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復興與再造：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來 | 天涯·作家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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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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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2日，《科幻人文》編輯部組織策劃主題為“抵抗、復興與再造：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來”的研討會，聶韜、范軼倫、張媛、程瑩、王侃瑜、肖明矣、李廣益等七位嘉賓與談。嘉賓們探討了全球南方的文藝工作者如何在生發出超越西方中心的未來想象，以及這種想象轉化為社會實踐的可能性。這一議題的提出并非偶然。全球南方未來主義的歷史發展不斷展現出其獨特的理論脈絡。在尼日利亞裔作家內迪·奧克拉弗眼里，馬克·德里1993年提出的非裔未來主義脫離了非洲本土的經驗和價值體系。因此，她創造了“非洲未來主義”和“非洲巫術主義”這兩個強調非洲本土化的概念。從非裔未來主義到非洲未來主義的思想流變中，該理論所承載的含義已遠非最初的解讀——這種既具民族性又強調世界性的文化傳播行動很快在全球南方得到響應，形成了第三波未來主義風潮，包括但不局限于阿拉伯未來主義、拉美未來主義、原住民未來主義。全球南方藝術家不斷在建構著超越西方中心的未來想象，以爭取未來定義權和歷史敘述權。

對談人

聶 韜：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范軼倫：南京大學全球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科幻研究學會（SFRA）2023—2024年度青年學者。

張 媛：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程 瑩：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亞非系副教授。

王侃瑜：奧斯陸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復旦大學創意寫作碩士。

肖明矣：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比較文學項目博士生。

李廣益：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持人

謝愷晴：重慶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來

謝愷晴 聶韜 范軼倫 張媛 程瑩 王侃瑜 肖明矣 李廣益

謝愷晴（主持人）：今天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靈感來自馬克·德里1993年提出的觀點。他指出“非裔未來主義”這個概念實際上隱含著一個矛盾：歷史被有意地抹除，而人們卻要耗費精力去尋找那些可辨識的歷史痕跡。這不禁讓人思考：這樣的群體還能想象未來嗎？如今30年過去了，我們發現非英語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科幻作品正在被不斷發掘和重視。因此，重新審視和思考德里提出的這個問題，在當下顯得尤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在座的嘉賓不僅有關注非裔文學的，還包括研究非洲和拉美文學的專家。所以，我們把德里的問題稍作調整，提出今天的第一個討論話題：“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來？”

聶韜：我當前對“全球南方未來主義”的思考，主要圍繞其概念內涵、如何對抗、抵御與融合展開。破題時，我發現“南方”是核心詞。從方位詞角度看，南方概念實則源于北方，其政治身份（無論作家的政治立場、地域的政治地位）、文化特質及文藝思想建構，我認為是為消解后殖民思想在當代暴露破綻后的悲觀態度而產生的南北定義。對我而言，從南方到南方文學，其意圖是在世界舞臺上展開新一輪交涉、抵御，試圖擺脫北方控制并重建自主體系，進而完成命名。我甚至認為，南北討論及全球南方未來主義的討論，與當下世界文學中有意替代“殖民”“后殖民”、形成新二元話語與言說機制的趨勢息息相關。即便用地域概念覆蓋殖民概念展開思考，現實問題仍未改變——談論南方時，我們仍需直面后殖民話語中尚未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與蔣飛老師文章中提及的全球南方文學大眾文藝問題相關。文章提到非洲、中國等南方作者及文學市場需面對長期朝向北方的讀者視野與文化選擇，這與斯皮瓦克“作家無法代表底層民眾發聲”的觀點接近，但更為復雜：南方作家在北方精英話語與南方大眾書寫間，常呈現矛盾、無助甚至消極狀態。若談論未來及這一概念的定義，何種大眾文藝創作能擺脫北方精英主義話語建構？蔣老師在最新文章中未給出明確答案，僅作呼吁，但南方及南方文學的定義是否需繼續解決后殖民理論留下的消極、失敗問題，仍有討論空間。

第二個問題源于“南方”的地域性——它作為地域與方向名詞，與殖民、帝國主義及后殖民風尚存在顯著區別。當非洲、中國及其他符合南方定義的第三世界國家構建南北界限時，是否只能依靠對抗北方來形成南方聯盟、充實主體內涵？我們共稱“南方”的理由是什么？這一問題我想請教專家：南方的定義究竟是地域，還是存在更深層機制？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與民國歷史時發現，中國當代各領域知識生產中，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極為困難，傳統中國、現實中國與未來中國交織復雜，無論是大眾文藝的本土反抗實踐，還是警惕北方（西方）文化滲透的意識形態性話語，都未能輕易破解困局。若后者（警惕滲透的話語）占據主導，南方定義是否會如后殖民概念般易被收編、利用，陷入新的北方陷阱？當南方尋求融入北方的“包容”時，其存在的必要性何在？

以非洲為例，其習俗傳統在殖民前后有自身發展邏輯，當代也并非一成不變。即便強調非洲未來主義，其中的“神靈”是否仍是傳統神靈？這意味著南方概念的內涵處于動態演變中，其發展變化比北方（已穩定數百年）更為劇烈，結構更松散（類似聯盟與邦聯），規范也更分裂。因此，我想提出：如何不依賴“樹立敵人”來定義全球南方的核心要素？在中國特色話語與可聯合的非洲力量中，如何找到不依賴對抗北方的南方定義？這背后的深層文化機制值得思考。

我仍以提問收尾：我們前往的“未來”是誰的未來？北方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常需通過他者定義自身——有南方就需以南方視角審視北方。若建構起自主的全球南方未來主義體系，北方是否仍在其中？未來主義概念的演變本身帶有批判性，例如有人并不認同非洲未來主義，而“非裔未來主義”“非洲未來主義”“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在不同國家、地域、種族、性別及性向的文藝批評者中定義各異，雖有迭代，但“未來”涵蓋的元素及指向已極為復雜。這種多元概念的建立，究竟是終結北方霸權，還是成為其更隱秘的新形態？

以相關核心人物為例，羅克珊·蓋伊與尤娜·哈維被稱為“漫威女神”，為《黑豹》中瓦坎達女子皇家護衛隊創作獨立漫畫三部曲，其作品中的“非洲未來主義”實則在抵抗非裔未來主義。此外，李廣益老師文章提及的吉布提作家瓦貝里的小說《非洲合眾國》中，非洲成為繁華世界中心，世衛組織位于岡比亞，薩卡拉以南環保者獲“阿巴拉特和平獎”，白人難民從歐美涌入非洲，甚至出現“滾出去”等話語。這種構想與清末民初《新紀元》等作品內核相似，不禁讓人疑問：這究竟是非洲的未來、南方的未來，還是僅有南方地理外殼的北方未來實質？文中的“世衛組織”“和平獎”等表述，換用北方話語反而更易成立。當我們立足當下討論南方未來主義、重塑南方歷史與想象未來時，北方的位置何在？我們會接受北方援助、使用北方話語，或依照北方歷史演進與世界地位勾勒南方未來嗎？

最后，我想提及非裔未來主義先驅德萊尼，他雖未明確提出該概念，卻早于德里達提出“去二元的科幻道路”，挑戰“以他者定義自身”的邏輯。這一看似二律背反的悖論讓我思考：談論南方時，是否應更清晰認識北方對南方的塑造？如何擺脫對抗、實現融合，是更深層的議題。

以上為我的分享，拋磚引玉，留給后續老師與同學討論。謝謝。

謝愷晴（主持人）：感謝聶老師從多個角度提出的深刻問題。這讓我想起范軼倫老師在《從第三世界科幻到科幻第三世界》一文中對“第三世界”概念的探討，或許能與聶老師的問題形成對話。下面有請范軼倫老師分享她的見解。

范軼倫：謝謝邀請。聶老師的發言確實為討論開了個好頭。他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這一領域諸多學者一直在思考的核心議題，包括如何定義“南方”、如何處理南北關系，以及南方未來主義作為話語場域的合法性何在。今天我想從更熟悉的拉美科幻創作實踐切入，談談拉美如何在科幻創作中實踐本土的科幻未來想象。

先從一則近期新聞說起：特朗普再次將矛頭指向拉美，計劃從2025年8月起對巴西所有商品征收50%關稅。巴西是拉美最大經濟體，也是少數對美貿易順差的拉美國家——美國從巴西進口大量鐵礦石、農產品、能源等，對拉美出口的商品和服務則相對較少。

特朗普及部分保守經濟主義者認為，這種貿易逆差沖擊了美國本土產業，因此試圖通過提高關稅限制進口、保護本土企業，讓巴西商品因漲價減少美國對其的依賴。這一事件直接體現了全球南方在當前經濟體系中的被動地位：即便巴西是拉美第一大經濟體且處于貿易順差，仍易被美國這樣的強國在全球貿易規則中制裁或邊緣化。這讓我再次意識到，“全球南方”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在現實權力結構中不斷被重新定義的對象。在這種結構中，拉美國家既是資源提供者，也是被動承受者。而科幻——尤其是全球南方的科幻，正為我們提供一種思考工具：重新講述這些不平衡，構想屬于自身的未來。

拉美國家有著相似的歷史背景：歐洲殖民帶來的資源掠奪與文化斷層、20世紀中葉頻發的軍事獨裁、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及此后艱難的民主化進程。這些歷史事件不僅深刻影響著國家政治與經濟，更塑造了民眾對未來的想象方式。對拉美人民而言，整個20世紀充滿劇烈動蕩與變革，他們在理想與現實間反復拉扯，深刻體會到民主制度、國家發展乃至科技進步并非線性演進或普遍適用的存在。

以阿根廷為例，其科幻傳統存在兩種張力：一方面，因與歐洲聯系緊密，繼承了歐洲啟蒙思想與早期博爾赫斯式的哲學幻想，追求面向世界的普遍理想。例如早期作家卡薩雷斯的作品多帶思辨性，甚至呈現元小說色彩的哲學科幻，體現文學與思想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阿根廷科幻也深刻反映本土社會現實與政治矛盾，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拉美科幻漫畫《永航員》。這部作品原著發表于1957年，背景設定在20世紀60年代冷戰核戰一觸即發的時期：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夜晚突降“死亡之雪”，任何活物接觸后瞬間死亡，主角胡安·薩爾沃因與家人在家中幸免于難，隨后穿上自制防護服穿越時空，成為“永航員”拯救人類與地球。

后來證實，這場雪是外星入侵的產物。作品以胡安向作者厄斯特黑爾德講述經歷的方式展開。其重要性不僅在于藝術成就，更源于作者的悲劇性遭遇：厄斯特黑爾德是阿根廷軍政府時期因政治原因“失蹤”的著名受難者。1976至1983年，阿根廷軍政府推翻民心所向的庇隆政府，掌控陸海空三軍權力，開啟鎮壓異見分子的“骯臟戰爭”，數萬名被視為左翼分子、知識分子、學生及工會運動家的公民遭秘密處決、酷刑迫害，成為“失蹤者”。厄斯特黑爾德本身是左翼政治支持者，《永航員》之后的創作更融入政治理念，1977年他失蹤，至今下落不明，其四個女兒也先后遭綁架殺害，全家幾乎從歷史中被徹底抹去。

Netflix 劇集《永航員》海報上貼著厄斯特黑爾德及其兒女失蹤的廣告

《永航員》雖為科幻漫畫，后續影響力卻超越科幻范疇，成為反對獨裁與帝國主義的象征作品。厄斯特黑爾德本人也成為拉美“殉道者式知識分子”的象征，其作品與命運深深嵌入阿根廷人民抵抗的集體記憶。該系列多次重印，粉絲創作的番外同人不斷涌現，2010年依然有續作問世，還被改編為電影、廣播劇，2016年獲漫畫界“奧斯卡”艾斯納獎，2025年Netflix制作的劇集問世。2022年中文版通過眾籌出版，得到阿根廷駐華大使館的高度重視與支持——這是其首次推出亞洲語言版本。眾籌模式頗具深意：它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生產與傳播方式，科幻創作與傳播不依賴大型出版社或集團，而是由粉絲通過社群力量推動，這正是全球南方科幻實踐的重要特征。

在拉美及阿根廷科幻發展中，粉絲始終扮演關鍵角色。2024年我在智利參加國際幻想文學大會時，見到了阿根廷著名科幻人塞爾吉奧·高特·維爾·哈特曼——他既是作家，也是阿根廷歷史最悠久的粉絲雜志主編，曾通過網絡推動阿根廷網絡科幻運動，編寫多部文集。但他提到，近年來情況與中國相似：辦好粉絲雜志已非常困難，阿根廷如今已無紙質粉絲刊物。關于拉美及阿根廷科幻迷的情況，推薦閱讀《拉丁美洲國家的四條西班牙語科幻迷群體活動陣線》（河流著），文中詳細講述了拉美科幻迷如何推動本土科幻發展的經歷。

回到創作層面，21世紀后，更多新生代作家關注現實中的裂痕與不平等，借用幻想元素揭示階級、性別、暴力、生態危機等議題，以科幻批判拉美在全球政治與科技體系中的邊緣地位，并通過反思未來圖景為當下困境尋找可能的解決路徑。這些新生代作家中，有的專事類型文學，有的從主流文學轉向科幻創作，這一現象與中國當代科幻創作頗為相似。我個人推薦的作品是薩曼塔·施維伯林的《偵圖機》（Kentukis），英文版翻譯為Little Eyes。小說中，“偵圖機”是一種動物外形的可愛機器，操縱者稱“機控”，購買者稱“機主”，二者通過隨機匹配連接。故事構建了一個近未來世界：秘魯獨居老婦人操縱兔子形狀的偵圖機與德國女孩連接，克羅地亞男孩販賣定制偵圖機卻卷入巴西綁架事件……諸多小故事交織而成。這是作者的一次思想實驗，探索虛擬連接世界中，在線體驗如何讓人們看見自我與他人，以及科技賦予人類力量的同時如何影響情感感知。表面上是虛擬全球網絡連接彼此的故事，實則批判了“技術中立”表象下階級與種族分化的進一步固化——在虛擬化、全球化的世界里，拉美人物雖大量出現，卻仍未在核心技術中獲得話語權。這讓我意識到，拉美科幻在想象未來時，常帶著“是否會再次錯過未來”的焦慮，這種焦慮源于全球科技競爭中拉美基礎科研投入有限、偏重工程與應用的現實。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拉美作為地區有相似歷史文化，內部差異卻不容忽視。例如阿根廷科幻受歐洲哲學文藝影響較深，呈現高度智力性與實驗性；墨西哥科幻因原住民文化影響，更強調本土傳統、文化身份及美墨邊境經驗；加勒比地區（如海地、多米尼加）因非裔人口占比大及奴隸制歷史，作品多融合原住民傳說與奇幻元素。可見，拉美并非同質化文化實體，而是多語言、多種族、多歷史交錯的復合空間，拉美科幻正從這種復雜差異中生長而來。

此外，談論拉美時不能忽略北美的“拉丁裔未來主義”（Latino/Latina Futurism，現拓展為Latinx Futurism），它更關注性別、種族、移民、邊界等議題，發展出創傷敘事模式，但其脈絡與拉美大陸的未來主義需加以區分。更細致地看，拉美本土也有亞裔、非裔等少數族裔作家群體，雖非主流，卻在不斷涌現與被挖掘，這些多元視角讓拉美的未來想象更復雜立體。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并非總是聚焦對抗與殖民憤怒的宣泄。本次圓桌主題“抵抗、復興與再造”中，“再造”尤為重要——拉美科幻中的未來主義并非單一的苦難敘事，也可以很酷、很有趣，體現在漫畫、游戲、電視劇、音樂等多種形式中。近期華語科幻圈的積極信號便是例證：鄧紫棋科幻小說《啟示路》開售半小時銷量達12萬本，在出版業萎縮的當下極具意義。

無論身份與行業，每個人都有想象未來的權利，不必局限于宏大敘事或沉重民族責任，也可落腳于日常娛樂、街頭社群。例如，拉美雖科幻游戲不多，但巴西電競產業的粉絲與從業者規模全球排名第三。我曾玩過委內瑞拉小工作室開發的《賽博朋克酒吧行動》，這是一款視覺小說類游戲，玩家在反烏托邦未來城市的賽博朋克酒館中擔任調酒師，為客人調酒并傾聽故事。整體而言，應看到全球南方未來主義的多元面向。談論全球南方未來時，不妨多留些想象空間——不是“我們能不能有未來”，而是“我們如何用自己喜歡的方式，重塑未來”。

謝愷晴（主持人）：范老師的觀點很有啟發性。這讓我想起她在文章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第三世界這個概念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分析不同地區文學特性的有效路徑。雖然“非洲未來主義”這個術語無法涵蓋非洲大陸的全部復雜性，但它的出現確實具有重要意義——它強調了重新想象未來、書寫未來的可能性。在非洲本土，科幻文學曾長期不被重視，被認為缺乏嚴肅文學的批判性。但有趣的是，正是這些科幻作家通過未來想象，為非洲大陸開辟了全新的思考維度。下面有請第三位嘉賓張媛老師分享您的見解。

張媛：感謝主持人和各位老師的精彩分享。我覺得，北美原住民未來主義存在一定矛盾性：從地域上看，它不屬于嚴格意義的“全球南方”，但原住民遭受的殖民壓迫、未來想象的實踐方式與全球南方形成強烈聯盟，具有顯著的“南方性”。正如范老師所言，其并非北方未來主義，而是“既在北方地域，又具南方想象方式”的存在。這種特殊性或許能為相關探討提供更多啟發。范老師提到南方未來想象并非“苦大仇深”，也包含積極樂觀的表達。

在本次學術沙龍背景下，奧克拉夫重構非洲未來主義的啟示下，全球南方掀起爭奪未來定義的浪潮。作為這一思想運動的重要分支，北美原住民未來主義通過解構殖民時空、重塑技術倫理、踐行集體創造，構建了根植于本土宇宙觀的未來想象體系。它既是文化抵抗的武器，也是社會再造的藍圖，為全球南方突破西方中心主義未來敘事提供了范式。

杰森·路易斯在《未來想象》中闡述，當代原住民的未來想象理念與未來主義思潮的認知、實踐方式具有共性：未來想象是群體共同擁有、用以激勵當下變革的未來圖景，既包含對理想未來的構想，也包含抵達未來的策略；既涉及宏觀的社會形態、技術、基礎設施、政治結構，也涵蓋微觀日常，共同構建出“未來事實的場域”——它是時間線上已完整實現的現實，正等待人們與之會合。

“未來想象”概念源于長達25年的原住民社群研究、創作與實踐，作為方法論，它既能描繪渴望的未來，也能厘清抵達未來的路徑。杰森通過追溯20世紀末原住民數字藝術作品及未來想象論述指出，這實質是原住民在日益計算機中介化的未來中重新定義自身位置的集體探索。1997年，受原住民藝術網絡空間啟發，他希望將建構未來的科技能力融入原住民語境，而這一動機源于“賽博空間原住民領地”（Aboriginal Territoriesin CyberSpace，簡稱ABTEC）的實踐。ABTEC由斯卡納體育與杰森于2005年共同創立，匯聚關注原住民與數字技術交匯的藝術家、學者、活動家及技術專家（不限原住民身份），其核心項目“原住民敘事與數字媒體設計皮仿工作室”開創性融合部落文化知識體系與數字創作技術，培養參與者的數字媒體制作能力，讓部落共同體的未來在此延伸。工作室中，原住民青年圍繞“多重未來”展開深度對話，涵蓋個人未來、部落共同體未來、人類文明未來及星球未來，這些實踐最終催生了2012年ABTEC發起的專項計劃“原住民未來倡議”（Indigenous Futures Initiative，簡稱IFI）。IFI以“第七代原則”為根基，將未來想象理論轉化為具體行動，推動人們以百年為尺度思考未來。

未來想象的理論基礎根植于兩個關鍵理論：一是卡斯托里亞迪斯、泰勒與安德森關于社會想象的理論，揭示人們構想社會存在的方式；二是文學學者格雷斯蒂文闡述的“原住民未來主義”，開創了在未來時空中確立原住民在場的方法論。這一理論立場還吸收了作家阿德里安·瑪麗·布朗的洞見，將推想小說視為未來演練的實踐載體。

作為首部以北美原住民作家為主體的科幻選集，《漫步云端：原住民科幻小說選集》不僅呈現了崛起中的亞文化優秀作品，更通過“原住民未來主義”概念重構了類型邊界。迪倫提出這一術語，旨在界定原住民作家自視為科幻卻令主流讀者困惑的創作——它們突破類型窠臼，呈現全新形態。選集導論《構想原住民未來主義》指出，原住民始終在踐行“科幻創作”，但在主流科幻文化中幾乎“不在場”。導論通過揭示身邊的原住民未來敘事，喚醒族人集體記憶，回應了“為何需要原住民科幻”“為何是現在”的問題：盡管阿萊克斯·維茲諾等作家早有類型文學實驗，但近年才形成科幻、奇幻、恐怖等類型的創作集群，借后殖民科幻蓬勃之勢，用曾被白人壟斷的敘事工具書寫對抗帝國的另類歷史。選集按“原住民跨流接觸”“原住民科學與可持續”“原住民啟示錄”“回歸自我”等五大類別劃分，讓讀者洞察形塑文本互文關系的復雜歷史、社會與文化進程，同時與非洲未來主義、主流科幻及原住民研究的相似主題形成互動。杰森認為，未來想象既是概念框架，也是實踐策略，可歸納為五個維度：提出自身問題、重構邊界、宣告未來在場權、浪漫化主權實踐、共同織就未來圖景。這些維度與本次沙龍主題“抵抗、復興與再造”共同構成原住民未來主義的實踐策略。以下結合原住民當代文藝創作與技術應用，具體討論三者現實情境化的可能性。

首先是“抵抗”：解構殖民時空，追求原住民的無限可能，宣告未來在場權與主權。殖民主義的暴力本質是對時空的雙重侵占——既掠奪土地，又通過線性進步史觀將原住民永遠放逐于“過去時態”。抵抗的核心在于重構時間政治：原住民不屑于殖民社會的時間與分類框架，拒絕被規訓牢籠禁錮。

以引擎電影《和平使者歸來》為例，作品將3025年的星際外交與13世紀部落聯盟盟約并置，揭示原住民和平智慧對宇宙文明的引領作用。歷史上，“和平使者”終結了莫霍克、奧奈達、奧農達加、卡尤加和塞內卡五個部落的戰火，帶來團結與尊重；影片未來中，地球實現真正聯邦制，人類領悟“同屬一星球”的真諦，宗教、語言、性向與膚色差異不再構成隔閡，和平不僅是停戰，更是根除不公。當星際挑戰來臨時，莫霍克女外交官與四位使者穿越太空開啟星際會晤，傳遞古老和平智慧如何引領當代人類及地外文明，瓦解了“原始—現代—未來”的殖民進階神話。

這種抵抗還體現在原住民學者對西方科學范式、知識體系與殖民主義、科幻文學共謀的拒絕。迪倫曾說：“原住民自古就在創作科幻，它融入血脈——傳統醫藥、故事本就是治愈的良藥。”這與“復數形式的原住民科學”認知密切相關。學者格雷格·卡耶特指出，原住民科學的精髓難以用文字清晰描繪，誤用詞語會破壞對自然的完整體驗，其核心是圍繞“直接參與自然行動”發展的具身認知。因此，科幻作家筆下角色多根植特定地域，讓讀者習得植物知識、醫藥智慧及融合敘事的食物主權實踐方式。朱莉在第一屆IFI研討會上談到“將技術作為去殖民化工具”的理念：技術能幫助發掘失落的傳統智慧、重現被遮蔽的地理認知，貫通傳統思維與未來科技的交融應用。唯有古今智慧創造性結合，技術才能釋放當代真正的魔力——按文化需求重塑屬于自己的技術應用范式。技術既是抵抗殖民主義的工具，也是原住民重新理解自身科學范式、重塑未來主體性的關鍵媒介。

其次是“復興”：原住民未來主義拒絕將技術視為殖民工具，轉而通過文化轉移激活傳統知識的未來適應性。這種復興不是懷舊，而是存在論層面的再創造——技術是當代儀式，網絡空間是原住民宇宙觀的延伸領域。這呼應了斯卡沃納提的作品《玩偶屋》：基于其短篇故事《唯恐我們記得》創作的90秒引擎動畫，通過投影映射技術呈現在微縮版豪德諾索尼長屋模型上，構想2100年人們重拾近乎遺忘的家族共居長屋傳統，喚起童趣般的驚奇感與淡淡鄉愁，追問“哪些傳統可革新”“哪些本質必須堅守”。復興還包括喚醒傳統器物的當代生命力。貝殼穿珠帶藝術將傳統技藝與數字技術結合：斯卡沃納提的創作中，《和平使者歸來》包含數字渲染的穿珠帶，既有歷史復刻版，也有未來變體，部分實體道具用杰克玻璃彩珠替代傳統材料，在保留歷史形式的基礎上構想外星文明時期的未來。穿珠系列印證了傳統的生命力——當代創作者續寫未來聯盟故事時，穿珠帶仍是銘刻約定的神圣載體。

最后是“再造”：原住民未來主義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僅是想象，更是培育替代性未來的社會實踐，通過IFI的多種實踐藝術方式落地多維行動網絡。

一是教育延續工作坊：指導原住民青年將本民族傳統故事改編為實驗性數字媒體作品（含電子游戲、引擎電影、3D建模與動畫、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既保護延續原住民的故事、語言與傳統，又讓青年掌握當下及未來的數字媒體技術，從“消費者”轉變為“創作者”。目前工作坊正與IFI合作伙伴推進導師培訓計劃，通過培養新一代培訓師擴大覆蓋范圍，逐步構建專業人才與導師社群。

二是思想對話平臺搭建：IFI主辦的年度“未來想象研討會”構建了跨部落知識聯盟，匯聚加拿大及全球的藝術家、學者、社區代表、文化傳承者與科技專家，交流原住民對未來的多元構想。研討會秉持高度跨學科理念，涵蓋主題演講、工作坊、藝術展覽及土地實踐教育，核心命題始終是“原住民如何構想自己的未來”。IFI還通過數字檔案、原住民協議與人工智能實驗室等，使未來成為可觸摸、可認知的集體實踐場域。

回顧這場原住民數字藝術運動，其核心是探索“技術主導的未來中，原住民如何確立自身主體性”。這種文藝實踐本質上是對未來歸屬權的宣言：通過數字媒介重構原住民在技術趨勢中的在場證明，用交互敘事打破線性殖民時間，借虛擬化身延續部落口述傳統，實現數字時代的文化轉移。它為原住民未來主義提供了三個重要維度：技術本體論（重新定義原住民與技術的關系）、敘事認識論（基于部落認知的未來主義敘事）、文化存在論（在數字領域重新演繹原住民宇宙觀與科學觀）。

謝愷晴（主持人）：感謝張媛老師的精彩分享。張老師從原住民視角的探討，不僅回應了聶老師關于南方定義的問題，還通過串珠藝術、數字短片等多元藝術形式，展現了傳統書寫中蘊含的科幻元素。這讓我想起程瑩老師關于非洲傳統主義審美傾向的研究。

其實聶老師的問題可以進一步延伸：首先，本土性是否真實存在？它能否完全獨立于全球北方？其次，本土性是否被民族國家或左翼話語工具化？我記得程瑩老師曾提出過超越這兩種批判路徑的獨特見解。下面有請程瑩老師分享她的觀點。

程瑩：剛才的討論以及聶韜老師的提問都非常重要且很有意思。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今天的討論似乎始于“命名”——比如活動主題“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就體現了這種命名的沖動。聶韜老師提出的問題也具有普遍性，甚至是一種普遍的焦慮：當我們用新命名描述某一體裁或類型時，究竟是在用新方式講新故事，還是在術語或形式包裝下重復舊敘事？換句話說，我們立足于“南方”的思考，是否真的能夠跳脫二元對立的框架？我們是否被置于一種不得不回應“北方”的處境之中，喪失了超越這一敘事的可能性？

有關命名的問題，我注意到在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分支下，可能還存在諸多細分命名。我剛才臨時想到的一個例子是2025年6月底參加非洲文學研究協會年會時，肯尼亞女性電影導演瓦努莉·卡修（非洲未來主義的代表性電影導演之一）提到了一個術語Afrobubblegum來形容她自己的創作。原本，這一稱謂來自對她作品“不夠嚴肅”的批評，她卻反轉性地接受并賦予其新的意義，用來標識一種以愉悅、輕盈與日常為核心的創作立場。這種姿態在我看來折射出不少“南方”創作者乃至批評家所處的共同背景：他們往往不得不與既有的創作與批評規范進行互動和回應，這一語境是他們創作/批評工作的一部分現實。我想這些和命名有關的沖動與焦慮也可能恰恰指向了我們在南方社會中所面臨的一些共通的批評語境。由此,針對聶老師的核心問題——“討論南方的基礎是否只能是北方及其理論框架”，我的個人看法是：北方的確是無法繞開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在南方的影響與存在延續至今，構成了一個難以回避的現實。但與此同時，這并不意味著南方只能被動回應北方，更不意味著必須始終陷入二元對立的邏輯。

在這樣的意義上，命名不僅僅是對外部批評的一種回應姿態，它也可能成為創作者和批評家積極建構自身話語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第三世界”或“南方”未來主義的概念顯現出其合理性，或許這未嘗不是一種整合批評性與創造力、在回應現實的基礎上創造話語空間的方式。

也正因如此，未來主義在南方或非洲語境下的顯影，并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文類選擇，而是與批評語境和歷史經驗密切相關的文化實踐。我在課上有時會與學生討論，為何未來主義在南方或非洲語境下似乎是一種非常可見的類型？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科幻文學的一些經典敘事結構提供了便利框架來處理南方社會的核心議題，比如殖民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尤其是外來的現代性邏輯對非洲及南方國家社會的深遠影響。科幻體裁常涉及“自我與他者”“本土與外來”的關系，因此天然具備與這些問題相契合的問題意識和表達形式。

南方未來主義是否必然被限定為針對北方的“二元反寫”？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出路在哪里？這恰好與前面張媛老師提到的本土思想資源挪用或動員相關，我理解，這不只是后殖民意義上的“反寫”，對傳統的回溯也未必等同于“懷舊”。更重要的，是通過本土思想拓寬科幻的定義與譜系。例如，非洲本土的本體論、宇宙觀等哲學體系未必符合西方經驗主義范式，卻能提出不同于經典科幻的理解未來的方式。比如，有理論家甚至主張將尼日利亞作家圖圖奧拉、索因卡、奧克瑞等人納入未來主義框架，盡管他們的作品未必涉及精密科技或宇宙飛船，但這恰恰說明我們不必以狹隘的方式想象南方未來主義。

“非洲未來主義”典型的美學風格（Kaylan Michael作品）

我也非常同意范老師強調的“再造”面向。從我有限的閱讀和觀影經驗來看，我認為非洲未來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觀照現實且具有行動導向。例如，喀麥隆電影導演貝科洛將他的未來主義影片視為一種“應用虛構”，認為科幻是行動主義與公民意識的空間。我在前面提到的肯尼亞未來主義電影導演瓦努莉·卡修也提出“激進的愉悅”這一概念，其電影《肯尼亞式友誼》因處理同性題材及其“愉悅而非悲慘的結局”在肯尼亞遭禁。在被悲觀主義的外部敘事所籠罩的非洲，這種愉悅被視為一種具有行動主義意涵的“危險”。許多未來主義文本（包括反烏托邦作品）都體現出對悲觀主義套路的抗拒，蘊含著重要的療愈與修復的力量。因此，南方未來主義不僅是批判與想象的空間，其“再造”的力量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最后想補充的是，范老師提到的流行音樂或流行文化場域的未來想象，也是我很希望在未來探討的話題。在大眾文化與藝術領域，最有可能擺脫北方的陰影與焦慮——大眾文化文本更貼近本土語言與日常經驗，不必總是以“回應北方”為前提，因而也能夠更自由地生成未來的想象。

謝愷晴（主持人）：謝謝程老師的分享。您提到科幻文學不僅局限于反思或回歸傳統，甚至能拓寬現有哲學體系，這讓我聯想到相關觀點：非洲語境中“奇幻與科幻的邊界”不像英美科幻那樣清晰；許多拉美科幻作家也反感作品被貼上西方定義的“魔幻現實主義”標簽。感謝您的回應。接下來進入第二個問題：不同藝術形式如何塑造并傳播全球南方未來主義愿景？這些形式之間又如何相互影響？請程瑩老師繼續分享。

程瑩：近期我在非洲調研，有一些觀察可能也與今天的討論有些呼應。在尼日利亞拉各斯時，我參觀了一座新建的約魯巴文化歷史博物館，令人意外的是里面竟有一整個“未來主義展區”。該博物館雖以尼日利亞和約魯巴的文化歷史為主題，卻將未來想象作為理解歷史的重要維度。這不僅僅是一種展陳策略，或許更折射出非洲未來主義獨特的時間觀——在這里，未來并非與過去和當下緊密交織，共同構成對歷史經驗的再闡釋與對現實處境的思考。

從圖片中可以看出，博物館建筑本身頗具未來主義風格。在未來主義主題展區入口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女孩的背影，她們仿佛正步入一個“未來之門”：展區內包含攝影、電影、視覺藝術裝置等不同形式，均由尼日利亞（裔）藝術家創作而成。在這些不同類型的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到大量共通的元素——從約魯巴族的奧瑞沙信仰體系到埃約節等傳統儀式。

我認為“南方未來主義”不同藝術類型之間的互動并非只是停留在表層的跨媒介合作或改編，而是一種深刻的相互嵌入，根本原因在于它們共同根植于本土經驗論和知識體系。不同藝術體裁和形式共享審美與思想資源，因此體裁之間的界限模糊、流動性強。例如，非洲科幻作品與本土口頭敘事和表演文化關系密切：奧卡拉芙的小說Lagoon中，女性主人公原型可追溯至西非傳統信仰中的女性神靈?瓦塔媽咪；她的作品Binti里也融入了伊博思想。這些并非簡單將非洲的神話傳說作為抽象的“文化靈感”或原型，而是對本土思想資源的一種深度動員。

再以喀麥隆導演貝科洛的電影《血色佳人》為例。這部電影也被批評家認為是非洲未來主義電影的代表作之一。該片于2005年拍攝，故事設定于2025年的喀麥隆首都雅溫得。故事圍繞兩位妓女Majolie和Chouchou展開。她們被塑造成未來式的吸血女性形象，利用自己的性吸引力和身體操控喀麥隆腐敗的男性權貴。電影的角色設定與敘事結構都援引了中部非洲地區貝提族的歷史與傳統。兩位女性主人公并非充滿科技感的“機器人”，而是跨越過去與未來邊界的顛覆性存在。她們的行動與貝提族女性秘密社群“mevungo”深度關聯，并借用儀式性元素來突破社會與性別規范的限制。也有學者曾認為，導演貝科洛是在借此諷刺殖民時期錯誤的、有關貝提族的人類學話語（曾有白人人類學家將貝提族描繪為“食人族”）。

從這個意義上看，傳統元素（秘密社群的信仰傳說與表演儀式等）不僅是未來主義影像中技術元素的替代，更成為故事的核心。它們不僅塑造了角色行動的邏輯與身份認同，也賦予影片深層的社會批判功能。例如，通過將個體行為嵌入集體儀式和信仰體系，影片將私人復仇上升為具有公共意涵的社會行動。

從小說、電影、音樂到視覺藝術，非洲未來主義不同體裁和形式之間的緊密關聯，或許正源于它們對本土信仰體系與認識論的共同依賴，使各類實踐能夠在不同媒介中互為呼應，共同建構未來想象。

我前面提到的展覽中有一張圖片我個人特別喜歡：前景是傳統的面具儀式Egungun服飾——這種儀式與死亡和祭祀祖先相關，在儀式過程中表演者需要包裹全身。但我們可以從圖片中看到，即便在這種傳統儀式服飾中，其材質與樣式仍展現出某種“未來主義”的審美風格。圖片背景是尼日利亞新晉時尚設計師的作品。方寸之間兩者并置卻毫不違和，打破了我們熟悉的二元敘事，彰顯了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對我來說，這一意象代表了非洲未來主義中對時間性的理解，以及不同體裁之間密切互動的關系。

謝愷晴（主持人）：感謝程瑩老師！您通過博物館案例和電影分析，生動呈現了非洲未來主義中藝術形式的表演性和行動性——不僅是理念表達，更是能改變物質網絡的文化實踐。您對形式邊界的消解也很有啟發，下面正好請兼具創作者與學者身份的王侃瑜老師接續這個話題。

王侃瑜：先簡單介紹自己：正如愷晴所說，我既是科幻小說創作者，也是科幻研究者。在今天的主題下，各位老師對中國以外的全球南方可能比我更熟悉——我的博士研究依托由ERC資助的共未來（CoFutures）項目組，聚焦全球南方的科幻與未來主義，項目組內每人負責不同區域，我主要研究中國，同事則覆蓋拉美、非洲、中東、印度等地區。因此，我對全球南方整體狀況的觀察，多來自與同事的日常交流及他們的研究分享。

這些創作首先如程瑩老師所說，具有強烈的現實與行動導向——它們不只停留在審美層面，更希望影響現實、參與行動，因為未來正是在行動中被共同塑造的。談論全球南方未來主義時，不可避免會思考“全球北方在哪里”。在過往的未來想象中，全球北方定義的未來已深深根植于我們的默認認知：比如窗明幾凈的高樓大廈、嶄新的宇宙飛船，這類意象通過好萊塢科幻影視等載體植入大腦。但未來并非單一、線性或簡單的存在，我的導師Bodhisattva Chattopadhyay提出了三個核心準則來闡釋“CoFutures”：

第一個是復雜性的未來：未來想象不應只有高樓大廈與宇宙飛船，城中村、貧民窟、土樓等場景也應被納入，不能抹去這種復雜性。

第二個是共時性的未來：全球北方的未來并非全球南方必須追尋的目標，宇宙飛船或高樓大廈不代表“時間上更先進”，南方的未來與北方的未來在當下是共時存在的，而非南方要復刻北方的路徑。

第三個是可共存性的未來：不同未來并非互斥，多種未來可以同時存在，一種未來的存在不會否定其他未來的可能性。

這些準則是我們研究與實踐中持續討論的核心。我們的項目組以現實與行動為導向，并非單純以旁觀者視角研究全球南方未來主義，而是深入現場，既分享觀點，也聆聽和學習一線創作者、實踐者、藝術家的做法。

去年此時，我正在拉美旅行，參與了CoFutures項目組與聯合國秘書長下屬智庫UNGP合作的項目，在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三國開展未來主義與推想工作坊。我們邀請當地藝術家、行動者、原住民社群等共同參與，通過“時間旅行到未來某年某地”的設定，讓所有人圍坐一桌，用卡牌（包含技術、人物、身份等元素）共同編織未來敘事——這不是競爭性游戲，而是每人在前人想象基礎上添加新元素，構建更復雜的共同未來。我們希望傳遞的核心理念是：未來是共有的，而這種推想方法能成為改變現實的推動力，并讓參與者將理念傳遞給更多人。

之所以我們的研究不局限于“科幻”，是因為科幻標簽深深根植于殖民主義根基。在全球南方未來主義運動中，越來越多人希望跳出殖民陷阱，用“未來主義”這一新框架或語匯構想未來，而非被“科幻”“奇幻”“魔幻”等標簽束縛——這些標簽對科學、魔法、超自然的界定，在本土傳統中本就模糊。正如各位老師提到的，拉美或非洲創作者不愿在這些類型間劃清界限，他們更愿稱自己的創作是“未來主義”。但需要反思的是，“未來主義”（尤其是Afrofuturism）因《黑豹》等好萊塢資本推動的作品走紅后，可能成為新的“市場吸金石”。一方面它讓更多人關注相關議題，另一方面也引發批判——就像少數群體曾批判科幻標簽一樣，新標簽可能成為爭奪關注度、資本的“靶子”，這是需要警惕的現象。

電影《黑豹》劇照

此外，范軼倫老師提到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并非只有苦難敘事，這與我的觀察一致：同事分享的文本和作品中，末世想象往往比全球北方更樂觀。北方因曾享受資源優勢，對未來的焦慮多源于“失去現有一切”；而南方的未來想象基于當下現實——即便資源有限、苦難仍在，人們依然相信能在現有基礎上創造新生活方式，在廢墟中生長希望。這種生機勃勃的未來想象，或許能為充滿危機的當下帶來新啟示。

謝愷晴（主持人）：謝謝王侃瑜老師的精彩分享！您提到的卡牌游戲很有啟發，我們集群或師門下次也可以嘗試。程瑩老師和王侃瑜老師的研究與實踐，完美詮釋了德里達將非裔未來主義視作“美學實踐”的觀點。接下來，我們邀請最后一位嘉賓肖老師分享觀點。

肖明矣：非常感謝愷晴的邀請。今天與大家一同討論、聆聽各位老師發言，我收獲良多。我目前就讀于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比較文學系，個人研究尚在探索階段，主要關注中國與非洲在當代文學、媒介、藝術、電影等領域的交流。

比較文學領域正發生諸多變化。以往比較文學多將不同國別文學進行比較，關注其異同；現在則更多拓寬文學文本與藝術作品的概念，重點關注它們如何交互、形成連接關系。這一轉向與“全球南方”概念形成呼應。聽各位老師討論時，我對全球南方這一流行理論產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它處于特定概念譜系中，雖背離殖民理論，卻仍受后殖民批評的影響。后殖民與反殖民不同，反殖民多基于二元對立邏輯，而薩義德提出的后殖民概念，更多從文化角度考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交互關系。其他重要的后殖民思想家如霍米·巴巴探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混雜性及反諷關系；米尼奧洛則指出殖民是現代性的黑暗面。這些后殖民理論的批判關懷與洞見，在當下討論全球南方時依然成立且有效。

但全球南方與后殖民存在差異：后殖民更強調批判與反抗，這一點在全球南方中同樣成立；但全球南方更強調互相連接，正如侃瑜老師提到的“共同未來主義”（Co-futurism）所關注的共在與共同交流的可能性。我認為全球南方概念可關照其“長歷史”維度。

許多學者談論全球南方時會回歸“第三世界”概念——冷戰時期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劃分中，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國家已存在共同合作、構想未來世界格局的想象。因此，全球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世界構想在后冷戰時期的演變。談論全球南方未來主義時，我們通常假定未來是從當下構想的，但或許同樣存在著從過去推想的未來。本雅明認為歷史發展并非線性過程，我們往往無意識選擇了勝利者講述的歷史，而歷史岔路上存在諸多被遺忘、失敗的未來構想，即埋藏于歷史中的希望。因此，討論全球南方時可關注其前身（冷戰時期的第三世界理論）；談論未來時，也可關注過去曾經可能的未來，這會帶來諸多啟示，例如通過冷戰時期第三世界國家文藝作品的獨立性與構想未來的能力，思考其價值與界限。

我的研究仍在摸索中，希望從媒介理論角度探討中非在全球南方框架下的理解可能性。雖然我在比較文學系研究文本、文學及電影等藝術作品，但同時也在思考：通過藝術形式想象未來是否基于表象的邏輯？這種邏輯是否預設了藝術作品與外部世界的二元對立？我目前在美國讀博，觀察到人文研究領域中媒介研究是熱門領域。如果對這一潮流進行癥候性閱讀，我想西方學界對于媒介的關注或許是因其可能超越二元對立，轉而研究藝術作品的產生過程及媒介化過程——這不僅涉及藝術作品本身，還包括基礎設施、人員流動、對他者的想象乃至自然環境，這些都可成為媒介。這種思路或許能為思考全球南方不同地域的交流可能性提供視角。

例如，中國有中華未來主義，非洲有非洲未來主義，但兩者的結合并非簡單疊加，“共同未來主義”面臨挑戰：如何真正理解他者？中文語境中談及非洲時，第一反應可能是遙遠、陌生甚至危險的地方，而這些形象是被媒介化、被調控的，中非之間的距離也是被構建的，非洲在媒介語境中常被他者化。

中非交流的悠久歷史始于前現代時期，而近現代時期非洲問題及種族理論對中國國族意識構建作用顯著；冷戰時期與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對于中國重返聯合國也至關重要。這些交往過程中存在中斷與被刻意遺忘的時刻，而當下中非交流又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復興。

我曾為研討會撰寫論文，考察播客這一新興媒介。我搜索了“小宇宙”平臺上關于非洲的節目，通過算法統計話題分布，并選取兩個探討主播坦贊鐵路旅行見聞的節目作為細讀文本。播客是混合性文本，包含音頻講述、音樂（如畫外音）、節目備注中的照片及講述者與聽眾的互動評論。坦贊鐵路是20世紀70年代中國派遣數萬人與坦桑尼亞、贊比亞合作建設的鐵路，最初用于運輸銅礦，當時便是中非友誼的象征，至今仍是重要符號。我所選取的兩個播客節目中，主播分享了她們在鐵路旅行中的見聞：她們都提到坦贊鐵路的車廂十分整潔，對當地人愛護鐵路的程度感到震驚；旅途漫長（可能持續六七天），她們與當地人成為朋友，其中一位主播提到，一位非洲朋友感謝中國的“禮物”。

這些交往體現出全球南方在日常生活中對未來的烏托邦式團結展望。同時，這一案例也讓我們反思：哪些要素能成為媒介、促成交流？鐵路作為基礎設施，不僅承擔物質運輸功能，還連通了沿途村莊的物質交流、中國游客與非洲當地人的互動，并激發了想象與情感回應。例如，20世紀70年代有詩集《友誼的彩虹》、長篇小說《在非洲密林中》等相關出版物，反映坦贊鐵路修建過程中的點點滴滴；當下浙江大學張勇老師制作了坦贊鐵路的訪談與紀錄片；贊比亞藝術家斯塔利·姆瓦巴也在反思這條鐵路。坦贊鐵路不僅連接了過去對未來友誼的想象，還延伸至當下：2024年有外交項目對這一老舊基礎設施進行維修翻新，重新激活其價值。

回顧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它并非線性的“即將到來的事件”，而蘊含著過去、現在、未來等各種時態與可能性的交互；全球南方是有過壓迫歷史的不同地方之間互相理解，但同樣存在隔膜、誤解乃至種族偏見的可能性集合。感謝大家。

謝愷晴（主持人）：謝謝肖老師的精彩回答。您剛提到本雅明，我剛上完關于本雅明的暑期課程，授課老師也提到，本雅明強調“反向的天使”——天使的目光所看到的過去事物都有意義，而非現行歷史觀認為的過去事物應被拋棄、忽視或視為無用的垃圾。所以肖老師從這一歷史觀出發，講述了過去對重構現在、促進未來想象的新歷史觀及媒介闡釋，我此前未想到建筑、鐵路等能成為情感交流的中介物。請問聽眾朋友們對六位老師的觀點有何疑惑想問？或老師之間有進一步交流的問題嗎？

李廣益：剛才聽各位老師各抒己見，有一些感想可分享。我認為討論全球南方未來主義需明確語境，否則易成不同研究對象的簡單拼湊。我想提出一個參照視角：

去年我們翻譯出版了馬克·費舍2009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費舍指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是彌漫西方世界的支配性文化與精神結構，它控制人們的心理和意識，讓人覺得這一體系無法改變，即便批判也看不到終結或改變的可能，正如被歸到杰姆遜和齊澤克名下的那句話“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資本主義終結更容易”。而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西方知識界這種真誠卻絕望心態的回應。

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晚期資本主義等體系的判斷存在盲區：他們對支配性體系之外的經驗與傳統了解不足，未能在全球歷史和現實基礎上展開思想，因此看不到改變的可能。若援引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提法，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實則將現實烏托邦化，讓人覺得即便現實糟糕，改變后的狀況可能更差。

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并非成熟、命名與對象有清晰線性對應的概念，而是需要在時事中以敏感把握、召喚的存在。以奧科拉弗提出的“非洲未來主義”為例，2019年其宣言發布后的五六年間，世界各地出現大量以區域為前綴的“未來主義”，形成全球南方未來主義風潮，即便許多提法源自西方內部，仍構成精神與思想趨勢。這與我們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否相關值得思考。從前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控制的未來想象與話語對全球思想的宰制正松動，取而代之的并非某一成熟新想象（否則只是霸權更迭），而可能是多中心興起——不僅政治經濟多極，文化思想也多極。如侃瑜老師所說，科幻文類因強烈殖民性或被英美科幻、好萊塢電影塑造的特定認知，可能阻礙多元想象，因此用更寬泛的“未來主義”承載不同想象的發展。

剛才提到，未來想象不僅是當下形而上的展開，還需納入過去的地方性經驗與傳統。這一好處在于，未來想象如“共同未來主義”所言是“百川歸海”，并非將某一特殊性升華為普適性，而是真正吸納多樣文化傳統，朝向尚未清晰界定卻可能存在的新形態。若全球南方未來主義容許能動性發揮，可借用賀雪峰老師“呼嘯著走向田野”的說法，我們應“呼嘯著走向全球南方”，實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全球南方未來主義的想象雖有灰暗反烏托邦內容，但更多帶有樂觀、希望或烏托邦性質，這構成對虛無、絕望、反烏托邦頹廢主導的未來想象，以及對刻板現代化城市生活想象的回應，朝向可能性開放的新方向。

需提醒的是，“過去”不應局限于古代或前現代的傳統民俗（無論民間或廟堂），還必須包含20世紀的革命、斗爭、沖突歷史——這是全球南方過去的一部分。唯有融通文明傳統與現代革命斗爭解放歷史，全球南方的未來想象與探索才真正接地氣、具建設性。

謝愷晴（主持人）：正如廣益老師所說，全球南方未來主義的想象并非取代另一種普遍性或霸權，而是提倡不斷變更、開放、召喚新話語的未來世界。如科幻始終伴隨現實技術與境況生發新思考和故事，我們今天探討的未來議題也將在開放語境中隨時代變遷更新。謝謝廣益老師的分享，為今天的活動畫上了圓滿句號。

（整理：陳夢蝶、黃亞菲）

*配圖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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