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沈醉等特赦戰犯分配工作，結果頂頭上司曾上過軍統黑名單

1962年初，北京的風還很冷，東城一帶的胡同里卻時常能聽到一種略顯特殊的腳步聲。不是衛兵，也不是機關里來去匆匆的工作人員，而是一批剛剛結束勞動鍛煉、即將回到工作崗位的“特赦戰犯”。他們走得不快，也不愿走得太響，好像生怕驚動了什么舊事。

這一年，是全國第二批特赦戰犯在北京紅星人民公社舊宮大會勞動滿整一年的節點。按照安排，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要結束農田里的勞動改造，重新被分配到黨和國家機關從事具體工作。站在這個關口，許多人心里都不免犯嘀咕：新生活要開始了，可過去的賬，真能一筆勾銷嗎？

在這些人里，有一個名字格外刺眼——沈醉。曾經的軍統少將、戴笠的得力干將，如今的“特赦人員”，即將變成一名“文史專員”。這道跨度，不得不說有些戲劇性。

有意思的是，他未來的頂頭上司之一，恰恰是早年被軍統列入黑名單、差點慘遭毒手的老地下黨員閻寶航。命運拐了一個彎，又把他們安排到了一張辦公桌的前后。

一、從軍統要員到“文史專員”

1962年，這批在舊宮勞動的特赦人員滿訓期，中央有關部門開始研究他們的去向。根據當時已經形成的政策原則，對已經受到改造、認罪態度較為誠懇的原國民黨戰犯，可以有組織地安排他們參加適合的工作，但崗位性質要慎重選擇，多以文史、資料整理這一類為主。

沈醉心里明白，最有可能的去處，無非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因為就在前一年，第一批特赦人員里，已經有人被安排到那里擔任文史專員。他對這套流程并不陌生，卻說不上期待。

原因有兩點。

一方面，全國政協云集了大批民主人士、黨外知名人士和社會賢達，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或多或少都被軍統跟蹤、監視乃至迫害過。沈醉在軍統時，長期在重慶、南京活動，面對面見過的“對象”，就有不少在政協任職。想到今后要低著頭在同一座樓里擦肩而過，他心里說不出地別扭。

另一方面，他更希望留在北京政協機關，或者干脆回湖南，和國內唯一的女兒住在一塊。這個念頭，說出去也許會引人非議，但在人到中年之后，家人之情總歸越發看重。他很清楚，自己不方便主動提出調配要求，怕惹出“挑三揀四、不服從組織安排”的閑話，只能把想法憋在心里。

最終的決定沒出意外。下達的文件里寫得很清楚：沈醉，與范漢杰、羅厲戎等人，一并分配至全國政協，任文史專員，按月發給工資一百元。就那個年代的標準而言，這個待遇并不低，事實上可算優厚。但待遇之外的那些心理關口，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

他拿著介紹信和文件，按程序報到，領到了文史專員的醫療證，還發了政協禮堂俱樂部的出入證。手續很簡單，幾道章蓋下去，一位昔日軍統少將的社會身份，就這樣被重新定義成了“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從那天開始，他要面對的，不再是密令、暗號，而是一頁頁發黃的檔案、一段段尚待梳理的歷史材料。看似輕松，實則考驗更重。

二、舊相識在北京重逢

沈醉心里并非沒有準備。自從被特赦走出監獄那天起，他給自己立下了一條規矩：凡是被軍統迫害過的人，凡是因軍統行動受過傷害的家庭，只要碰見，不管對方是罵是怨，是冷面還是怒目，他都不還口、不爭辯，只認罪，只道歉。不講條件，不講面子。

這種念頭看上去決絕，落實到日常，其實并不輕松。講理不難，挨罵不還嘴卻要咽下很多口氣。尤其對于一個在舊社會習慣發號施令、習慣“抓人”的軍統軍官來說，這種轉變幾乎等于性格重塑。

到政協報到沒幾天，他就遇到了心里一直忌憚的人。

那天，他從政協禮堂后門準備去餐廳吃飯。走到門口，一抬頭，看見兩位熟面孔：全國政協副主席高崇民，政協常委閻寶航。兩人正要入內，工作人員小聲提醒他：“這是高主席。”其實不用提醒，他早在重慶時代就遠遠看見過。

場面一時有些微妙。過去與現在，一前一后的身份差距，讓空氣安靜了幾秒。

閻寶航主動打了圓場，對高崇民說道：“這位是沈醉，特赦以后到我們這兒工作。”語氣平和，看不出半點翻舊賬的意思。

高崇民伸出手，很自然地同他相握：“你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我看過了。有些材料，對研究那段歷史很有用。有條件的話，你還可以再多寫一點，把你們軍統內部的情況講清楚，讓后人有個真實的了解。”

這話不多，卻意味很足。一方面點到了軍統，一方面又把重心落在“歷史研究”上，既沒有追問個人恩怨，也沒有當場翻舊案，只是提醒：事情要說清楚，要留下記錄。

沈醉簡單客氣地應了幾句，心里卻五味雜陳。告別之后，他突然沒了去禮堂餐廳的胃口，只轉身到小賣部買了些東西，繞回機關食堂，一頓飯吃得索然無味。

高崇民這個人，他并不陌生。早在1941年，他第一次到重慶時，就聽說這位“東北救亡總會”的領導人之一要在重慶成婚，結果戴笠卻送去一大筆賀禮。對當時的軍統人員來說，這簡直像是一個謎。

軍統一向對東北進步團體戒心極重，對所謂“救亡總會”之類組織更是反感。戴笠本人對左翼活動更是避之不及，甚至極力打壓。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居然給高崇民送去巨額禮金。這事，沈醉當時也納悶了很久。

謎底沒有馬上揭開。到了1942年，他被調到軍統局總務處任處長，出入戴笠辦公室成了家常便飯。有一次，“東北特別工作組”的組長對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知道嗎？高崇民把戴局長送的那筆錢，拿去辦了一個進步刊物。”

沈醉頓時愣住，追問一句：“這種事寫報告了嗎？”

對方當然回答：“寫了，怎么可能不寫？這是正經情報。”

按理說，這樣的“重要情報”，軍統內部會高度警惕，甚至迅速采取行動抓人。可遲遲沒有動靜。直到某一天，他拿文件進戴笠辦公室請示，剛好聽到戴笠與人談到這件事。忍不住插一句：“這人為什么不抓？”

戴笠臉色一沉，只甩下一句：“你懂個屁！”便不再搭理。他只好訕訕退下。

事情真正有了進展，是在抗戰勝利后。某天，新華社廣播里傳出消息：高崇民被任命為東北某省省長。廣播一出，軍統那邊迅速作出反應，戴笠下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立即逮捕。

那時，高崇民仍住在重慶郊區。特務上門，撲了個空。接著，他們又在水路檢查站設卡搜查，結果依舊無功而返。后來才查明，高崇民是借助軍統內部人員王化一的幫助，悄然離開重慶，躲過一劫。

多年以后，政協禮堂后門的短暫握手，仿佛給這些舊事畫上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括號。當年的“抓捕對象”，成了如今的副主席；當年的軍統處長，卻成了他的下屬文史專員。政治格局的變化，濃縮在這一握之間。

三、黑名單上的頂頭上司

在全國政協機關里，沈醉真正要天天見面、打交道的頂頭上司，不是高崇民，而是閻寶航。

這個名字，在軍統內部并不陌生。早在抗日戰爭中后期，軍統已經把他列入重點監視對象，甚至列入黑名單。只是那時社會上普遍知道他是張學良部下的骨干，卻不知道他早已是中共地下黨員。

抗戰期間，蔣介石想把東北一批上層人士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多次找機會與閻寶航接觸，試圖拉攏。戴笠也很上心，專門設宴邀請這些東北軍出身的要人到重慶。這些飯局上，沈醉曾多次見到閻寶航，都是在大桌子上隔著好幾個人，彼此不過點頭示意，很少交談。

后來，閻寶航脫離那種表面的“周旋”，主動到重慶一家兵工廠為工人辦福利事業，表面看是做統戰工作，實際上更有利于他從內部配合中共的抗日活動。對軍統來說，這一舉動極其敏感。幾乎每一家兵工廠，軍統都有自己的特務組織，密切監視人員出入和內部動向。

閻寶航所在的兵工廠，也在重點盯防之列。可長期偵查下來，軍統始終沒能抓到確鑿證據。人是盯著的，線索也有，卻總差一步。這樣的人物，在特務機關眼里就更加危險。因此，在軍統內部的黑名單上，“閻寶航”三個字被重重劃了一道。

時間拉到1946年2月，地點在重慶較場口。那一年的舊政協慶祝大會，本是群情振奮的場合，卻被國民黨特務的暴力行動攪得一片混亂。特務們沖到現場，對民主人士和愛國群眾大打出手，場面極其狼狽。閻寶航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也在現場，險些被打傷。

多年以后，他在全國政協的辦公室里，說起這段經歷時，語氣依舊沉著，卻不難聽出那份刻在記憶里的憤慨。他對沈醉說：“那天要不是有些群眾和工作人員擋著，說不定就要挨上一棍子了。特務下手的時候，是不認人的。”

面對這樣的講述，沈醉只能一次次道歉。有時一句：“那時候我在軍統局任職，雖然不一定直接參與，但責任難辭。”有時干脆只說：“那都是罪行。”話不多，卻是真心認帳。

閻寶航通常會接著說：“這不是在說你個人。我恨的是蔣介石，沒有他的授意，你們那些人也不敢在大白天、當著幾萬群眾的面那么干。你們算是執行命令的人。”

這幾句話里，既有清晰的政治判斷，也有一種出奇寬厚的態度。他區分個人責任與體制責任，卻并沒有抹去實質上的罪行性質。這種分寸感，對當時剛剛從高墻之內走出來的特赦人員來說，影響不小。

不得不說，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舊賬不會被反復翻來覆去地表演，卻也不會被簡單遮蓋。當年的事會被平靜地提起，會被當事人親口講出，也會要求記錄成材料。既不縱容、也不刻意侮辱人的尊嚴，這種處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教育。

四、在文史工作中“抵債”

時間往前走。隨著在全國政協工作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沈醉原本緊繃的心，慢慢松了幾分。機關里的民主人士，不少早年都嘗過軍統的厲害，現在卻在日常相處中表現得頗為寬厚。有的碰見他，只點點頭、淡淡寒暄幾句；有的談起當年的遭遇，也只是陳述事實，很少借機羞辱。

這種態度，讓他一方面感到愧疚，一方面也逐漸放下了那種被“圍觀”的緊張。畢竟，在這里，他只是一個負責整理史料、寫回憶、寫調查筆記的普通專員。

值得一提的是，對特赦戰犯的生活待遇，黨和政府制定了相對合理的保障。每月一百元工資，在當時足以維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還不時組織體檢，發醫療證，提供就醫保障。這些安排，讓不少人心理上的防備漸漸減弱，開始認真面對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整日活在昔日的陰影和怨氣里。

在文史資料工作中，沈醉開始系統梳理自己在軍統的經歷。這不是閑來無事寫幾段筆記，而是有組織、有要求的口述史整理。他需要把軍統內部的機構設置、人員構成、行動方式、對敵政策，一條條說清楚，再同歷史檔案比對核實。許多細節，只有親歷者說出來，才有真實質感。

在這個過程中，他寫下了《沈醉日記》、《沈醉自述》、《沈醉回憶錄》、《沈醉“獄”中趣聞》等一系列材料。這些文字，從文筆上看并不追求修辭華麗，更多是一種交代與剖析。寫到某些特務行動的經過，他不得不把曾經親自簽過字、甚至親手安排的行動一一攤開。這不是簡單“回憶”，更像一次次在紙面上面對自己的過去。

從歷史研究角度看，這些材料價值不小。軍統機關的內部運作，長期處在遮蔽狀態，檔案也不可能完全自洽。沈醉這樣的當事人，既掌握內部情況，又愿意提供細節，有助于后人理解那段復雜歷史的來龍去脈。

但從個人層面看，這種書寫過程無疑也是一種“抵債”。每寫一段，就等于承認一次當年的所作所為。有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出于現實環境的壓力，是為了表現“改造好”。然而從他后來多次在文章里反復交代的語氣來看，那種悔意并不全是姿態。

試想一下，一個在舊時代被視為“能干”“忠誠”的特務官員，在新社會里，只能把過去的“成績”當作罪行逐條寫出，這種落差，本身就足以讓人頗多感慨。尤其當他在辦公室里聽到閻寶航平靜地講起“較場口被特務沖擊”那件事時，這種反差就更加刺眼：同一時刻，兩種角色，一方記得的是棍棒與血跡，另一方記得的是命令與執行。

時間久了，他對政協機關中的這些民主人士的敬意反而更多。不是那種口頭上的恭維，而是因為在日復一日相處中看到一個事實：受害者并沒選擇以牙還牙，而是愿意讓這些“昔日的敵人”在新的制度下活下去、干實事。這種胸襟，不是靠一兩句口號就能撐起來的。

從1962年起，直到后來，他一直在這個崗位上做文史工作，持續不斷地寫、不斷地講。那些年他完成的稿件數量不少，若逐一加總，篇幅頗為可觀。可以說，他晚年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解釋和反省過往這件事上。

回過頭看，1962年的那次工作分配，表面上只是幾個特赦戰犯被安排進某個機關的行政程序，實際上卻標志著另一個階段開始：曾經隱秘的特務系統，開始由內部參與者自己拆解；曾經血腥和陰影籠罩的秘密行動，開始被還原在公開的紙頁上。這種變化，既是國家政策的結果，也是個人命運被重新安置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