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家卻不能回！35萬朝鮮族，為何要漂泊在中亞艱難求生？

在上世紀那個炮火連天的年代，有一群人，被火車一車又一車地趕進荒漠，從海邊遷到內陸，只為了“安全”兩個字。

他們的后代，如今已經(jīng)過去近一個世紀，卻依然在中亞的土地上，努力證明自己究竟來自哪里，又屬于哪里。

他們，就是中亞的高麗人。

在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這些中亞國家之間，如今大約生活著35萬高麗人。

他們膚色偏淺，說俄語多于朝鮮語，吃著韓式泡菜，卻更熟悉當?shù)氐淖ワ垺⒖救猓麄兊纳矸萦行擂巍?/p>

從外表看，他們像朝鮮人；從語言看，他們是俄語區(qū)的一部分；從心理歸屬看，他們既懷念著祖先的土地，又已經(jīng)在這片異鄉(xiāng)扎下了根。

但這群人的故事，絕不是“自愿移民”的浪漫敘事，而是被迫遷徙的歷史殘影。

時間要倒回到19世紀中葉。

那時候的朝鮮半島災荒頻發(fā)，百姓活不下去，很多人開始往北逃，越過圖們江、鴨綠江，涌入中國東北，也有一部分進入沙皇俄國的遠東地區(qū)。

那片靠近我國東北，氣候極冷、土地荒蕪的地方。

這些人被稱作高麗人。起初他們種地捕魚，修鐵路，也算安身立命。但命運的轉折總是來得讓人措手不及。

1937年，蘇聯(lián)政府以“防止日諜滲透”為由，突然下令把遠東的17.2萬朝鮮人，全部強制遷往中亞地區(qū)。

理由聽起來冠冕堂皇，實質上就是毫無準備的流放。那一年，哭聲伴隨著火車汽笛一路回蕩在歐亞大陸。

那場遷徙，是一場沒被足夠記住的苦難。

從遠東到中亞，一列列悶罐車整整跑了一個多月。

車上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暖氣。

許多人病死、餓死、渴死。老人和孩子尤其多。

最后能活著抵達的人，都是命大的。

到了中亞，他們被安置在荒涼的地方，戈壁、鹽堿地、沙丘邊。

沒有房子，就自己搭草棚；沒有水，就挖井；沒有種子，就靠分配。

后來有人回憶說，剛遷去那幾年，連面包渣子都舍不得扔，因為那是活命的東西。

可正是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高麗人憑著吃苦耐勞、不服輸?shù)膭蓬^，一點點在荒地上種出了糧、開出了村。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逐漸變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形態(tài)”。

但心里那個“家”，始終沒有消失。只不過，家越來越模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高麗人在中亞已經(jīng)有了穩(wěn)定的社區(qū)。許多人成了教師、醫(yī)生、工程師，也有不少人從事農(nóng)業(yè)研究、中學教育。

蘇聯(lián)政府也需要他們去填補中亞的開發(fā)建設，于是社會地位逐漸改善。

這一代人仍然在家庭里說朝鮮語，吃韓食，過節(jié)時唱民歌。可到了他們的孩子身上，情況改變了。

尤其是80年代以后，蘇聯(lián)解體，中亞獨立，新的民族政策出來后，原本的多民族和諧氛圍突然變得復雜。

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紛紛強化民族認同，學校課程、語言政策都在變，高麗人夾在當中，不知自己該往哪靠。

很多高麗青年已經(jīng)不會說朝鮮語了。

他們在烏茲別克斯坦看電影用俄語，在學校說當?shù)卣Z，手機聊天也是西里爾字母。

但他們又清楚，自己的名字、臉、飲食，都帶著“異質性”。

這讓他們在就業(yè)、婚姻中時常受限。

不少人被稱為“外來民族”，在社會資源分配上處于邊緣。

不是赤裸的歧視，更像一種“看不見的隔層”。

他們明明在那片土地生活了近百年，卻仍然被提醒：你不是我們的一部分。

中亞的高麗人群體有個很特殊的尷尬，他們在朝鮮半島那邊找不到故鄉(xiāng)，在所在國也不算主流民族。

而要完全融入中亞主流社會，又因為外貌和歷史身份，總顯得“格格不入”。

更復雜的，還有大國博弈的外部力量。

近年來，俄羅斯重啟遠東開發(fā)，有意吸引曾經(jīng)的“高麗人后代”回歸，加上美國在中亞地區(qū)的存在，使一些國家的民族政策出現(xiàn)收緊趨勢。

但是，事情并非全然負面。中方的參與，讓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近年來，隨著我國與中亞五國關系不斷加深。

鐵路互聯(lián)互通、產(chǎn)業(yè)園區(qū)合作、農(nóng)業(yè)援建項目等工程落地，這些看似宏觀的合作，其實實實在在改善了高麗人社區(qū)的生活環(huán)境。

烏茲別克斯坦有高麗人參與我國援建的棉花加工廠項目；

語言重新學起來；春節(jié)、中秋這樣的節(jié)日重新被重視；甚至有的高麗裔老人，把存下的錢寄來我國東北，說想在那片離祖先最近的地方安葬自己。

一種“回家的愿望”，不再是地理意義的，而是精神意義的歸屬。

他們在社交平臺上上傳韓式料理視頻，也分享漢語學習的日志。他們在評論區(qū)說：“我們不想再讓祖輩的語言消失。”

有人組織民樂團，改編傳統(tǒng)樂曲；有人用俄語拍紀錄片，講述高麗村的歷史；也有人成立青年社團，希望讓族群重新團結。

他們開始重新問自己的父母：我們的祖先是誰？來自哪片土地？

而許多父母在回答時，都會帶著一種復雜的口吻，既說出“我們是高麗人”，又會補充“但現(xiàn)在，我們的朋友在中國最多”。

在很多中亞高麗人心里，“回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種身份認同的追尋。

正如一位年輕高麗裔博主在短視頻中感嘆的那樣，“也許我們不能回到過去的家，但我們可以讓未來像家一樣溫暖。”

回頭看，中亞35萬高麗人的命運，其實是近代東亞民族遷徙史的縮影。

家，不只是出生的地方，也可以是心安的方向。

那么，遠在中亞的他們，是否終有一天，能真正說一句“我們終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