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的啟示：給窮人發錢？

如果一個社會失業率沖到25%，也就是四個人一個沒工作，別幻想“忍忍就過去”。

歷史告訴你，經濟先塌，社會秩序跟著松，政治極端主義就會趁虛而入。

1929年大蕭條，表面是資本市場崩盤，實質是社會“病灶”集中爆發。

最危險的不是跌幅，而是有人把病當成小感冒，最后拖成全身感染，國家層面一旦誤診，代價不是錢，是國運。

英國也差不多，德國更糟，工會成員中五分之二以上失業，還有五分之一只能做非全日制。

這些數字有個關鍵背景，它們來自當時的民主國家體系，數據相對可靠，不太存在隨意涂改，也正因為現實太硬，才把“社會情緒”直接推向了政治極化。

德國給出的“藥方”，就是讓希特勒這種極端人物上臺。

這是飲鴆止渴，短期給了秩序感和情緒出口，長期把國家推成國際社會的異類，最后變成二戰誘因之一，人民付出慘痛代價，國家也走向分裂與國土收縮。

這就是大蕭條最陰冷的啟示，經濟崩壞不是終點，錯誤的政治選擇才是深淵的入口。

失業不是單純的經濟指標，它是社會穩定的血壓計，一旦爆表，會把一切都推倒重來。

再看美國社會的現場細節，幾乎都是“反人類”的荒誕，大量人失業、貧困、甚至自殺。

很多婦女去城市大超市的垃圾桶里找殘羹剩飯，蘋果爛在果園里，因為價格低到不夠支付采摘成本，但同時又有數以百萬計的孩子吃不起蘋果。

最沖擊的一幕是農場主把牛奶倒掉，而大量美國人喝不起牛奶。供給明明在那里，卻故意銷毀，因為市場價格體系告訴資本方“賣了更虧”，這就是危機里最荒誕的邏輯。

所以大蕭條到底怎么發生的？

這里有幾個理論視角，一個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強調資本積累不平衡導致周期性危機。

另一個在美國更主流的是凱恩斯主義，羅斯福新政通過政府擴大支出、基建投資來創造就業。

還有一個就是不均衡理論，它的邏輯非常粗暴，也非常有效。工業化和科技進步讓社會生產了太多產品，但消費者收入太少，買不起，于是產能變成負擔，庫存變成災難。

1920年到1929年，美國工人每小時工資只漲了2%，但工廠工人的生產率卻猛增，生產飛奔，工資原地踏步，結果就是購買力嚴重不足。

這還沒完，美國總人口中占五分之一的農業人口，因為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等原因，收入也在縮水。于是社會多數人同時在“變窮”，需求端被掐死，危機不來才怪。

所以“不均衡理論”給出的藥方也很直接，政府必須給消費者發錢，發真金白銀，重新分配消費力。

通過國家力量做一次財富的二次分配，讓占人口多數的中低收入群體更有保障。

很多人聽到“發錢”，第一反應是道德審判，懶人養成了怎么辦，財政扛得住嗎，市場會不會被扭曲？

當消費力塌了，企業賣不出去，失業更高，財政更差，這是連鎖反應。

大蕭條后的一個大轉向，就是很多國家開始推行福利國家政策，降低貧困，讓國民生活更有保障，強調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所安。

北歐甚至出現“從搖籃到墳墓”的高覆蓋保障，這背后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選擇。

當然這也引發了意識形態爭論，羅斯福新政被批評“把美國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有人說在學蘇聯。

但1928年蘇聯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1929年大蕭條爆發，華爾街資本家把機器和生產線向蘇聯輸出，蘇聯為了工業化大采購，代價是“瘋狂壓榨農民、掠奪糧食”。

結果導致1932到1933年的大饑荒，主要集中在烏克蘭，接近1000萬人被餓死。

羅斯福和蘇聯根本不是一回事，羅斯福不可能、也做不到為了目標去餓死本國農民。

相反美國對農業給了大量補貼，更重要的是美國福利是自下而上，優先覆蓋底層人口，這點與蘇聯那種自上而下先保障干部形成鮮明對比。

福利不是一句口號，它考驗的是財政能力、制度設計、執行透明度，以及能否真正向最需要的人傾斜。

大蕭條把一個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的規律敲在了全世界頭上，多數人生活沒保障、缺乏消費力，經濟一定好不了，多數人有保障、有尊嚴、有消費力，經濟也差不到哪去。

這也是站在中國視角最想強調的地方，我們討論“發錢”或者“擴張性政策”，不要陷入情緒化口水戰，而要看它是否能修復需求鏈條、穩定預期、托住底層風險。

一個社會最怕的不是暫時困難，而是信心被擊穿后形成長期的內卷與對立。

福利的意義，很多時候就是在你最無助的時候，能把你從懸崖邊拉回來一步。

回到開頭那句“給窮人發錢”，在大蕭條的語境里，這不是討好誰，也不是搞慈善，而是一種對沖崩盤風險的政策工具。

真正的難點從來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發、發給誰、發多少、怎么可持續”。

如果把國家治理比作治病，那大蕭條告訴我們的不是某個萬能藥方，而是兩條底線。

第一，別誤診，別讓經濟焦慮被政治極端綁架；第二，別把多數人的生活保障當成可有可無，消費力不是奢侈品，它是經濟循環的發動機。

這盤棋，誰把“人”放在最后，誰就會在歷史里付出最貴的學費。