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陳錫聯得知此事后氣憤不已：我還能上前線

1999年5月，新聞里不斷傳來北約轟炸南聯盟的畫面。北京一處安靜的院落里，年過八旬的陳錫聯聽完通報，沉默片刻，忽然聲音一沉：“我雖然年紀大了，但還能上前線。”在場的人一時都有些發怔，這不是一句客套話，而是從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的老戰將下意識的本能反應。

這一句話，把人拉回到另一個時代。許多人只記得他是開國上將，是國務院副總理，是沈陽、北京兩個大軍區的司令員，卻未必清楚，他的一生，是怎樣一步步從一個窮苦孩子，走到能在關鍵時刻被托付“掛帥”的位置，又為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對戰爭二字反應如此強烈。

追溯陳錫聯的經歷，要從大革命失敗后的鄂豫皖蘇區說起，也要從新中國成立后那支“從步槍走向大炮”的人民軍隊說起。

一、窮苦少年走上“刀口”

1915年，陳錫聯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詹店鄉彭家村。那一帶后來被稱為“將軍縣”，但在他童年時，只是戰亂和饑荒輪番光顧的窮鄉僻壤。5歲喪父，家里一貧如洗，母子相依為命，經常得靠上門討飯才能勉強度日。

在這樣的環境里，“念書”兩個字顯得太奢侈。他跟著母親四處乞討，挨餓受凍是常有的事。對很多同齡孩子來說，未來也許還可以模糊地幻想一下，但對他來說，眼前能活下去就不容易了。

1929年前后，鄂豫皖一帶的紅軍游擊隊漸漸多起來。紅軍在當地分田分地、宣傳革命，對窮人來說，這是第一次看到命運有可能被改寫。14歲時，陳錫聯萌生了去參加紅軍的念頭。母親卻死活不同意，拉著他一邊哭一邊說：“你這么小，娘身邊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了，怎么活？”

少年心里其實很清楚這一走意味著什么。留下來，日子也不過是討飯混一天算一天；走出去，雖然危險，卻多了一線改變的機會。他白天照常干活，裝作什么都沒發生。直到有一天夜里，看母親睡下，他輕手輕腳起身，回頭望了一眼屋里那團蜷縮的身影，然后咬牙邁出門檻。

這一走，他再回到家鄉，就是幾十年以后了。命運，也在這一刻悄悄拐了彎。

參加紅軍時，他年紀小、個子不高，但腳勤手快，跑得快、干活搶前頭。戰斗里，端著槍就沖在最前面，很快得到了連隊干部的注意，不久被吸收入黨。文化程度低，是擺在他面前的難題。班長和黨代表就利用休息時間教他認字、講革命道理。識字不多，他卻記性驚人，白天戰斗、夜里練字，日子就是這樣一點點熬過去。

在一場場小規模戰斗里，他總是第一個沖，撤退也是殿后。戰友們看他瘦小卻爆發力驚人，又剛硬能頂事，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小鋼炮”。這個綽號，后來被毛澤東記在心里，成為他和炮兵結緣的一個伏筆。

二、川陜蘇區的“硬仗專家”

進入上世紀30年代，鄂豫皖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部隊轉戰到川陜一帶，紅四方面軍逐漸發展壯大。1933年，蔣介石任命四川軍閥劉湘為“剿匪”總司令，糾集20多萬川軍向川陜蘇區壓上來，聲勢很大。

那時的紅四方面軍，雖然打了不少勝仗，但對敵人這次大規模進攻的力度估計不足，還是準備以收緊陣地、伺機反擊為主。就在這種緊張局勢下，陳錫聯已擔任第30軍第88師第263團政治委員，被派去堅守火峰山要地。

有一次，他和團長邵烈坤在陣地上，突然發現前沿陣地有人往后跑，口里還喊著“神兵來了”。原來，川軍雇了一些人，披掛亂七八糟，裝神弄鬼，自稱“刀槍不入”，想用這一套給紅軍制造心理恐慌。這種把戲，在當地老百姓中頗有市場，對剛擴編不久的新兵來說，也確實有點嚇人。

“再亂就完了。”陳錫聯一看苗頭不對，立刻把預備隊第二營調上來，親自端起槍往山下沖，邊跑邊朝戰士吼：“什么‘刀槍不入’，今天就讓你看看我們的槍認不認你！”一邊開火一邊壓上去，逼得那些“神兵”亂了陣腳，被打得落花流水，原形畢露。

戰斗勝利后，他因為指揮得力被提升為第四軍第10師副師長，后來又調任第11師政治委員。短短幾年時間，從一個窮孩子成長為紅軍重要指揮員，靠的就是在這種緊要關頭頂得住、穩得住。

1935年前后，為了配合中央紅軍北上，紅四方面軍在川北、陜南一帶發動一系列戰斗。陳錫聯率部渡過嘉陵江，占領劍閣、閬中等地，隨后又北上轉戰。他在土門戰役中率部攻占千佛山，連續數日鏖戰，身體透支嚴重，出現嚴重腹瀉，被迫送進醫院休養。

就在他住院期間，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長征的局面隨之打開。后來部隊在陜北整編，他又被任命為第十師師長。一場場苦戰下來，他在隊伍里的威信越來越高，“小鋼炮”的名頭也越傳越響。

真正讓他名震全國的，卻是抗戰全面爆發后的一次奇襲。

三、夜襲陽明堡：名將一戰成名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打響。八路軍改編成正規部隊，129師在劉伯承、鄧小平的帶領下開赴華北敵后。22歲的陳錫聯，被任命為129師先遣團團長，這個先遣團后來番號改為第769團。

同年10月，華北忻口戰役打得異常激烈。日軍的飛機源源不斷從前線上空飛過，對忻口、太原實施轟炸。部隊轉移到代縣以南滹沱河一帶時，陳錫聯留意到一個細節：敵機起降的方向和時間似乎有規律，這說明附近很可能就有日軍機場。

他一方面打聽當地百姓，一方面通過與國民黨軍接觸了解情況，很快獲得線索：在滹沱河南岸陽明堡南面，日軍修建了一個臨時機場，停放了不少作戰飛機。經過幾天偵察，機場外部警戒、內部飛機停放位置都摸得比較清楚。

這時擺在面前有兩條路：一是繼續在山地打游擊，避開正面硬碰；二是鋌而走險，夜襲機場，直接摧毀敵機。討論時，很多人心里也有顧慮——那可是日軍重要設施，萬一暴露，后果不堪設想。

陳錫聯把地圖攤開，在燈下反復推演，最后定下主意：打！還具體確定了進攻路線、爆破分工和撤退路線。10月19日夜，部隊悄無聲息地接近機場。在10連火力掩護下，11連突擊隊員匍匐接近，一旦摸到飛機跟前，就把手榴彈塞進機艙或油箱。

隨著幾聲巨響，大片火光騰起，機場瞬間被烈焰吞沒。24架日機在短短不到一小時內被點燃，爆炸聲、油料燃燒聲混成一片。完成任務后，769團按預定路線迅速撤離，沒有被敵人形成包圍。

這次夜襲陽明堡行動，直接減輕了忻口和太原守軍的空中壓力，也極大振奮了全國的抗戰士氣。鄧小平代表129師首長找他談話時，開門見山：“你陳錫聯會打仗，將來一定是個將才。”毛澤東、蔣介石也都對這次戰斗作過高度評價。

多年以后，陳錫聯回憶這一戰時還說，那時經驗不足，主要憑勇敢硬上。事后想想，如果能把老鄉家的油都收購起來，集中使用，說不定火力更猛，效果更大。這種事后反思的習慣，也為他后來領導技術兵種埋下了伏筆。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他先后擔任副旅長、旅長、軍分區司令員，在太行山一帶和日偽軍周旋多年。一次激戰中，敵人子彈從他下巴射入，從頸后穿出，險些當場奪命，臉上留下明顯疤痕。戰士們笑著說他是“軍中趙子龍，槍炮不認”，其實危險程度，外人很難想象。

二、從宿縣到重慶：大兵團作戰中的關鍵一環

抗戰勝利后，國內局勢迅速變化。全國戰局重新洗牌，陳錫聯所在部隊被編入第二野戰軍，參加中原突圍和大別山轉戰。1947年，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他率領第三縱隊跨過隴海路、越過黃泛區，率先搶渡淮河，很快在皖西打出一片局面，僅半個月就殲敵兩千多人，解放九個縣城，為鞏固大別山根據地打下基礎。

隨后，在華東戰場的大決戰中，他又出現在宿縣、淮海的戰場上。淮海戰役期間，宿縣是敵軍苦心經營的堡壘城市，日軍早年修建的防御工事仍在，國民黨軍把它當作要死守的樞紐。攻堅難度可想而知。

作戰中，陳錫聯指揮部隊步步為營，反復穿插，對敵堅固據點多次試探打擊。整場戰斗打得極為慘烈，據說許多地方地表被炮火翻成平地。他最終率部殲敵萬余人，徹底撕開這道口子，為后來黃百韜兵團的全殲創造有利態勢。

解放戰爭后半段，他又帶兵渡江南下，截斷浙贛線，迂回大西南。在復雜地形和敵人頑抗面前，他采用靈活機動的戰法，突然出現在對手后方，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殲滅宋希濂兵團。

1949年11月，西南戰役進入關鍵階段。陳錫聯率部參與解放重慶。11月30日，重慶宣告解放，新的市政工作必須迅速展開，以確保社會秩序穩定。第三機關進駐重慶后，他被任命為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在槍聲尚未完全遠去的城市里接過了另一種責任。

這一階段，陳錫聯已經不僅是一名沖鋒在前的戰將，還是能夠同時兼顧軍事行動和地方接管的高級將領。這一點，為他后來走上更高層次的崗位打下了基礎。

三、“小鋼炮”掌管炮兵：從步槍到大炮的跨越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開國大典閱兵時，天安門廣場上也有炮兵方隊，但整體裝備水平與世界強國相比，差距仍然明顯。很多軍內外人士都清楚，要想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立得住腳，必須盡快建立起一支強有力的炮兵力量，加速陸軍的機械化進程。

1950年，中央軍委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和國防需求，作出建立強大國防軍的決策，兵種領導機關的組建被提上日程。涉及炮兵時，毛澤東提到一個名字：“紅四方面軍有個陳錫聯，外號‘小鋼炮’，搞炮兵還是他最在行。”

就這樣，1950年8月1日，以第四野戰軍特種兵縱隊機關為基礎在北京組建的炮兵領導機關正式成立，陳錫聯受命出任炮兵司令員。此時他還不到40歲，是開國上將中最年輕的一批。

令人意外的是，他剛一走馬上任，朝鮮戰爭就爆發了。國內剛剛從長期戰爭中稍喘一口氣，又不得不面對新的考驗。中央決定，派出志愿軍參戰。支援前線，炮兵必不可少，而這支炮兵部隊還相當稚嫩，組建和擴編任務壓在了陳錫聯團隊肩上。

在很短時間內，大量炮兵部隊從無到有、由小變大。他與劉亞樓等人多次赴朝鮮前線實地了解戰況，回國后又全力投入國內防空體系和炮兵擴建工作。到1953年年底，全軍預備炮兵已發展到23個師，其中包括6個高炮師、2個火箭炮師，外加22個獨立營、88個團，總規模超過30萬人，比1950年擴充了數倍。

炮兵既是戰斗兵種，又是技術兵種。陳錫聯出身貧苦，文化基礎薄弱，這在新形勢下成了他必須補上的一課。他先后到軍事學院、政治學院系統學習，還隨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聯觀摩原子彈實爆演習，對現代戰爭的技術特點有了更直觀的認識。不得不說，這種主動“補課”的態度，在當時的老一代將領中具有代表性。

隨著一批批新炮兵部隊投入朝鮮戰場，志愿軍在火力上的差距逐漸縮小，某些局部戰斗甚至實現反壓制。1952年秋季反擊作戰中，一支步兵連在進攻時往往能得到八到十個炮兵連的火力支援，戰場態勢與參戰初期相比有了明顯變化。

在上甘嶺戰役中，志愿軍炮兵持續進行火力支援和反擊，打退敵軍數百次沖鋒，摧毀大量飛機、火炮和裝甲車輛，給敵人造成重大傷亡。毛澤東后來評價當年的秋季作戰時專門提到，工事堅固、指揮得當、兵員勇敢固然重要，炮火的猛烈同樣是致勝的關鍵因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陳錫聯領導的炮兵并不僅在朝鮮戰場發揮作用。1958年前后，在沿海方向的炮擊金門行動中，地面炮火對臺海局勢形成強大震懾，這背后同樣離不開前幾年扎實的炮兵建設。

三、導彈靶場與東北邊防：從炮兵到大軍區

1955年，40歲的陳錫聯被授予上將軍銜，成為全軍最年輕的上將之一。此后多年，他在炮兵建設上繼續下功夫。各軍區陸續成立炮兵指揮學校，各類技術、文化院校也相繼組建。1957年7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學院成立，他兼任院長，負責培養新一代技術骨干。

同一時期，中央決定籌建導彈試驗靶場，這是新中國邁向導彈時代的重要一步。陳錫聯牽頭參與靶場選址勘察，既要考慮地形和氣候條件，又要兼顧安全和發展空間。通過實地和空中勘察，最終將酒泉確定為綜合導彈試驗靶場地點。后來那里成為中國航天和導彈事業的重要基地，這一步決策意義重大。

1959年10月9日，他在炮兵崗位上突然接到新的任命。周恩來通過國防部向他傳達，調他到東北，接任沈陽軍區司令員。這一地區戰略地位極為關鍵，既是對北對東的前沿，也是重工業集中區，戰備任務十分繁重。

上任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戰備體系建設上。重點方向、首腦機關防護、后方基地、特種兵工程，一項項梳理，統一規劃。長山要塞區被擴編，設防建設與戰備要求捆在一起推進，不再各自為戰。可以說，在那個時期，沈陽軍區的戰備水平有了明顯提升。

在他擔任司令員的十多年里，沈陽軍區涌現出一批聞名全國的先進典型。雷鋒、劉英俊、廖初江、“紅九連”等熟悉的名字，大多與這片地區有關。那時部隊大力倡導的觀念，是在戰斗準備之外，把作風和精神建設同樣當回事。

雷鋒因公殉職后，駕駛員喬安山一度思想負擔很重，擔心自己難以面對組織和群眾。陳錫聯作為軍區司令，親自過問此事，把人叫來談話，既嚴肅指出問題，又勸他從事故中吸取教訓，別被陰影壓垮。喬安山回憶時，說正是這一次談話讓他重新站穩了腳跟。

從1966年到1976年，國內政治環境復雜多變，東北和華北形勢一度十分緊張。在這十年間，陳錫聯先后擔任沈陽軍區和北京軍區司令員，又兼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承擔起維持大局穩定的重要職責。由于他長期擔任大軍區主官，毛澤東習慣稱他為“陳司令”，在1974年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與他握手時還笑著說：“陳司令，忙啊。”

三、掛帥主持軍委與遲暮之年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陳錫聯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國家體委和國防工業等方面工作。他從槍桿子所在的一線部隊走向更高層面的統籌位置，但與軍隊和國防的聯系從未中斷。

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專門接見了他。那時毛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視力也受影響。陳錫聯走上前，擔心主席認不清，就主動報上名字：“我是陳錫聯。”毛澤東聽后，緩緩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你要掛帥啊。”會后又重復一次，語氣依舊鄭重。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毛澤東身患重病，國內外形勢都十分嚴峻。就在這時，毛澤東建議由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決定在葉劍英養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談到這一安排時，毛澤東給出了自己的判斷：“陳錫聯從小參加革命，帶過炮兵，帶過兵團，在國務院有個職務，就讓他管一下吧。”

主持軍委期間，他面對的是局勢復雜、風浪不斷的時期。重大軍隊事務，他都要及時與葉劍英溝通，力求把握好方向與分寸。這一階段，他做了大量協調、穩定性工作，雖然外界很少看到細節，但在許多老同志的回憶中，對他的穩重和克制都評價很高。

改革開放啟動后，國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1980年前后，為了推進干部新老交替，陳錫聯與一些老一代革命家主動提出辭去領導職務，得到批準后，轉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逐步退出一線。

退休后的日子，看起來平靜，但他對國家安全和軍隊建設的關注并沒有淡下來。每當國際局勢出現波動，相關消息傳到他耳中，總要聽得很細、問得很細。1999年5月，北約轟炸南聯盟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事件發生后，他在病中聽到匯報，情緒非常激動，說出那句“還能上前線”的話，并不是簡單的憤慨，而是幾十年軍人生涯形成的本能。

試想一下，一位14歲參軍、幾十年在前線摸爬滾打的老將，經歷過川陜蘇區的血戰、長征途中的艱難，也經歷過陽明堡夜襲的驚險、淮海宿縣的激戰。晚年看到類似場面，自然無法無動于衷。遺憾的是，就在那年6月10日，他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

有人用“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來形容他的精神，大致貼切。他的一生，橫跨舊中國的亂世與新中國的崛起，從一支窮得叮當響的紅軍隊伍，到炮兵、導彈部隊不斷壯大，再到大軍區和軍委的統籌調度，幾乎見證了新中國國防體系從零起步、逐步完善的全過程。

而那句“還能上前線”，既是他個人性格的自然流露，也是老一輩革命軍人共同的底色。只要國家安全和尊嚴遭到挑戰，他們的第一反應，仍然是那支最熟悉的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