越南戰爭難童接到美國由美國家庭撫養。4月4日，該計劃實施（當天，載有243名越南孤兒和62名成人的一架美國運輸機在西貢新山機場附近墜毀。)

對此，南越政府社會福利部的一位副部長在與馬丁大使會談后表示：

馬丁還認為，絕望的南越政府軍有可能挺而走險，屠殺企圖撤離的美國人和越南人。

因此，馬丁反對制訂撤離計劃。這樣，由于寄希望于國會通過向越南追加軍事援助的建議，使南越政權“起死回生”，行政當局直到4月初尚未考慮撤離越南人的問題。

4月3日，西貢周圍發生戰斗，西貢局勢開始緊張。針對南越政權面臨的局勢，曾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的沃爾特·羅斯托公開表示，“要是西貢政府垮臺，那將使得全世界對美國是否是一個可靠的盟國產生懷疑。美國在印支負有一種義務，要是把這個義務完全撇在一邊，那就不能不產生嚴重后果”。

西貢政權的存亡關系到美國在世界上的威信，影響到美國與盟國的關系，而美國要想挽救南越政權，只有再次出兵；但是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國內的反戰運動，使福特不想也不敢再打一場越戰。因此，“救助”以前的盟友，把他們撤出南越，通過履行“人道主義”義務來代替履行軍事義務，掩飾自己對盟國的失敗坐視不救的行為，成為福特政府的選擇。

4月初，福特在加利福尼亞州圣迭戈的講話中表示，“我們正采取我們能采取的一切人道主義措施來救濟無辜的南越難民，他們的悲慘處境引起美國人民的同情”。而行政當局對撤離多少越南人、根據什么原則挑選越南人、被撤出的越南人是否全部準許進入美國、這些人以何種身份進入美國等問題均沒有明確的指示。

在4月15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有關難民和流亡者問題的聽證會上，助理國務卿哈比卜表示只撤出美國公民及其眷屬(3839人)和大約1.76萬名當時為美國所雇傭的越南人，要求國會同意行政當局根據“臨時允準人權”批準這些人入美。國會同意了對美國公民的越南籍眷屬使用“臨時允入”，但對是否應轍出越南雇員的眷屬以及美國認為其“處境極其危險的”越南人問題未作出決定。

由于國會認為，提供多少錢也拯救不了“不愿繼續戰斗的軍隊”，到了美國徹底退出“這場可怕的戰爭”的時候了；行政當局提出的向南越政府提供7.22億美元追加軍事援助的請求被否決。這樣，福特使西貢政權繼續維持一段時間的愿望徹底破滅，南越政權將迅速垮臺已毫無疑問。福特政府這時才匆忙考慮從西貢撤離美國人和越南人的問題。

4月17日，福特任命原已退休的迪安·布朗為總統特使，領導一個“跨部門特別工作組”，全面負責從南越撤離美國人和越南人的問題。同一天，基辛格指示美國駐越大使館準備分階段從越南撤出美國人，并責成態度不積極的馬丁呈交一份撤出20萬越南人的計劃。

美國本來計劃將越南人撤到越南的東南亞鄰國，但由于這些國家不愿向越南人提供長期庇護，布朗決定把這些越南人直接送到美國。為了便于指揮和控制，布朗要求由軍方具體執行撤離和重新安置越南人的行動。

根據中央情報局官員弗蘭克·斯耐普的記錄：

4月16日，福特命令“逐步減少”駐越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標志著美國將加快在西貢的撤離行動。

危機的氣氛使美國感到有“救助”其以前的盟友的“人道主義”義務和政治義務。《紐約時報》在其社論中聲稱“美國不能放棄對過去信任美國的成千上萬的越南人的道義責任”。4月22日，經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同意，司法部宣布臨時允準15萬印支人其中包括5萬名“處境極其危險的”越南人入美。

當天，“跨部門特別工作組”指示美國在關島的軍政機構為接納5萬名難民做好準備。

4月23日，福特在新奧爾良發表演講表示“就美國而言，戰爭已經結束”，暗示美國將完全撤離南越。當天晚上，488名美國人和3000多名越南人在新山機場乘美國飛機飛離越南。此后到29日機場因遭轟炸而關閉時止，美國運輸機以每小時兩架次的頻率日夜飛離新山機場，共將3.5萬名越南人撤到了菲律賓克拉克美國軍事基地。被撤離的越南人大都沒有合法的出國手續，而控制機場的越南警察和空軍官員要么借機向被撤離者勒索錢財，要么睜一眼閉一眼以換取美國官員同意撤離他們家人的回報。

隨著空中撤離行動的進行，越南軍人紛紛擁到機場的美國審查中心，要求讓其家人搭機撤離。一度有1萬多人聚集在審查中心。憤怒的南越士兵開槍襲擊一車車被撤離的人們，高聲嚷著：“我們也要走！4月27日，新山機場遭到轟炸，正在等待登機的500名越南人被炸死。

猛烈的轟炸迫使機場在29日關閉。無可奈何之中，馬丁打電話給基辛格，請求使用直升機執行撤離任務，在請示了福特后，基辛格同意了馬丁的請求。華盛頓時間28日晚10點51分，西貢時間29日上午10點51分，白宮向美軍駐泰國司令部及海軍發出了“執行‘常來風行動’”的命令，由停泊在距西貢40英里海面上的美海軍的三個直升機中隊執行撤離越南人的任務。

此后至30日凌晨4時58分，直升機不停地將越南人從美國大使館的院內、西貢市內樓頂以及新山機場運送到軍艦上。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直升機撤離行動。

由于缺乏計劃，大使館這時沒有需要被撤離的人的名單，沒有辦法通知被撤離者，沒有落實被撤離者的集合地點，沒有運送被撤離者的交通工具，撤離工作完全陷于混亂。即使一些越南籍雇員已集結到美國的軍事設施內，大使館也無法去接應他們。混亂的局勢中，美國來不及制訂選擇難民的具體原則，也無法實施這些原則。負責撤離計劃的美國人員或根據個人好惡幫助自己在越南的親朋好友撤離，或以權謀私，利用撤離行動收受賄賂。

為了逃離越南，有些越南人不惜傾家蕩產，花2000美元買到可以登上美國飛機的證明。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指責說：“在決定誰將離開（越南）誰不能離開（越南）方面，存在著嚴重的腐敗。”

在南越政權急劇崩潰的局勢中，美國設法撤出了6.5萬名越南人。這些越南人大部分乘飛機或軍艦到達美國在菲律賓的克拉克軍事基地或蘇比克軍事基地，然后又被用飛機送到設在關島的難民收容中心。

1975年4月，還有約6.5萬名越南人自已設法逃離越南并在后來到達美國。有些人通過關系或通過賄賂登上執行撤退任務的美國飛機或船只，有些人則持槍強行登上飛機或輪船。南越空軍飛行員駕駛飛機載上自己的家人、朋友或愿意出錢的人（每人收約1萬美元）飛往美國在泰國的基地。

南越海軍的艦艇則撤出了艦上人員的家人、朋友以及付了高額“船費”的人駛往美國在菲律賓的蘇比克海軍基地。還有些越南人乘海船、駁船、木筏或浮木逃跑，然后在海上被輪船搭救，還有些人通過陸路經老撾、柬埔寨到達泰國。

有些人在稀里糊涂中加入了撤離行列。當南越軍隊的軍官命令軍艦駛離南越或飛機飛離南越時，船上或飛機上的士兵并不知道他們要到哪里去，不知道他們即將成為難民。

美國在關島的難民收容中心的官員發現不少難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為什么在那里”。

到1975年5月中旬，共有13萬越南人抵達美國。1975年7月，滯留在香港和泰國難民營中的6萬多越南人又提出赴美要求；當年秋天，美國允準其中與美國公民或已在美國的越南難民有直系親屬關系的1萬人入美。

美國接納了許多自己本來不想接納的越南人，而同時又遺棄了許多自己曾信誓旦旦要將其撤出的越南人。這種情況一方面說明美國撤離計劃的混亂，另一方面也說明，誰去（離開越南）誰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越南人根據自己的意志決定的。撤離越南難民行動標志著戰后一直由美國單方面選擇難民的做法開始被打破。撤退越南難民行動與美國停止對越南的直接軍事干涉一樣，都是被迫的、無可奈何的和狼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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