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塊設市模式及變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調整的歷史長河中，切塊設市作為縣級市設立的重要模式之一，承載著特定歷史時期的發展訴求，見證了我國城鎮化進程與行政區劃改革的迭代演進。不同于整縣改市的全域轉型，也區別于撤地設市的區域整合，切塊設市以“局部切割、精準設市”為核心特征，將縣（自治縣、旗、市）的部分行政區域——多為縣城、中心鎮、重要工礦區、交通樞紐等發展基礎較好的區域——單獨劃出，設立縣級市，與原縣域分割為兩個及以上縣級以上行政區，形成“縣市并存、協同發展”或“市區分離、各司其職”的行政格局（浦善新，2006:95）。這種設市模式，既是應對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靈活舉措，也是適配不同歷史階段工業發展、城鎮建設、邊疆治理等需求的重要探索，其形成、發展與變遷，深刻反映了我國行政區劃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關聯，勾勒出一幅兼具時代性與實踐性的行政區劃調整畫卷。

追溯切塊設市模式的源頭，其思想雛形可遠溯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礦區管理實踐，而正式形成制度化模式，則與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鎮化起步、行政區劃體系完善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切塊設市并非憑空創設，其產生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核心是為了破解特定區域“發展需求與管理體制不匹配”的矛盾——在縣域范圍內，部分區域因資源稟賦、政策扶持、區位優勢等因素，率先形成了一定的城鎮規模和非農產業基礎，其發展需求遠超普通鄉村區域，而原有的縣域管理體制以農業生產、鄉村治理為核心，難以適配這些區域的工業發展、城鎮建設和公共服務需求，因此，通過“切塊”的方式單獨設市，賦予其更具針對性的管理權限和發展自主權，成為當時最具可行性的解決方案。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家大力推進工業化起步，“一五”計劃期間重點布局了一批工業項目，其中不少項目落戶于縣域范圍內的資源富集區或交通便利地帶，形成了一批初具規模的工礦區。這些工礦區聚集了大量企業職工和非農人口，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工業生產體系和生活社區，其管理需求與以農業為主的縣域管理存在顯著差異——工礦區需要統籌工業生產、職工生活、基礎設施建設等事務，而原縣域政府難以兼顧工業發展與鄉村治理的雙重需求，導致工礦區發展缺乏針對性的政策支持和管理保障。在此背景下，國家開始試點設立“工礦區”建制，如遼寧阜新、黑龍江鶴崗等，雖多為臨時性建制，未形成規范的設市模式，但已蘊含“局部區域單獨管理”的核心思想，為后續切塊設市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實踐基礎。

1954年，我國正式確立“省—縣—鄉”三級行政區劃體系，專區作為省級政府的派出機構，統籌轄區內縣級行政區管理。這一時期，部分工礦區、交通樞紐因發展需要，逐步從縣域中單獨劃出，設立縣級市，成為切塊設市的早期實踐。例如，1956年，四川省從隆昌縣劃出部分區域設立縣級內江市，以適配當地蔗糖工業發展的需求；1958年，甘肅省從玉門市劃出部分區域設立縣級嘉峪關市，依托當地鋼鐵工業基地的發展需求，強化工業管理職能。這一時期的切塊設市，數量較少、標準寬松，缺乏明確的制度規范，設立核心多為服務國家工業建設，屬于“按需設市”的探索階段，其設市區域主要集中在工業基礎較好的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傳統工業基地，設市后主要承擔工業生產和職工管理職能，城鎮功能相對單一。

1966年至1976年，我國行政區劃調整陷入停滯，切塊設市實踐也基本處于暫停狀態。這一時期，原有切塊設立的縣級市大多維持現狀，管理模式未發生明顯變化，部分工礦區縣級市因工業生產受影響，發展陷入緩慢狀態。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全新階段，城鎮化進程逐步啟動，縣域經濟快速發展，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日益凸顯，切塊設市模式迎來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逐步形成了規范的類型劃分和設市邏輯，成為縣級市設立的主流模式之一。

根據用戶給出的核心定義及切出區塊的性質差異，結合我國切塊設市的實踐歷程，切塊設市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型，這三大類型相互區別、各有側重，分別適配不同區域的發展需求，共同構成了切塊設市模式的完整體系，也見證了我國切塊設市實踐的多樣性。不同類型的切塊設市，其形成背景、發展路徑和時代影響各不相同，清晰反映了我國行政區劃調整與區域發展需求的精準適配。

第一種類型，是以原縣城為基礎切塊設立新的縣級市。這種類型是切塊設市中最常見、最成熟的一種，也是20世紀80年代整縣改市模式興起之前，切塊設市的主流類型。縣城作為一個縣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往往聚集了縣域內最優質的資源、最完善的基礎設施和最集中的非農人口，工商業基礎相對雄厚，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具備設立縣級市的良好條件——無論是人口規模、經濟實力，還是公共服務、市政設施，都遠超縣域內其他區域，因此，以縣城為基礎切塊設市，條件最為成熟，實施難度最小，也最容易實現設市后的快速發展。

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核心邏輯是“剝離縣城的城鎮管理職能，單獨設立縣級市，原縣域繼續保留，專注于鄉村治理和農業生產”。具體而言，就是將縣人民政府駐地的城關鎮及周邊少量近郊區域單獨劃出，設立縣級市，管轄范圍以縣城核心區域為主，原縣的剩余行政區域繼續保留縣的建制，與新設立的縣級市并列，同屬地級市或地區管轄，形成“縣市并存”的行政格局。例如，1978年9月，安徽省為推動六安縣縣城的城鎮化發展，強化其區域中心地位，以六安縣的城關鎮及周圍9個生產隊為行政區域，設立了縣級六安市，六安縣繼續保留建制，與縣級六安市同屬六安地區管轄，縣城的城鎮功能與縣域的農業功能實現分離，各自聚焦自身發展重點。

以原縣城為基礎切塊設市，雖然具備條件成熟、實施難度小等優勢，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問題是容易形成新的城鄉分割和城市發展空間受限。一方面，縣城被單獨劃出設立縣級市后，與原縣域形成行政分割，原縣域的鄉村區域失去了縣城的輻射帶動，城鄉發展差距可能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切塊設立的縣級市管轄范圍狹小，僅局限于原縣城及周邊少量區域，隨著城市發展和人口集聚，城市擴張空間嚴重不足，難以承載工業擴容、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升的需求，制約了城市的長遠發展。

此外，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還可能導致行政資源浪費和管理效率低下。“縣市并存”的格局，意味著同一區域內存在兩個縣級行政機構，分別負責縣級市的城鎮管理和原縣域的鄉村治理，兩者在規劃、建設、資源配置等方面容易出現協調不暢、重復建設等問題，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正是由于這些局限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整縣改市模式的興起，以原縣城為基礎的切塊設市模式逐步退出主流，原有通過這種方式設立的縣級市，大多在后續的行政區劃調整中，通過“地市合并”“撤縣并市”等方式，升級為地級市或并入其他地級市轄區。

除了用戶提及的1978年安徽縣級六安市的案例，還有多個典型案例印證了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實踐。例如，1979年11月，湖北省為推動鄂東地區城鎮化發展，從鄂城縣劃出城關鎮及周邊5個農村生產大隊，單獨設立縣級鄂城市，與鄂城縣形成“縣市并存”格局，同屬黃岡地區管轄，這是鄂東首個縣級市，依托鄂鋼、水泥廠等工業基礎，迅速成為區域經濟亮點。但由于轄區范圍狹小、發展空間受限，且與一江之隔的黃州鎮（黃岡地區駐地）資源難以統籌，僅存在四年便在1983年被撤銷，與鄂城縣、黃州鎮合并設立省轄鄂州市，原鄂城市區域成為鄂州市的鄂城區，其短暫的興衰也印證了這種切塊設市類型的局限性。又如，1981年，江蘇省以江都縣的邵伯鎮及周邊區域為基礎，切塊設立縣級邵伯市，后因發展空間受限，于1983年撤銷，重新并入江都縣；1983年，浙江省以吳興縣的湖州鎮為基礎，切塊設立縣級湖州市，后隨著地市合并，升級為地級市，原吳興縣撤銷，并入湖州市轄區。如今，當年通過這種方式設立的縣級市，大部分已升級為地級市或并入地級市轄區，僅少數保留縣級市建制，成為這種切塊設市類型的歷史遺存。

第二種類型，是以非縣城的中心鎮為基礎切塊設立新的縣級市。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核心特征是“跳出縣城，選擇縣域內發展潛力較大的中心鎮作為設市核心”，相較于以縣城為基礎的切塊設市，其設立條件相對寬松，實施阻力相對較小，主要適配于縣域內存在多個發展熱點、縣城輻射帶動能力有限的區域。中心鎮作為縣域內除縣城以外的重要城鎮節點，往往憑借獨特的區位優勢、資源稟賦或政策扶持，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工商業基礎和人口規模，擁有較為完整的行政管理機構和基礎設施，發展潛力較大，且與原縣城保持一定距離，不會與縣城形成直接的發展競爭，因此，以中心鎮為基礎切塊設市，既能培育新的區域增長極，又能避免對原縣城發展的沖擊，同時也能帶動周邊鄉村區域的發展。

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設立邏輯是“培育縣域副中心，優化區域發展布局，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選擇縣域內非農產業發達、人口集聚明顯、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的中心鎮，將其及周邊少量近郊區域單獨劃出，設立縣級市，管轄范圍以中心鎮為核心，輻射周邊部分鄉村區域，原縣的建制繼續保留，與新設立的縣級市協同發展。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最大的優勢的是發展潛力大、行政阻力小——中心鎮的發展往往沒有縣城那么多的歷史包袱，且與原縣域的發展定位差異較大，能夠形成產業互補，因此，在實施切塊設市過程中，更容易獲得當地群眾和政府的支持，也更容易實現設市后的快速發展。

用戶提及的1980年河南省縣級駐馬店市的設立，便是這種類型的典型案例。1980年9月，河南省為推動豫南地區的交通樞紐建設和工商業發展，撤銷駐馬店鎮，恢復縣級駐馬店市，以確山縣駐馬店鎮及附近的燒山、塘房莊、周莊、鄧瓦房4大隊的行政區域為駐馬店市的行政區域。駐馬店鎮作為確山縣內的中心鎮，并非確山縣城（確山縣城為盤龍鎮），但它是豫南重要的交通樞紐，京廣鐵路、京港澳高速（當時為107國道）穿境而過，工商業基礎雄厚，人口集聚明顯，具備設立縣級市的條件。設立縣級駐馬店市后，駐馬店鎮的交通樞紐功能和工商業優勢得到進一步發揮，逐步發展成為豫南地區的區域中心，而確山縣則繼續聚焦于鄉村治理和農業生產，兩者形成了良好的協同發展格局。后續，隨著駐馬店市的不斷發展，1983年，駐馬店地區撤地設市，原縣級駐馬店市成為駐馬店市驛城區，完成了從切塊設市到地級市轄區的轉型。

除了駐馬店市的案例，我國還有多個以非縣城中心鎮為基礎切塊設市的典型實踐。例如，1981年，廣東省從中山縣劃出石岐鎮及周邊區域，切塊設立縣級中山市，石岐鎮作為中山縣內的中心鎮，工商業發達、人口密集，設市后快速發展，1988年升級為地級市；1982年，浙江省從紹興縣劃出紹興鎮及周邊區域，切塊設立縣級紹興市，與紹興縣并存，1983年紹興地區撤地設市，原縣級紹興市成為紹興市越城區；1983年，江蘇省從常熟縣劃出虞山鎮及周邊區域，切塊設立縣級常熟市，虞山鎮作為常熟縣的中心鎮，經濟實力雄厚，設市后成為全國縣域經濟的標桿，至今仍為縣級市建制。這些案例表明，以非縣城中心鎮為基礎的切塊設市，能夠有效培育區域增長極，推動中心鎮的快速發展，同時也能優化區域發展布局，實現縣域經濟的協同發展。

第三種類型，是以國企建址地、重要工礦區、交通樞紐、邊境口岸、風景名勝區等為基礎，切塊設立新的縣級市。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設立目的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核心是為了扶持國企發展、強化工礦區管理、完善交通樞紐功能、加強邊境治理或推動風景名勝區保護與開發，其設立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國防政策、區域發展政策緊密相關，是國家統籌特定區域發展的重要行政區劃手段。

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切出的區塊往往具有鮮明的特殊性——要么是國企集中布局的區域，需要專門的管理機構統籌企業生產與職工生活；要么是重要工礦區，資源富集但生態環境脆弱，需要強化資源開發管理與生態保護；要么是交通樞紐，承擔著區域內外的物流、人流中轉功能，需要完善的城鎮配套設施；要么是邊境口岸，承擔著國防安全與對外貿易的雙重職能，需要加強邊境治理與涉外管理；要么是風景名勝區，需要統籌旅游開發與生態保護。這些區域的發展需求，與原縣域的農業主導、鄉村治理定位差異巨大，原縣域政府難以適配其特殊的管理需求，因此，通過切塊設市，單獨設立縣級市，賦予其針對性的管理權限，成為保障這些區域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用戶提及的案例，精準體現了這種類型的切塊設市特征。1981年，河南省設立縣級義馬市，以原義馬礦區的行政區域為其行政區域，核心目的是為了強化義馬礦區的煤炭資源開發管理，扶持當地煤炭產業發展。義馬礦區是豫西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聚集了大量煤炭企業和職工，原有管理模式分散，難以統籌煤炭生產、安全管理與職工生活保障，設立義馬市后，專門負責礦區的管理與發展，有效推動了煤炭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如今，義馬市已成為河南省重要的能源基地縣級市。1988年，山西省設立縣級古交市，以原古交工礦區的行政區域為其行政區域，古交工礦區是太原西山煤礦的重要組成部分，煤炭資源豐富，設立古交市后，強化了煤炭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統籌管理，推動了當地工業與城鎮的協同發展。

除了上述案例，我國還有大量此類切塊設市的實踐，涵蓋工礦區、交通樞紐、邊境口岸、風景名勝區等多種類型。在工礦區方面，1977年，河南省設立縣級舞鋼市，以舞陽縣南部的舞鋼工區為基礎切塊設立，舞鋼是國家“三線建設”重點鋼鐵基地，設立縣級市后，專注于鋼鐵產業發展，依托鋼鐵產業躋身全國縣域經濟百強，成為工礦區切塊設市的典范；1969年，湖南省設立縣級冷水江市，析出新化縣西南部的冷水江鎮、礦山鄉等錫礦山銻礦核心區，冷水江因“世界銻都”聞名，礦冶歷史逾百年，切塊設市后，獲得獨立財稅與規劃權限，加速了銻產業技術升級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如今已成為全球銻品供應重要基地；1980年，四川省設立縣級華鎣市，以華鎣山工礦區為基礎切塊設立，聚焦煤炭、建材等產業發展，成為川東重要的工業縣級市。

在交通樞紐方面，1986年，湖北省設立縣級枝江市，以枝江縣的枝江鎮及周邊區域為基礎切塊設立，枝江鎮是長江沿岸重要的港口樞紐，也是焦柳鐵路的重要節點，設立縣級市后，完善了交通樞紐配套設施，推動了物流、航運產業發展，成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1992年，廣西設立縣級東興市，以防城縣的東興鎮為基礎切塊設立，東興鎮是我國西南地區重要的邊境口岸和交通樞紐，承擔著與越南的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職能，設立縣級市后，加強了邊境治理與涉外管理，推動了邊境貿易的快速發展。

在邊境口岸方面，1992年，云南省設立縣級畹町市，以瑞麗縣的畹町鎮為基礎切塊設立，畹町是我國通往緬甸的重要邊境口岸，具有重要的國防和對外貿易意義，設立縣級市后，強化了邊境口岸管理與涉外服務，推動了中緬邊境貿易的發展（后于1999年并入瑞麗市）；1993年，新疆設立縣級塔城市，以塔城縣的塔城鎮為基礎切塊設立，塔城鎮是新疆西北部重要的邊境口岸城市，設立縣級市后，加強了邊境治理與區域發展，成為新疆西北部的區域中心。

在風景名勝區方面，1982年，浙江省設立縣級建德市，以建德縣的城關鎮及新安江風景名勝區周邊區域為基礎切塊設立，核心目的是為了統籌新安江風景名勝區的保護與開發，推動旅游產業發展，建德市依托新安江的山水資源，成為知名的旅游縣級市；1986年，海南省設立通什市（今五指山市），以保亭縣的通什鎮與紅山農場、瓊中縣的暢好區與紅島區、樂東縣的番陽區共同組成，此舉系為服務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的前期布局，統籌海南中部熱帶雨林風景名勝區保護與黎族苗族聚居區治理，是多縣切塊設市的罕見案例，2001年通什市更名為五指山市，如今已成為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核心管理區。

梳理我國切塊設市模式的變遷歷程，結合其發展階段的特征，可將其劃分為“探索起步期、快速發展期、規范調整期、萎縮衰退期”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的切塊設市實踐，都與當時的國家政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城鎮化進程緊密相關，變遷軌跡清晰反映了我國行政區劃改革的演進邏輯和區域發展需求的變化。

第一階段，探索起步期（1949年—1977年）。這一階段是切塊設市模式的初步探索階段，核心特征是“按需設市、缺乏規范、數量稀少”。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服務國家工業化建設，試點設立了一批工礦區縣級市，如阜新、鶴崗、玉門等，這些縣級市大多以工礦區為基礎切塊設立，管理職能單一，主要聚焦于工業生產和職工管理，缺乏規范的設市標準和管理模式。1954年行政區劃體系確立后，切塊設市實踐逐步推進，但數量依然有限，且設立標準寬松，多為應對特定工業項目或交通樞紐的發展需求，未形成系統的類型劃分和設市邏輯。1966年至1977年，切塊設市實踐基本暫停，原有切塊設立的縣級市維持現狀，發展緩慢。這一階段的切塊設市，本質上是國家應對工業化起步需求的臨時舉措，為后續切塊設市模式的規范發展積累了初步實踐經驗。

第二階段，快速發展期（1978年—1996年）。這一階段是切塊設市模式的黃金發展期，核心特征是“類型齊全、數量激增、成為主流”。1978年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快車道，城鎮化進程逐步啟動，縣域經濟快速發展，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日益凸顯，切塊設市作為適配區域發展需求的靈活設市模式，迎來了快速發展。這一時期，我國出臺了一系列行政區劃調整政策，逐步規范切塊設市的設市標準和審批程序，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地市州黨政機關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在工礦企業集中、城鎮人口較多的地區，可切塊設市”，旨在破解“小馬拉大車”困境——即縣城或工礦區經濟已具城市規模，卻受縣級行政體制束縛，難以有效集聚資源、提升治理效能；1986年，《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于調整設市標準和市領導縣條件報告的通知》進一步細化標準，強調“切塊區域應具備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與城市基礎設施”，為實踐提供了明確依據。

在政策引導下，切塊設市實踐快速推進，數量大幅增加，三大類型的切塊設市均得到廣泛實踐——以縣城為基礎的切塊設市成為主流，以中心鎮為基礎的切塊設市逐步興起，以工礦區、交通樞紐等為基礎的切塊設市也逐步增多，形成了“百花齊放”的發展格局。這一時期，每年都有多個通過切塊設市設立的縣級市，截至1996年，我國縣級市數量達到頂峰445個，其中，通過切塊設市設立的縣級市占比超過40%，成為縣級市設立的核心模式之一。這一階段的切塊設市，有效推動了我國城鎮化進程，培育了一批區域增長極，緩解了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為縣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第三階段，規范調整期（1997年—2012年）。這一階段是切塊設市模式的規范整頓與調整階段，核心特征是“審批暫停、存量優化、數量減少”。1997年，由于此前切塊設市、整縣改市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部分地區盲目跟風設市，缺乏足夠的發展基礎；部分切塊設立的縣級市管轄范圍過小，發展空間受限；部分“縣市并存”區域出現行政協調不暢、資源浪費等問題，國務院緊急凍結了撤縣設市（含切塊設市）的審批工作，切塊設市實踐進入暫停狀態。

這一時期，我國行政區劃調整的重點轉向對原有切塊設立的縣級市進行存量優化，通過“撤市設區”“撤市并區”“撤市并縣”等方式，對發展質量不高、規模過小、布局不合理的切塊設市縣級市進行調整。例如，1999年，云南省撤銷縣級畹町市，并入瑞麗市；2000年，湖北省撤銷縣級鄂州市（原切塊設立），并入黃岡市；2002年，四川省撤銷縣級華鎣市，并入廣安市廣安區；2011年，安徽省撤銷縣級巢湖市，并入合肥市、蕪湖市、馬鞍山市。同時，1993年國務院《關于調整設市標準的報告》雖未明令禁止切塊設市，但大幅提高設市門檻，并強調“優先考慮整縣改市”，進一步壓縮了切塊設市的發展空間。此外，部分切塊設立的縣級市，通過自身發展，升級為地級市，如中山、東莞、三亞等，原有“縣市并存”格局被打破。經過這一階段的調整，我國切塊設立的縣級市數量大幅減少，切塊設市模式逐步退出主流，行政區劃體系更加優化。

第四階段，萎縮衰退期（2013年至今）。這一階段，切塊設市模式逐步萎縮，核心特征是“審批重啟但側重整縣改市、切塊設市罕見”。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優化行政區劃設置、完善設市標準、嚴格審批程序，具備條件的縣可有序改市”，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進一步明確“將有條件的縣城和重點鎮發展成為中小城市”，撤縣設市審批工作逐步重啟。但此時，我國城鎮化進程已進入提質增效階段，行政區劃調整的導向發生了明顯變化——更加注重區域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整縣改市模式成為縣級市設立的唯一主流模式，切塊設市模式因存在管轄范圍小、行政協調難、城鄉分割等局限性，不再適應新時代城鎮化發展的需求，因此，這一階段，我國幾乎沒有新的切塊設市實踐，僅存在少量對原有切塊設立縣級市的存量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5月，民政部批復設立縣級共青城市，以德安縣的茶山街道、甘露鎮、金湖鄉及星子縣（今廬山市）的蘇家垱鄉、澤泉鄉為行政區域，這是1997年縣改市暫停后，全國首個且迄今唯一經國務院批準的切塊設市案例，具有標志性意義。共青城源于1955年上海青年志愿墾荒隊創建的“共青社”，是“全國唯一以共青團命名的城市”，承載特殊政治文化符號，切塊設市旨在破解其長期“鎮級管理、市級功能”的體制困境，賦能國家級贛江新區建設。這一案例是新時代我國切塊設市的唯一實踐，但其設立具有特殊性，并非普遍推廣的模式，也未能改變切塊設市模式萎縮衰退的整體趨勢。如今，我國現存的縣級市中，通過切塊設市設立的仍有一定數量，但大多已通過后續調整，擴大了管轄范圍，逐步擺脫了原有局限性，融入區域協同發展格局。

切塊設市模式的變遷，并非偶然，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城鎮化進程、行政區劃改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興起與衰退，都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發展需求相適配，具有深刻的時代必然性。從歷史作用來看，切塊設市模式在我國城鎮化進程和行政區劃改革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局限性。

從積極作用來看，首先，切塊設市有效推動了我國城鎮化進程，培育了一批區域增長極。通過切塊設市，將縣域內發展基礎較好的區域單獨劃出，設立縣級市，賦予其更靈活的發展自主權和更具針對性的管理權限，有效推動了這些區域的城鎮建設、工商業發展和人口集聚，加快了城鎮化步伐。例如，駐馬店、義馬、古交等城市，通過切塊設市，快速實現了從鎮、工礦區向縣級市的轉型，成為區域內的城鎮中心，帶動了周邊區域的發展。其次，切塊設市精準適配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發展需求，保障了國家產業政策、國防政策、區域發展政策的落地實施。以工礦區、國企建址地為基礎的切塊設市，推動了我國工業的規模化發展，保障了能源、原材料的供應；以邊境口岸為基礎的切塊設市，加強了邊境治理和涉外管理，維護了邊境安全，推動了邊境貿易的發展；以交通樞紐為基礎的切塊設市，完善了我國交通網絡配套，提升了區域交通樞紐功能。

再次，切塊設市優化了區域發展布局，緩解了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縣域內部，縣城、中心鎮、工礦區等區域與普通鄉村區域，在發展基礎、發展需求上存在巨大差異，切塊設市將兩者分離，讓縣級市專注于城鎮發展和非農產業，原縣域專注于鄉村治理和農業生產，實現了“各司其職、協同發展”，有效緩解了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優化了區域發展布局。最后，切塊設市積累了寶貴的行政區劃調整經驗，推動了我國行政區劃體系的完善。切塊設市作為一種靈活的設市模式，其在實踐中形成的類型劃分、設市標準、管理模式等，為我國后續的行政區劃調整提供了重要參考，推動了我國行政區劃體系向更加科學、規范、合理的方向發展。

從局限性來看，首先，切塊設市容易形成新的城鄉分割和行政壁壘。切塊設立的縣級市，管轄范圍狹小，與原縣域形成行政分割，導致兩者在資源配置、規劃建設、產業發展等方面難以協同，容易出現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等問題，同時，也會導致原縣域的鄉村區域失去縣城的輻射帶動，城鄉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其次，部分切塊設立的縣級市發展空間受限，難以實現長遠發展。以縣城、中心鎮、工礦區為基礎切塊設立的縣級市，管轄范圍大多較小，隨著城市發展和人口集聚，工業擴容、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升等都受到空間限制，發展后勁不足，不少縣級市因此被撤銷或并入其他區域，如鄂城市、邵伯市等。

再次，“縣市并存”的格局容易造成行政資源浪費和管理效率低下。兩個縣級行政機構并存，需要兩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和管理體系，增加了行政成本，同時，兩者在工作協調中容易出現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問題，影響區域發展。最后，部分切塊設市缺乏足夠的發展基礎，盲目設市導致發展質量不高。在切塊設市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部分地區為追求“設市”的虛名，盲目跟風，將不具備設市條件的區域切塊設市，這些縣級市設立后，因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人口規模和基礎設施，發展陷入緩慢狀態，成為“空心市”“弱勢市”，浪費了行政資源。

如今，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進入提質增效階段，行政區劃調整的導向更加注重區域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整縣改市模式成為縣級市設立的主流，切塊設市模式因存在諸多局限性，已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僅作為一種存量行政區劃形態存在。但我們不能否定切塊設市模式在特定歷史時期的重要作用，它是我國城鎮化進程和行政區劃改革的重要探索，見證了我國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從城鄉分割向城鄉融合的轉型歷程，其經驗教訓，對我國新時代的行政區劃調整和區域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回望切塊設市模式的變遷歷程，從建國初期的初步探索，到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再到新時代的萎縮衰退，它的每一步變遷，都鐫刻著時代的印記，承載著發展的訴求。切塊設市模式的興起，是我國應對工業化起步、城鎮化啟動、縣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的必然選擇；它的衰退，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行政區劃體系完善、區域發展理念升級的必然結果。盡管如今切塊設市已不再是縣級市設立的主流模式，但那些通過切塊設市設立的縣級市，依然在我國縣域經濟發展、城鎮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的發展軌跡，依然是我國行政區劃改革與區域發展的生動縮影。

總結而言，切塊設市模式是我國行政區劃調整史上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設市模式，其三大類型精準適配了不同區域的發展需求，其變遷歷程反映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行政區劃改革的內在關聯。它在推動城鎮化進程、培育區域增長極、保障國家政策落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存在城鄉分割、空間受限、行政資源浪費等局限性。如今，我國行政區劃調整已進入“優化整合、協同發展”的新時代，切塊設市模式雖已逐步退出主流，但它積累的實踐經驗和教訓，對我國新時代縣級市設立、縣域經濟發展、城鄉融合發展等，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為我國行政區劃體系的持續完善、區域發展質量的不斷提升，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