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花了20年時間研究中國,跑遍大江南北,查資料、做訪談,最后他得出一個讓他自己都沒想到的結論。
他終于明白了,中國為什么能在40年里從一個落后的國家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什么西方國家總是看不懂中國的思維方式,為什么14億人能在關鍵時刻團結一致。
這個答案只有四個字,但卻能徹底改變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這四個字到底是哪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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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一本書在西方輿論場掀起波瀾——當中國統治世界。
在不少西方評論員眼里,這個書名近乎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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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點對習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敘事的西方學界來說,沖擊不小。
自17世紀以來,“主權國家”一直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單位。
國家有疆界、有政府、有法律,這是分析世界的通用模型。
但馬丁·雅克說,如果只用這個模型看中國,會始終覺得別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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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憑空下結論。
他熟悉西方制度,也深知西方話語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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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中國的現代化不是簡單復制西方路徑,而是在自身歷史脈絡中完成轉型。
改革開放后引入市場機制,但并沒有完全照搬西式政治結構。
參與全球化,卻始終保持國家層面的統籌能力。
所以他強調,與其說中國在“崛起”,不如說在“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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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意味著從零開始,“復興”則意味著回到歷史上曾經擁有的位置。
唐宋時期的經濟規(guī)模、明代的手工業(yè)產值、清代前期的全球GDP占比,都說明中國并非第一次站在世界前列。
今天的變化,在他看來,是一條長線的延續(xù),而不是突然的突圍。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很多西方觀察者會產生不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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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習慣把現代化等同于西化,把工業(yè)化與制度變革綁定在一起。
當一個國家在不完全復制西方制度的前提下實現工業(yè)升級和科技突破,自然會引發(fā)認知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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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由蒙古貴族建立,軍事上橫掃歐亞。
但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主動采納漢制,設立中書省,重用儒臣,推行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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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誰坐上皇位,都需要獲得“正統”敘事的承認。
這套連續(xù)性的基礎,首先是儒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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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
它強調秩序、責任和家國關系。
哪怕秦始皇曾焚書坑儒,思想并未真正中斷。
朝代更替可以頻繁,價值體系卻相對穩(wěn)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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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漢字體系。
佛教傳入中國后,并未保持原樣,而是在漢語語境中重構,形成禪宗等本土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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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科舉制度。
自隋唐確立以來,科舉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通道。
寒門子弟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體系,這種制度在歷史上維持了較長時間的社會穩(wěn)定。
階層流動雖然不徹底,但始終存在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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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若想長期統治,必須進入這套體系。
時間一久,原本的差異逐漸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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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習慣用“威權效率”或“制度優(yōu)勢”解釋中國的集中動員能力,但如果只停留在政治層面,很難說明深層原因。
家庭責任、集體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界線并不絕對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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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只是行政命令,更是社會結構的反應。
經濟政策上同樣如此。
鄧小平提出“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強調務實取向。
這種實用理性并非突然出現,而是中國傳統“經世致用”思想的延伸。
引入市場機制、設立經濟特區(qū)、推動產業(yè)升級,都體現出靈活調整而非僵化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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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建設是另一種表現。
南水北調工程、高鐵網絡鋪設、大規(guī)模新能源投資,體現的是長期規(guī)劃能力。
2024年中國GDP約134.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約30%。
光伏、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成為全球重要供應者。
這些數字背后,是國家層面的戰(zhàn)略安排與社會層面的長期投入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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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關系上,“一帶一路”倡議強調互聯互通與合作共贏。
無論外界評價如何,它體現的思路是通過基礎設施與貿易聯系形成網絡,而非傳統殖民擴張。
肯尼亞蒙內鐵路、東南亞港口建設等項目,被視為這種模式的代表。
馬丁·雅克認為,西方之所以感到不適,是因為中國并未按照他們熟悉的路徑行進。
那條軌道確實已經延續(xù)數千年。至于未來會如何發(fā)展,仍需時間檢驗,但理解它,或許需要先換一把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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