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商業銀行AIC耐心屬性的有效路徑｜資本市場

文/中國工商銀行投資銀行部業務經理楊澤

本文基于商業銀行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sset Investment Company, 簡稱AIC）的發展現狀，闡述提升其耐心屬性的重要意義，剖析當前面臨的擎肘因素，并從AIC內部的特色機制、資金來源、人才建設與流程優化四個維度，提出系統性的優化路徑建議，以期為AIC更好履行耐心資本功能、服務國家創新戰略提供參考。

我國經濟正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科技創新驅動的新質生產力成為重要增長引擎，催生了對“耐心資本”的龐大需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AIC作為商業銀行參與股權投資的核心載體，其戰略價值得以凸顯，正通過提供“耐心資本”有力支撐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本文基于商業銀行AIC的發展現狀，闡述提升其耐心屬性的重要意義，剖析當前面臨的掣肘因素，并從AIC內部的特色機制、資金來源、人才建設與流程優化四個維度，提出系統性的優化路徑建議，以期為AIC更好履行耐心資本功能、服務國家科技創新提供實踐指引。

商業銀行AIC發展現狀

自2016年國務院啟動市場化債轉股改革以來， AIC作為商業銀行體系內專業從事股權投資的持牌機構，經歷了從試點到規模化發展的快速成長。2017年，五大國有銀行率先設立首批AIC，以市場化債轉股為主營業務，解決不良資產與企業杠桿率高的問題。2020年，監管政策實現關鍵突破，允許AIC在上海開展不以債轉股為目的的股權投資試點，標志著其業務從債務重組向真正股權投資拓展。2024年至2025年，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至北京、天津、重慶、南京、杭州等18個城市及相關省份。

當前，商業銀行AIC發展呈現以下特征：體系布局基本成形。2025年7月，郵儲銀行宣布擬設立中郵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標志著六大國有銀行全部完成AIC布局。試點主體亦擴展至股份制銀行，興業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相繼獲批籌建，注冊資本介于100億至150億元。目前9家AIC注冊資本總額近1500億元，形成“國有大行+股份行”的發展格局。業務模式持續深化。AIC從早期債轉股工具逐步發展為覆蓋股權投資、資產管理、財務顧問等綜合性股權投資平臺。試點擴容后，AIC積極與地方政府、產業資本合作，通過“直投+基金”模式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截至2025年6月末，全行業在試點城市的簽約基金總規模超3800億元，所有試點城市均實現首單業務落地。盈利能力顯著增強。

自AIC成立以來，國有五大行AIC合計總資產從2018年末的1508億元增長至2024年末的6027億元，增長約3倍；凈利潤從2018年末的11.47億元增長至2024年末的183.54億元，增長逾15倍。其中，AIC合計凈利潤年復合增長率達58.74%，增速顯著高于母行。資金來源更趨多元。央行定向降準資金約占其總資金的70%～80%，同時AIC可通過發行金融債、同業借款等方式開展表內融資。試點范圍擴大后，AIC通過其附屬機構發起設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模式日益成熟，資金來源更趨多元，政府引導基金、產業資本等長期資本正成為重要的基金合作方。行業地位逐漸凸顯，截至2025年6月末，國有五大行AIC作為普通合伙人，已累計認繳出資基金規模近800億元，合計設立基金近100支，逐漸成為一級股權投資市場的重要投資人。

提升AIC耐心屬性的重要意義

完善科技創新融資體系的關鍵環節。技術從實驗室到產業化常面臨“死亡之谷”，因風險高、周期長，傳統資本往往回避該階段。AIC股權投資基金兼具市場邏輯與制度屬性，有助于彌補我國早期階段股權資本供給不足的問題。相較于追求短期回報的VC/PE及產業資本，AIC更注重戰略價值培育，具備更長投資周期和更高風險承受力，與科技研發及成果轉化的長期性、不確定性高度契合。在中央明確提出“壯大耐心資本”的背景下，增強AIC耐心屬性，既是響應國家政策，也是服務科技強國與自立自強的重要舉措。

引領社會資本踴躍參與的示范效應。近年來，受國際形勢復雜、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等影響，我國股權募資市場整體收縮，國有資本參與度持續提升，“國資化”趨勢顯著。2024年，國有資本認繳出資達12542億元，占全年基金認繳總額的81.58%。其中，銀行機構出資1100億元，較2023年增長94%，反超保險機構出資規模。這一變化與監管對AIC發展的政策支持直接相關。2025年，隨著AIC政策進一步放寬，銀行機構出資規模繼續攀升，帶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推動上半年股權募資市場回暖，規模同比提升12%。國有資本憑借其示范效應，不僅強化國有企業履行創新主體責任的意愿，也引導更多資源流向關鍵技術領域與產業鏈薄弱環節，激勵社會資本投向周期長、風險高的早期硬科技項目。

帶動地方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力量。隨著房地產行業進入下行周期及城鎮化進程趨緩，傳統土地財政模式難以為繼。地方政府積極借鑒“合肥模式”“深圳模式”等經驗，鼓勵股權投資與創業投資發展，推動從“土地財政”向“股權財政”轉型。截至2025年6月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總額達467.3萬億元，而存續私募股權基金規模僅為10.95萬億元，二者差距顯著，表明銀行系資金向股權投資轉化潛力巨大。地方政府通過引入銀行系資金，可緩解本地募資難題，實現中央與地方在資金與資源方面的有效聯動。借助AIC在專業能力、基金管理與資金規模等方面的優勢，結合地方國資的產業引導作用，能夠更好推動地方產業鏈培育與升級，助力拓展新財政收入來源，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制約AIC提升耐心屬性的掣肘因素

相關機制與股權投資規律不匹配。一是AIC所肩負的長期戰略使命與當前內部的績效考核機制存在脫節。盡管其投資周期可長達5~10年，但現行的績效考核仍難以擺脫以年度為主的短期盈利導向，過度圍繞資本回報率、人均利潤等時點性指標，這使其在踐行長期價值投資時面臨內在沖突。二是合理容錯機制的缺失制約股權投資積極性。股權投資本身具有高失敗率，尤其硬科技早期項目風險更高。現行的績效評價機制未能確立與投資組合整體收益相匹配的、對單一項目失敗的合理容錯空間，制約了團隊的風險偏好。三是責任認定機制不完善導致決策保守。即便多數項目成功，個別失敗也可能引發國有資產流失質疑，使投資行為偏離“耐心”初衷。

資金屬性與股權投資性質不協調。一是銀行資金因其傳統的“債性”屬性，在期限、收益與風險偏好上與股權投資存在天然差異。盡管AIC在資本計量上享有針對股權的優惠安排（如債轉股風險權重為250%），但其最低6%的獨立杠桿率要求，客觀上限制了資本的無限擴張。同時，AIC尚未普遍建立起與股權投資高風險、長周期特點完全匹配的、有效的結構化增信體系。這些因素疊加其源自銀行體系的審慎風控文化，共同導致其在項目選擇上更傾向于風險相對可控、現金流穩定的成熟型企業，而在承擔更高風險以博取超額回報的早期科技投資方面，積極性仍顯不足。

二是資本補充渠道有限。央行定向降準資金占AIC資金來源的70%～80%，但考慮到降準作為央行調節市場流動性的重要工具，無法經常使用。雖AIC可以通過發行債券進行表內融資，但AIC發行債券需對發行人進行獨立的跟蹤評級，且融資期限相對較短，一般不超過3年期。

三是中長期資金籌措機制不健全。AIC通過發行債轉股投資計劃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拓寬了資金來源，緩解了對母行資本的過度依賴。然而在實踐層面，其融資渠道仍有待進一步拓寬，目前尚在積極探索引入保險資金、爭取社保基金等長期資金參與基金搭建，以構建更穩定的中長期資金來源結構。

人才儲備與股權投資擴容不同步。一是股權投資對行業研究、估值定價與投后管理能力要求高，而債轉股業務與股權投資邏輯差異大，銀行薪酬體系也難以吸引兼具深厚金融背景、豐富投資經驗和對特定產業深刻理解的股權投資人才。二是股權試點擴容至18個城市所在省份，項目數量爆發式增長，AIC及附屬機構人員總量與結構難以有效應對，項目經理缺口擴大導致項目排隊時間過長，易錯失投資良機。三是投研能力建設滯后。與市場化機構相比，AIC在行業研究、項目挖掘與估值分析等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缺乏既懂技術又懂投資的復合型人才，制約對硬科技項目的精準識別與價值判斷。

業務流程與股權投資要求不適應。一是盡調流程面臨“非標化”矛盾。債轉股項目對象以成熟的央國企為主，行業分布以傳統企業居多，盡調流程相對標準化；而“投早投小”面對的多為初創團隊，核心資產可能是代碼、專利或構想，盡調重心須轉向團隊背景、技術壁壘與市場潛力，需構建高效評估“無形資產”和“人的價值”的非標流程。二是決策流程面臨“個性化”沖突。早期科技投資機會窗口短、個性強，若沿用債轉股項目多層審批鏈條，必然錯失良機，須優化決策流程。三是投資策略面臨“趨同化”傾向。盡管政策引導“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實踐中因風控文化形成的風險厭惡，仍將資源集中于Pre-IPO、成熟企業等低風險項目，對種子期與初創期覆蓋不足。2024年AIC完成的156起投資案例中，成長期及成熟期企業占比超70%，早期項目不足30%，偏離“耐心資本”定位，制約其在硬科技投資中的引領作用。

提升AIC耐心屬性的制度優化建議

以上分析表明，AIC提升耐心屬性的過程，面臨著內在機制與外部環境、短期考核與長期使命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有鑒于此，要系統性塑造AIC的長期投資生態，就不能止于零敲碎打的調整，而需推動從理念到機制、從資金到能力的全面升級。接下來，本文將從構建特色機制、拓展資金來源、培養人才隊伍及完善業務流程四個維度，系統闡述提升AIC耐心屬性的可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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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金融評論》2026年1月刊總第146期

編輯 | 王茅

審核丨丁開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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