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專家稱“新年好消息”：中國人又想結婚了，背后變了什么？

中國結婚熱潮來了：676萬對新人，能扭轉人口下滑嗎

今年一開年，很多人刷手機都能感覺到，結婚這件事在中國“又火起來了”。民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結婚登記總數達到676.3萬對，比2024年多了65.7萬對，同比上漲10.76%，是近幾年少見的兩位數增長。對一個連續四年人口負增長的國家來說，這個數字背后的含義，遠比朋友圈里的婚紗照要復雜得多。

先看冷冰冰的現實。2025年，中國人口總量減少了約340萬，這是自上世紀中葉大饑荒之后最急劇的一次下降。同一年，全國新生兒只有790萬，創下新低。在人口學里，中國有個特殊點，和不少西方國家不同，非婚生育比例很低，大部分孩子都來自“先結婚再生育”的家庭結構。所以婚姻登記數據，在中國幾乎是未來出生率的“前置指標”，這也是為什么國外人口學者、俄羅斯社會學家卡普斯京會專門寫文章關注這波“婚姻熱”。

這次結婚率的回升，并不是憑空出現的情緒波動，而是政策、經濟和社會氛圍疊加的結果。過去幾年，中國在生育政策上經歷了從“放開二胎”“全面三孩”到著力“降成本”的轉向，結婚登記環節也一起做了減法。各地開始精簡流程，跨省通辦逐步推廣，線上預約、電子證照等數字服務降低了時間成本，對一大批“懶得折騰手續”的年輕人來說，這些微小的改變，反而是推動他們“趕緊去領證”的臨門一腳。

更直觀的是實打實的“真金白銀”。不少省份給新婚家庭發放一次性補貼，有的城市對新婚夫妻提供住房租金折扣、購房契稅減免，有的把首胎生育補貼寫進了政策清單。從個體角度幾千上萬元的補助可能換不來“想不想生”的根本轉變，但對于“婚房壓力”“彩禮壓力”都壓在一對年輕人身上的現實，這些資金至少能緩一下“第一步”的焦慮。

更難量化的是社會氛圍的變化。過去幾年，“不婚不育”“丁克自由”在網絡上話題度很高，但2024年以來，官方話語和主流媒體開始有意識地強化“家庭”“親情”“三代同堂”等意象，從國潮婚禮、傳統中式婚禮的推廣，到地方推出的集體婚禮、特色婚俗文化節，再到社交平臺上不斷刷屏的“馬年結婚”“好日子扎堆登記”，結婚這件事在輿論環境里的“潮流屬性”明顯被重新包裝過。

這背后也有中國文化的深層因素。很多人選在2025年結婚，并不完全是因為補貼，而是覺得這是個“好年份”。傳統觀念里，屬相、年份、數字的吉利與否，會被自然地和婚姻、成家聯系在一起，“馬年”“好日子”“雙日雙月”等概念，在現實生活的婚期選擇中依然很有影響力。政策在發力，文化在助推，這波結婚熱既有經濟邏輯，也不乏心理暗示。

但要把結婚證順理成章地看成“嬰兒車的預告單”，就有點樂觀了。先擺，結婚率高，可以改善人口預期，但無法立刻扭轉低出生率。原因不復雜，先是經濟賬。現在走進生育年齡的是Z世代，他們普遍受教育年限更長，職業規劃更重視自我實現，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高撫養投入，讓“要不要孩子”“要幾個孩子”從“默認選項”變成了需要精算的“理財項目”。

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里，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家庭總投入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這還不算隱性成本，比如一方職業發展被迫放慢、家庭矛盾增多、時間精力被持續占用。正因為如此，即便是同齡人中相對條件不錯的雙職工家庭，也常常在飯桌上反復討論“先穩定幾年再說”“要不要只要一個”“要不要先凍卵留個選項”等問題。結婚不再自動等于“馬上生”，而更像是“先把形式走完，內容慢慢再想”。

第二個現實是人口慣性。現在走進婚姻登記處的年輕人，本身就是前些年出生率下滑后的“減量一代”，即便他們的結婚意愿有所恢復，總人數比上一代少，能貢獻的總出生數也受到硬約束。這像一條水管，水壓可以通過政策和激勵加大一點，但如果水管本身變細了，總流量很難回到過去的高位。

從國家層面來這波結婚熱的意義不僅在于當下的生育數字，更在于心理預期的扭轉。過去幾年，“人口危機”“全面老齡化”相關的討論強度很高，常常被放大成一種“未來無望”的情緒。而當結婚登記數突然回升，社交媒體上曬結婚證、曬婚禮現場的內容開始占據話題榜，“結婚成家比獨身更時髦”的說法開始出現，輿論場里的關鍵詞悄悄從“下滑”“危機”轉向“恢復”“調整”，這種氛圍反過來又會影響個人決策。

人口和經濟之間的聯動也越來越被擺在臺面上討論。勞動力規模的縮減，意味著未來繳納養老保險的人變少，領養老金的人變多，“一位老人對應幾名勞動者”的比例持續變化，養老金體系的可持續性承壓。對地方政府來說，設法穩住育齡人口規模、延長健康勞動年限，已經不是抽象的“遠期問題”，而是與稅收、社保、醫療預算直接掛鉤的現實課題。在這個意義上，結婚率上升同時也是一個“經濟信號”，說明年輕人對未來的預期不再一味悲觀，開始愿意在一個城市扎根、在一段關系里長期投入，這對消費、住房、教育等一整條產業鏈都會釋放積極影響。

為了支撐這種趨勢，中國在住房、就業、托育等環節也在做配套調整。多個城市提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放寬剛需首套房貸款條件，為新婚家庭提供公租房、保障房優先配租，部分地區探索把幼兒園往前延伸，試點1—3歲托育服務由社區、街道兜底，減輕年輕父母的時間壓力和經濟壓力。對于女職工，延長產假、優化生育保險報銷比例的嘗試在更多省份鋪開，圍繞“職場媽媽如何不被邊緣化”的討論逐漸進入企業管理話語，這些都在一點點削弱“生不生孩子=要不要犧牲職業發展”的矛盾。

哪怕如此，現實的拉扯仍舊存在。很多Z世代夫妻更看重生活質量，希望在旅行、自我成長、興趣愛好上保留足夠空間，即便支持政策越來越多，他們也未必愿意把家庭模式回退到“拼命供養下一代”的舊軌道。所以未來幾年，中國更可能看到的是：結婚率溫和回升，生育率緩慢止跌，但難以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的高峰，人口負增長或許會被“放緩”，而不是馬上“掉頭向上”。

從社會情緒角度，這種溫和的正向變化同樣重要。在連續四年人口下降之后，人們開始習慣用悲觀的眼光看待長遠前景，延遲結婚、不愿承諾、不敢長期消費，成了一部分年輕人的默認姿態。當婚姻登記處重新排起長隊，當“馬年結婚”“扎堆領證”的短視頻不斷刷到，當傳統紅色結婚證再次成為一代人的“儀式道具”，這種關于未來的想象也在悄悄變形。哪怕還沒有更多嬰兒車上街，但至少，有更多人開始相信“可以為兩個人共同規劃點什么”。

卡普斯京在那篇題為“人口危機被取消：中國經歷婚禮熱潮”的文章里，用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判斷，他認為這場婚姻潮本身就說明，中國不再把人口問題單純當作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而是把它當作社會結構、價值觀和經濟預期綜合調整的結果去面對。這種調整不會一夜見效，卻可能決定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節奏。街頭嬰兒車的數量會不會如一些人期待般迅速增加，還有待時間驗證，但至少，在中國，關于“家庭”的討論不再被簡單歸結為“負擔”或“束縛”，而開始重新被賦予選擇、責任和希望的多重含義。

對每個普通人來說，也許不用被宏大的“人口轉折點”嚇到或鼓舞太多。更實際的，是在看清現實成本的前提下，想清楚自己對親密關系、對子女、對生活方式的真實期待，在可承受的范圍內做選擇。如果你身邊剛好有準備領證或者剛領完證的朋友，不妨多聊聊他們真實的想法，或許能比任何數據都更直觀地感受到這波變化帶來的溫度。

以上基于公開報道交流，不構成政策、軍事及購買參考建議。你會因為這波“結婚熱”而改變自己對結婚、生育的想法嗎，還是會堅持原有的生活選擇，歡迎在評論里聊聊你的真實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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